瞧,这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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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天后，韦莲司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的见解与家人父母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是容忍迁就以求相安，还是我行我素，各行其是，以至决裂也不在乎呢？显然，韦莲司的作派是不为家人认同的，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她想听听胡适的意见。
　　容忍（即宽容）是胡适一生多所关注的问题，而且越至老境越推崇容忍，遂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格言，虽然此语出自他的老师。但，“容忍”之成为胡适思想谱系中的一个坐标，越往后越多染有政治哲学的义函。这次，在韦莲司的问题面前，是胡适第一次对容忍发表意见，它是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具有伦理学的意义。
　　

十七　与韦莲司谈“容忍”（2）
首先，胡适自认是东方人，他谈了东方人对容忍的理解。在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叫毛义的古人，“有母在，受征辟，捧檄而喜”，其喜也，因母之故。母亲去世后，即弃官，“义本不欲仕，乃为母屈耳”。胡适把它称为“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另外，对于父母的信仰，虽然自己不以为然，但“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因为父母老了，一旦失去自己长期以来的信仰，即如同失去依归，那会很痛苦。这样的容忍也就是“为人的容忍”。这里，胡适的两个容忍其实就是一个字“屈”。
　　但习染东方文化传统的胡适毕竟也非常喜欢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个人本位”和个性张扬在美国的胡适无疑感同身受。他引西方近世之说：“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先。……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护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说也。”到这里，可以看到，胡适至少是自相矛盾的。为真理而不迁就的这个“真理”和以上为所爱而迁就的“信仰”其实一个性质，而以上毛义违心做官也就是这里胡适所不赞同的“强行所不欲行”。但下面胡适开始拔高，这种不容忍“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弥尔之《群己权界论》倡此说最力，易卜生之名剧《玩偶之家》亦写此意也。）”　其实，张扬自己的个性就是为了个性，如韦莲司那样，倒不必要额外承受人类进化的负担，它也负不起这个“担子”。这里的“屈”与“不屈”，“容忍”与“不容忍”，显然是矛盾的，胡适对这个问题想好了吗？
　　没有，至少是不成熟。胡适这样来化解矛盾：“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但，这样问题就自了了吗？私人领域谈容忍，公共领域反弃之，是否颠倒了？在我看来，公共领域尤其政治领域才是容忍之地，无容忍（或“无妥协”）则无以言政治；至于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私人领域，容忍迁就还是各行其是倒是个交替选择的问题。几天后，韦莲司给胡适寄信，信中引了英国学者毛莱《论妥协》一文中的话，胡适读了后，认为“透澈”，把它抄了下来。然后，胡适找毛莱的书读，又从文中摘录了一段。毛莱的文章和观点深深吸引了胡适，多年后，胡适在其英文自传《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中，特意提到，因韦莲司的介绍，自己读了毛莱的“On　promise”，它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精神影响之一”。
　　案：胡适上谓“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以前者而论，他和江冬秀结婚，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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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歌德的镇静功夫（1）
一战爆发后，在纽约学画的韦莲司“感愤不已，无意学画”。她曾经致信纽约的红十字会，自荐赴欧到军中去做战地护士，因她没有看护经验，纽约的红十字会拒绝了她，韦莲司“益感慨愤懑”。这时胡适给她讲了个歌德的故事，这位德国大文豪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胡适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当法国拿破仑进攻德国最紧急时，歌德却天天从事中国文物的研究。二，勃西之战期间，歌德赶着写剧本《厄塞》的最后一幕。在胡适自己看来，“歌德之镇静功夫”，此中有真意，大可玩味。此意用他国内朋友给他举的诸葛亮的例子来说明，即“以鞠躬尽瘁之诸葛亮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于是，胡适对韦莲司说：“人生效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一非献世之事？岂必执戈沙场，报劳病院，然后为贡献社会乎？”韦莲司听后，有所释然，遂重操画笔。不独韦莲司如此，胡适的另一个朋友，是匈牙利人，叫骆特。自开战以来，愤恨美国舆论偏袒协约国，“每斤斤与人争论，为德奥辩护，哓哓不休，心志既专，至不能用心学业，……至于憔悴其形神”。胡适感“其爱国之诚”，又“怜其焦思之苦”，　一天，和骆特相遇于途，拉住他便送上了这个歌德的故事，骆特听后，表示愿意尝试一下。但效果如何，胡适和我们一样，也就不知道了。
　　胡适看起来是向别人讲故事，其实他未始不是反复讲给自己听，因为考验很快就落到自己头上。中国虽然远离欧洲战场，而且开始时对交战双方还保持中立，但事不关己并非能高高挂起。一战爆发前两年，英日两国结为同盟，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入协约，即出兵攻打德国势力范围的胶州湾，这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战场。1914年的11月11日，青岛被日本占领，本是中国领土，日本人却不打算交还，还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对于国人的声讨，日本人振振有词说：“即使日本决定占领胶州湾，这也没有破坏中国领土之完整，因为胶州湾早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胶州湾的主权早已归于德国，至少有九十九年了。”　就这样，中国被介入欧战，中国问题立即凸显，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就再也不能做壁上观了。
　　当时在北美的抗日救国运动是什么情况呢？从胡适的某篇日记可以观其大略：“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这些举动，胡适很不以为然，“徒乱心绪，何补实际”？时在哥大读政治学的张奚若痛责政府无能，胡适不客气地反问：“不知若令足下作外交部长又何以处之？”战，胡适是不赞成的，“国家之事，病根深矣，”拿什么去战？“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这时“责人无已，尤非忠恕之道”。胡适自己的看法是：“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　显然，这是前此歌德之镇静功夫在胡适身上的化用，胡适主张留学生在迫到眼前的国难面前保持镇静。
　　胡适一生惟冷静，惟冷静而能行理性，你叫胡适热血沸腾是难办的，他年轻时便如此，这是生性，也是训练。日本占领青岛，中日之间旋即开始讨价还价。北美留学生纷纷建议，其中不乏“骇人之壮语”。年轻的胡适云：“余无能逐少年之后，……但能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这天，当地留学生召开特别会议，商讨交涉问题，胡适因事未与会，但他留了一个条子交会长在会上代读。还是歌德的那层意思：“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当晚，胡适记写日记，说到会上情形，会长读他条子时，“会中人皆争嗤之以鼻。即明达如叔永，亦私语云：‘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及选举干事，秉农山起言：‘今日须选实行家，不可举哲学家。’盖为我而发也，司徒尧君告我如此。”　这通日记事关胡适自己，面对别人的反对，却写得如此平静，如同记旁人事一般。这也是胡适的冷静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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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歌德的镇静功夫（2）
胡适少时在乡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这时胡适很担心留学生非但不能解决国是，反而耽搁了自己的学业。多年以后，当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时，为人师长的胡适，态度很明确：守住自己的课桌。课桌就是学生该执之事。作家杨沫反映1930年代北平学生生活的《青春之歌》，如果让当时在北大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看到，他肯定认同的是那个去图书馆的“余永泽”，尽管他也能理解活跃于广场上的“林道静”，哪怕林的身后还有一只叵测的手。其所以如此，盖在于他自己做学生时就是这样。学生就是学生，报国并非一途。国势殇颓，非学生力之所能，慷慨激昂，亦于情事无补。学生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分搞好学习，以备将来为国效力。当留美学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时，胡适几乎是逆流而动，他写了封引动一片声讨的“致留学界公函”，仍然坚持主张歌德的镇静功夫，就此，胡适已经是再三致意了：“让吾等各就本份，各尽责职；吾辈之责任乃是读书学习。不可让报章上所传之纠纷，耽误吾辈之学业。吾等正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　当年梁启超曾比较留日和留美的两拨学生，说：留日的“读书不忘爱国”，留美的“爱国不忘读书”——此其胡适之谓乎！
　　冷静是一种理性，歌德有此功夫，胡适亦不差池。在这一点上，除了歌德之外，他的哈佛朋友郑莱和他谈到的屠格涅夫小说（Virgin　Soil）中的主人公亦给他留下殊深印象，郑莱所描述的这位“主人公乃一远识之士，不为意气所移，不为利害所夺，不以小利而忘远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君独超然尘表，不欲以一石当狂澜，则择安流而游焉。非趋易而避难也，明知只手挽狂澜之无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　胡适听后，深有所动，当即表示一定要读一读这小说。最后读了没有想来没人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胡适自身多少就具有这样的气秉。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胡适年青时亦大致如此。
　　但，年轻的胡适在冷静的理性面前，是否还会有那种潜涌的感情？国难当头，他果然还能一味地“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成才，非静无以成学”（诸葛亮语，大意）？胡适真的就那么一味地不挂怀国事？
　　谨抄胡适1915年5月5日、5月6日两天日记（部分）如下：
　　5日：东方消息极恶，报章皆谓恐有战祸。余虽不信之，然日京报章皆主战，其丧心病狂如此。远东问题之益棘手，有以也夫！
　　6日：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能成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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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爱国癫”（1）
高调爱国，历来是中国的爱国特色，但能解决问题吗？这是胡适深所忧虑。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以空前的热情讨论“二十一条”，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登上了《中国学生月报》，上述的“骇人之壮语”，到了这里，便是“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的义愤填膺。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胡适在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　insan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此时的胡适虽然还是个“不争主义者”，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不干的。针对对方以比利时为例，胡适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比利时的两个城市，鲁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的态度是“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同上）
　　如果在胡适身上找英雄主义，肯定找错了地方。胡适是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往往是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这时他虽然还在康大，还没有拜到杜威门下，但，对杜威那一套有点无师自通了。同时，英国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胡适影响甚深，所以他会很自觉地反对挺战声浪。从当时的情形看，胡适这样做很不讨巧，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中国的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