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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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下属的一家设备公司在改制之后，职工们仍然保持着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以为得过且过的日子可以继续混，公司亏了反正主要是亏了广厦的。个别不安分的职工则想浑水摸鱼，把公司的设备拿出去卖了，或者拿去出租，坏了之后则拿回公司维修。
　　但是真实的王明和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文弱。当他知道设备公司在2001年的年终结算中出现了100万的亏损后，便让集团的党委、工会和人力资源部门出面宣布公司关门，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进行核查。过去捧惯铁饭碗、吃惯大锅饭的职工们自然闹了起来，集团管理班子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大家毕竟是一起从老集团过来的。
　　王明和也理解这层关系，所以亲自出马处理。面对一群激动的面孔，他并不多讲大道理，只讲了三条：一是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留下来，但岗位必须调整，思想必须转变，而且有三次机会调整岗位；二是不愿意留下的可以选择离开，集团按照改制时定下的最优惠政策给予补偿；三是对以上两种处理办法都不接受的话，可以公事公办，到劳动局仲裁。
　　对于把公司设备拿去变卖和私自出租的情况，在调查清楚之后，王明和则坚持当事人必须走人，案件可以不报公安局，也不记入档案。
　　这样的处理是无懈可击的，即使要闹也找不到理由。经过这番最初的磨合，广厦的管理理念也就逐步在杭州建工集团扎根，集团的经营也很快走上轨道。两年之后的2003年，杭州建工集团的产值也由过去的5亿到6亿元，一下子跃升到20亿元，利润由2000年的600万元增加到3600万元。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1）
作为城市，北京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曾经是皇帝宫廷所在地的城市又绝不仅仅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而事实也是如此，它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不是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也不是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关系。
　　楼忠福在1998年决定把广厦的建筑主业做大，在全国构建大地基的时候，就考虑在北京兼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以拓展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建筑市场。不过这个悠久的帝都虽然从来都是中国风云际会的中心，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大潮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北京也依然像改革开放中过往的每一波改革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全国的最后。国企主管部门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事情也迟迟放不下架子，也放不开手脚。
　　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厦“以资本换身份，以身份拓市场”的战略构想在北京也迟迟难有真正的进展。
　　不过，楼忠福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总是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在一时敲不开北京建筑市场厚厚的大红门的情况下，楼忠福找了一个小小的“偏门”——1999年10月广厦以350万元购入了北京中地建设公司49％的股权，然后再向该公司投入2000万元，控制该公司83％的股权。
　　这一步棋让楼忠福和广厦实现了“换取北京身份”的目的。但是北京中地建设公司在北京建筑业界，是一家知名度很低、规模很小的公司。这么一家民营资本背景的公司，在市场化程度比全国其他地方都低的北京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大有起色的。所以广厦虽然换到了北京的身份，但却没有真正实现拓展北京市场的目的。
　　2001年7月14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奥运概念立即给北京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对于北京的建筑和地产市场，这更是可以产生无限想象空间的千载机遇。在这样巨大的历史机遇面前，楼忠福历来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当全世界的各路商业英雄都在为数千亿的奥运经济大蛋糕而摩拳擦掌的时候，楼忠福和广厦也在2001年下半年展开了兼并战略的“二进京”行动。
　　广厦“二进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找北京市建工集团商量，希望与其下属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合作。这个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因为北京建工集团下属的几家建筑企业还没有过让民营企业参与重组改制的先例。
　　楼忠福把广厦购并重庆一建、杭州建工集团的成功案例拿出来游说北京市政府官员和北京建工集团的领导，并把他们请到重庆参观考察改制后的重庆一建。最后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建工集团同意让日子比较艰难的北京二建与广厦合作。
　　北京二建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按辈分，这当然又是一个曾经“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共和国的长女”。北京二建成立于1953年，获得过三个鲁班奖，曾经承建过中国第一座火箭实验厂、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等国防科研工程以及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二建的家底不薄，拥有国家一级施工承包资质，有900多职工，旗下有30家专业分公司，另外还有8家合资和参股、控股公司。当然，作为皇城根儿下的“共和国的长女”，它在北京还拥有良好的政府资源、行业口碑以及大批高学历的专业人才。这些也正是楼忠福特别看重的国企资源。
　　不过北京二建改制前的经营状况并不好，正如楼忠福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不困难是不会改革的”。
　　2001年，北京二建的产值是亿，新签合同亿元，但每天以8万元的速度亏损。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因为日子困难，北京二建不断出现拖欠职工医药费、供暖费的事情，而且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了取得控股权，广厦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把北京二建不少包袱都接了过来，包括过往拖欠职工的500多万元的医药费。
　　经过艰苦的谈判，到2002年3月底4月初，改制涉及的“柴米油盐”基本谈妥。新北京二建注册资本金为6000万元，其中广厦集团以现金形式出资3360万元，占56％；北京建工集团以实物形式出资2040万元，占34％；其余为经营者群体入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10％。
　　但这个时候，双方又因为新公司名称是否加入“广厦”二字的问题，陷入了“名分之争”。
　　楼忠福本来很希望在北京亮出广厦的牌子，这对广厦来说很有象征意义。而且广厦在新公司中占绝对控股地位，新公司牌子加入“广厦”二字也属顺理成章的事，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成长于钟灵毓秀山水间的灵活的浙江人却不了解，北京这个四平八稳的龙脉宝地，从大清帝国的康熙爷那时候起，就喜欢在面子、名分、体统等虚文上表现出惊人的不妥协性。
　　这种不妥协性，当年曾让气数已尽的晚清王朝就算是在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上，也一定坚持用皇恩浩荡的口吻说话。而必须用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到了北京的皇城根儿，当年也硬是因为这种不妥协，也只好改用马匹牵引。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左右”之争、“姓资姓社”之争、“公有私有”之争，也莫不以老迈的皇城根儿为最牢固的堡垒。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2）
“皇城根儿地性”由来已久的不妥协作风，在广厦与北京二建的“名分之争”中，同样表现得特别顽强。
　　北京建工集团和北京二建的管理层都特别坚决地表态说，虽然新公司是由广厦控股，但如果新公司像“广厦重庆一建”那样，改为“广厦北京二建”，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对于这种说法，楼忠福和广厦方面既觉得奇怪，又觉得滑稽可笑。双方僵持了一个月之后，最后还是四平八稳的“皇城根儿地性”战胜了钟灵毓秀的“浙江地性”。楼忠福想，叫什么名称不重要，事实上它是广厦的就行。于是新公司还沿用以前的名字，还叫北京市二建。
　　一切“柴米油盐”和“名分体统”的细枝末节都谈妥后，“结婚”的大喜日子也立即到来。
　　素来善于宣传、长于造势的楼忠福，自然不会简简单单地操办这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皇城根儿上的婚礼”。他要让广厦的同事们好好感受一下“穿过北京厚厚的大红门”的感觉，他要为广厦怀胎多年的梦想——“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广厦华北基地”，搞一个体面的“分娩”庆典。
　　2002年5月11日，新“北京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个成立仪式真可谓高朋满座、冠盖云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王小丫担任大会司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新的北京二建公司揭牌。众多与楼忠福相熟的北京官员、学者和名流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这次广厦与北京二建的“结婚”，是北京国有建筑企业首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案例，也是第一次民营企业控股北京国有建筑企业——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又一次创造了“第一”，而且这回是在中国的“首善之都”，在见证了无数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
　　这件事情的新闻轰动性，在传媒业非常活跃的北京自然是不必说的了，而且这也确实是北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在这里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那是全国都听得见、看得见的。尽管这个时候的广厦和楼忠福并不缺乏知名度，但北京众多的媒体还是非常热情地给广厦和楼忠福做了大量“免费广告”。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建设报》、《浙江日报》、《重庆日报》和新浪网等数十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广厦控股北京二建的新闻、介绍楼忠福和广厦的成长故事。
　　广厦和楼忠福的故事一下子在全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在广厦众多的兼并行动中，这一次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巅峰时刻了。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面对古老而幽深似海的北京城，有点想法的中国人总是难以平静的。上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青年李鸿章到北京赶考的时候，发出的感慨。
　　1949年，“三十一年还旧国”的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河北进京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进京赶考”。
　　在商言商的楼忠福，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是第一次进京，但是在2002年5月11日的这一天，他的心情可能也不会太平静吧！
　　

大棋局“封顶”：中取武汉　西入秦川
到2004年，国企改制和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而楼忠福和广厦集团也已经跨越了兼并战役的巅峰时刻。
　　不过2004年3月，盛名之下的楼忠福和广厦，还是“左牵黄右擎苍”地发了一把“少年狂”——28日和30日，广厦兼并的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省路桥总公司，先后举行新公司揭牌仪式。
　　湖北六建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建七师，1990年正式注册更名为湖北六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此次购并中，广厦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自然人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新公司的名称由原先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公司更名为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路桥工程总公司，既是陕西省最大的专业从事公路桥隧施工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不多的著名专业路桥建设企业。陕西路桥成立于1985年，1993年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是陕西省交通厅所属国有大型企业。它先后承建过陕西省内外的西安至三原、西安至临潼、西安至宝鸡、西安至铜川、勉县至宁强、西安至蓝田、榆林至靖边、西安绕城以及京珠、济青、漳厦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在新陕西路桥集团公司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广厦建设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6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陕西省交通厅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公司经营者则以自然人身份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这两起几乎同时进行的兼并案，虽然没有商业之外的边际效益，但在广厦的建设市场大棋局中还是有“封顶性”的重要意义。武汉是九省通衢，是中国中部重要城市，广厦在此布局可以辐射广阔的华中经济圈。而西安虽然地处偏远的西北，但陕西路桥却是中国路桥建设行业的明星企业，决心要做建设行业“全能冠军”的广厦，能将其收归帐下，自然是猛虎添翼。
　　至此，楼忠福1995年构想的广厦建筑大棋局基本完成：华东有以杭州为大本营的强大建筑舰队，华北有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二建和中地建设，西南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厦重庆一建，西北有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路桥，华中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厦湖北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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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踏入地产（1）
对改革开放的蓬勃态势，邓小平在1987年6月就曾经说过：“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不过，10年之后，当一代伟人离别我们的时候，这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中国经济舞台上让人意外的事已经多到让人不再感觉新鲜。假如曾经喊出“致富光荣”的邓小平能够活到2000年之后，那么面对英国小子胡润搞出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中国地产财富的“造山运动”，那么邓小平可能会再一次感慨地说：“没有料到房地产业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造就这么多富豪！”
　　当然，感觉意外的可能不只是邓小平，还有绝大多数没有敏锐地洞悉“土地是财富之母”奥秘的中国人。尽管中国人在1992年后基本告别了“主义之争”，并高高地擎起市场经济的大旗，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兼地主威廉？配第（1623－1687年）这句“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要到2000年前后才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洞悉。
　　从时间上来说，楼忠福和广厦算是地产市场上早起的鸟儿。早在1988年他骑着单车到东阳三建上班的时候，就极具远见地成立了东阳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
　　不过，此时中国土地政策的坚冰才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裂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这年12月深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国的城市居民，此时几乎都是几代同堂地拥挤在斗室之内，苦苦地做着福利分房的噩梦。
　　而1992年后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热，不仅演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招致中央对全国房地产行业的铁腕“速冻”。楼忠福这只本想老老实实打拼一番的“早起鸟儿”，在这两场典型的投机游戏中，不但吃不着肥虫，反而被泡沫打湿了翅膀。
　　此后，直到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政策在1998年底戛然终止，扩大内需的“第三代新政”慷慨出台，一直处于“速冻”状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肥肉”才被一下子扔进滚烫的开水。
　　1997年到1998年的楼忠福大概因为一心一意扑在“做大建筑主业，构建建筑市场大基地”的战略上，也可能因为在海南和北海遗留的“殷鉴”不远，所以才对突然“速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