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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2-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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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世系的变形（1）
语言学和封建社会。法语词汇“lignage”和“parenté”，翻译过来分别是“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这两个词源自古法语和拉丁文，指的是各种关系而非严格的组织团体。如果据传某个人与某些有权势的人物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他就会在社会等级机构中享受到一定的特权地位。库斯长者昂盖朗四世1259年遭到皇家法庭滥施刑罚；由于其等级显赫，法国北部所有大勋爵都是他的血亲，因此皇家法庭不得不为他提供“辩护律师”。父系和母系的堂表兄弟关系以及通过联姻获得的关系，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广泛的亲戚关系网；这个网络在特殊情形中作用尤其显得突出；确实，为了应付被滥施刑罚之不利情形，这种关系网或许专门地被重构过。
其次，同样的词汇也被用于表示团体，如在亚瑟王传奇《班王之亲族们》（li parentez le roi Ban）里，或如加万伤痛于“我们宗族”（nostre lignage）之衰微时。在表达一种明确的关系中，这种用法相对较少，而该团体明确表达并详细说明了血亲关系。Genus，一个纯粹的拉丁文词汇（它不是“种族”（race）的直接词源）；以同样的方式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得到使用；其主要意指某个男人或女人出身“高贵”或“显赫”。它只是偶尔被用于指某个特定的社会团体；因为有更明确的词汇“prosapia”形容这个特定社会团体。“Cognatio”（血缘亲戚）也被用于指群体；但它指的是奴隶群体而非贵族群体。这个列表中应当加入这样一些集体名词，如“proches”（近亲），“amis”＇charnels＇（朋友＇通过血缘纽带＇）和比较常见的“双亲”、“cognats”（血缘亲戚）和consanguinei（血缘关系）。显然，这些都是表示亲属关系的同根词和派生词。惟一缺乏的词汇是“家庭”！无论是夫妇的还是“婚姻的”或“核心的”家庭（夫妇加上孩子），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然而；据此推断核心家庭并不存在也是错误的。社会性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单单依赖那个社会对它自身的理解，以及能够（或希望）勾勒出来的自我想象。事实上；这个社会无法概念化或无法清晰阐释的东西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在最近与G。拉德罗的谈话中，乔治？迪比提出了“沉默的历史”的观念；即那些未被历史提及的私人生活面貌，那些言词无法表达的私人生活历史。血亲关系的问题尤其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密切关注语汇变迁得到解答，因为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强调的；变迁的词汇也可以充分地证明，血亲关系纽带并没有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强劲有力。
封建时代的法国在语言上种类繁多。奥依语（法国北部所讲的语言）有地域的变种。因此，拉丁文派生词有可能展现地区间的变种，但无法捕捉到地方土语的丰富性。形容各种各样可能的血亲关系团体的特定术语之缺乏非常显著。血亲关系实现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功能，将不同的社会领域联系起来。
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般并不使用家族姓名。现代历史学家为了描述的清晰，给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加上姓名，如布洛瓦…尚帕涅（Blois…Champagne）和埃朗伯（Erembaud）。吉鲁瓦——十二世纪一个以该姓氏著称的诺曼家族——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是使用姓名的先驱，这种方式后来开始慢慢流行。他们采用姓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情非得以，因为这个姓名是从外部由政府当局强加给它的。
血统世系的变形（2）
至于血亲关系的称呼术语，教会拉丁语做出的区分那时候已经被废止不用。譬如，两种类型的家翁在教会拉丁语中被区分开来；同父母的兄弟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被区分开来。在一个死亡掠走如此之多初为人父的武士和初为人母者的生命的社会里，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夫妇们无法指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这影响到看待“夫妇”和“家庭”观念的方式。还有不同的词汇形容父亲的兄弟——patruus和母亲的兄弟——*unculus（当然，这是英文中叔父一词的词根），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对待这两种叔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而且，称呼术语本身也相当含混不清。中世纪的语汇做出了我们无须再做的区分，但与此同时，中世纪的语汇把我们认为区分明确的称呼混在了一起，譬如，Nepos既意指外甥，又意指孙子。在翻译成土语时，第一个意思是主要的和常用的，或许是因为很少有孩子知道他们的祖父。即便卡佩王朝之人，已经相当强健，但直到1214年，仍没有人能活到足以看到他孙子的出生。
资料：贵族鼓励并且利用宗族系谱；首先发轫于弗兰德斯和安茹，十二世纪盛行于整个法国北部地区。乔治？迪比指出，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种“出身血缘的意识形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当时人们对自己“世系血统”（lignée）的关注远甚对“血亲关系”（lignage）的关注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人们对血亲关系的纵向垂直之轴的关注远甚对横向水平之轴的关注。但宗族系谱确实非常是有用：从狭义的（和有限的）语义上来说，血亲关系作为想象之物与“现实”几乎具有同等的意义。为了利用宗族系谱资料，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重构亲属关系和婚姻网络。然后，我们可以断定系谱学者如何选择性地扭曲了这个网络，从而推导出他们著作所阐释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教会保存下来的规章和帐目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史学家们通常在这样的先入之见下进行研究。这些文献经常提及个人的亲戚们，他们彼此联系紧密相互关心，这种事实被史学家们视为亲属关系十分强大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果某人想将一部分土地或收入来源送给或卖给教会；这个人必须要求得到他/她近亲们的同意，即所谓的“亲属赞同”（laudatio parentum）。（附带一提，大多数交易既不是简单的礼物也不是彻底的出售，而是非常复杂之事）。因此，在这些官方文献里，我们会发现儿子、女儿、兄弟、姊妹和姐夫、堂兄弟和侄子以及其他人的姓名；通常在文献的末尾。
这种情形导致布洛赫和其他史学家得出了一个未经充分论证的结论，认为中世纪的家族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单位，经常是共同占有财产。首先；大家族虽然令人关注；但被描述得甚少。计量分析表明，参与“赞同”的亲属通常是“婚姻家庭”里的成员。当然偶尔也包括一些比较远的亲戚，诸如“血亲朋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这些参与赞同的远亲很可能被那些为每个捐卖案准备简短声明的人略去了；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简短声明与同一宗交易的详细约单加以比照，不难发现这样的删略。
更重要的是；亲属的权利有可能被高估了。他们没有断绝事实上享有财产的可能，但这可能仅仅是潜在的权力。难道我们应该假定，赞美个人的教会会力图消解家庭纽带的重要性吗？兄弟们和堂兄弟们利用亲属关系为基础对这些财产提出诉求，他们知道尽管鲜有可能得到支持，但却可能得到丰厚的补偿支付，怀疑这一点难道不是更加合理吗？毫无疑问，许多人都会哭怨诉苦，希望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争得10个索里达金币、或骑用的马、或朱红色拖鞋、或珠宝、或毛皮——由此争得将财产权细分，甚或更大程度上将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个人财富。在这些情况中，最有可能是，亲眷团体被呼唤鼓动组织起来，向僧侣和牧师施加压力，这些神职人员比人们想象中要软弱温和。这个亲眷团体既不是通过共同居住也不必是通过共同拥有财产来界定的；不应该把这些含混不清的文献与遗产继承的习惯法混淆到一起，这些习惯法到公元1000年—1200年期间依然很少被记录成文。然而，亲属们这种小伎俩是当时社会常见的现实：以亲属关系的名义要求得到财产和荣誉。人们并不迷信法律，也不被一些观念束缚：他们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手段，极其狡猾地相互争吵和竞争。
不满足于实际记录证据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求之于叙事性的资料。虽然有一些错误的损毁；但它们当中含有阐释和评论的丰富素材，对复原历史社会学具有无上的价值。1100年左右，法国北部涌现出大量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学家。在“法国人”诺根？吉贝尔、佛兰德斯人布鲁日？加尔贝和诺曼人奥德里修斯？维塔利斯等以相当灰暗的笔调，描述一个不是“封建的政治混乱”而是亲属间残酷但理性竞争的世界。以一种辨证方式，大人物的权力被认为既是他们亲族和封臣具有力量的原因，也这些人具有力量的结果。当然，其描述的家庭边界没有像描述家族的边境那么清晰。这无疑是因为没有近距离考察这些物事的动因；有价值的物事是亲属关系网络，而非同质单一的社会构成表象。
最后；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奥依语的史诗和宫廷文学的直接证据。卡洛林王朝人和布里多尼人的主旨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背景和对话中被表现了出来。物质生活史学家业已使用了这些资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些小说情节所诠释的那种似是而非的社会关系呢？至少在这些小说情节里，“封建制度”并没有被看得那么面目可憎，像修士作家们那样由于鄙夷俗世而将现实描绘得一片漆黑。吉内维尔与朗瑟洛的对话和独白让我们直接看到了世俗家庭的情景。如果这些小说行文有独特的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被视为放大镜；表达情感没有比这更好的工具了。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像当代的传奇文学一样；更多地表达现实（广义上的理解），而非臆想更“客观”的文本。因此，这些规章条例、叙事性历史、史诗和宫廷传奇文学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每一种材料都具备不同层次的真实性；每一种材料都构建起它自己的历史情节。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1）
大家族或家庭（尽管两者在当时都没有被用于指涉亲族群体）兴衰起伏的故事，是封建时代编年史家探索不尽的丰富题材。这个主题也特别适合于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对阐释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非常理想。埃朗伯家族就为佛兰德人数十年间丰富的生活图景提供了材料；吉鲁瓦家族为诺曼底地区一个多世纪的生活图景提供了材料，让我们能够进行长时段历史的分析和探索。
埃朗伯家族。贝杜尔夫家族是布鲁日圣多纳牧师会教堂的教务长；由于在1127年的一次事件，最终导致他的家族走向衰败：好人查理伯爵被谋杀。当时一些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见证人加尔贝尔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情节，这是罪行和上帝的复仇（被男人实行）相结合的传奇故事。加尔贝尔的叙述是社会历史的标准材料；因为它告诉我们大量关于司法助理人员兴起。亲王和领主的仆人们，他们尽管在十二世纪中财富快速增加，但仍然努力试图跨入至关重要的贵族门槛。他们是贵族还是农奴？ 司法助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两者之间；而这两个世袭社会地位一种情况下是由群体本身维系，另一种情况下是由除它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支撑。
无疑，埃朗伯家族成功地掩盖了他们低微的家族起源。每个骑士都希望与有声望的家族联姻，埃朗伯也不例外。有一年，他与一位负责校政人员的侄女结了婚。他希图通过建立如此重要的婚姻以再次确定其依然不稳的地位。但他发现他的妻子身上有污点：她是农奴。因此，不仅仅他本人，连同他的姻亲都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困窘之中。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立即发起攻击，他们密谋要搞垮埃朗伯家族，因而极力要求好人查理伯爵强调他的农奴出身。
这个阴谋还有另外一面。被指责出身有农奴污点的妻子的亲属们都认为，自己也是具有高贵声望的家族，他们有自己的城堡，有发动私人战争的能力。于是，埃朗伯的姻亲贝杜尔夫家族决定发动进攻，贝杜尔夫本人间接鼓动他的侄子这么做，以维护本家族的权力和荣誉。贝西亚尔和其他许多贝杜尔夫亲系决定不停地攻击敌对派别唐克马里亲系，这个敌对势力也一样傲慢骄横。双方的亲戚和封臣都被动员起来。好人查理伯爵对他们之间破坏公共和平立法进行处罚时，毁坏了贝西亚尔的房子，从而引起了埃朗伯的愤怒和不满。
结果是，教务长贝杜尔夫的几个侄子策划了阴谋；参与者有其他许多关系并不是很清楚的亲戚，甚至还有一个非亲戚人员。密谋者在教堂里杀害了好人查理伯爵，并立即实施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要确保这个家族的私生子伊普雷的威廉能够成为佛兰德斯伯爵，进而也可以保证暗杀者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好人查理被谋杀后，他的族人立即奋起复仇； 并通过他的候选人威廉？克利顿寻求企图获得佛兰德斯统治权的国王路易六世的支持。他们不准备让这个出身低微的谋杀者继续控制领地。逐渐地，所有的埃朗伯家族的人被他们的罪行拖垮了，包括那些与谋杀本身无关的人也未能幸免。加尔贝尔通过描述其家族固有的罪行证明了其所受的集体报应的合理性。加尔贝尔从普通的材料得到了灵感，从而发掘出了埃朗伯家族的历史：埃朗伯这个名称来自一位出身低微的祖先；这个祖先背叛了他的主人宾格斯城堡主（任何宪章中都未曾提及过这里）。该骑士与他主人的妻子通奸；然后将主人杀害投入河中，通过这种不忠实的婚姻他进入了城堡领主阶层。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2）
作为对谋杀伯爵凶手的处罚；一些人从塔顶被扔下来摔死；这种惩罚是他的罪行的反映和偿还；小说里虚构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家族走到了历史尽头。然而；这个传奇般的虚构故事，开辟的这类传奇文学的前景，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有一位年轻的不知名的英雄开创者，他得到了他争取的东西，娶了一位年轻女人或者寡妇。通过她们，其荣耀和威望（血缘的财富和威望）传给了后世男性的子孙。
然而；亲属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组织结构；不过其每个地方的这种群体边界并不是很确定，这也是明显的事实。它的中央核心是父系亲属关系，在公国控制高级职位的结果是带来了“世系出身”等级的提高，贝杜尔夫控制着他兄弟的儿子们的事业；因为这些侄辈是在他家里被养育成人的，他对他们很有感情。虽然侄子们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仍然要指望贝杜尔夫安排和协调他们的活动； 他们也因此而分享了家族的声望。贝西亚尔的父亲朗贝尔在外围关系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他作为雷登堡的城堡主；试图与参与密谋的儿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只是徒劳。
朗贝尔和其他密谋者的亲戚成了这次集体罪恶的受害者。他们其中有人试图逃脱伯爵家族复仇者的报复。贝杜尔夫的兄弟——城堡主迪迪耶？哈凯——试图在佛兰德斯统治者面前将自己与谋杀者区划清界限：“我们声讨他们的谋杀行动，而且我们会毫不含糊地、绝对是出于内心地要将他们赶走，虽然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给他们避难所、帮助和忠告）。这只是一个为自己辩解的口实还是真心实意？迪迪耶与自己的亲属关系作斗争，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悲剧。但迪迪耶的反抗并没有成功； 加尔贝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即一些个人确实无法从被告的家族中脱离关系。由于深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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