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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曾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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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的农村妇女大多是文盲，为了让她们学文化，妇女部发文件，要求各级妇女组织办识字班。我也现学现卖，将在党校学到的新知识讲给她们听。妇女们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不少妇女不论白天在田头休息，还是晚上抱着熟睡的孩子，都坚持学习，争取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一些妇女干部也成长起来，不少人能写信、算账，甚至还学会了写讲话提纲。
我们下乡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虽然宣传的是妇女解放，对象是妇女，但工作还必须针对男同志，因为是男人要求女人裹脚，是男人不让妇女出门，是男人不让女孩子上学堂。我们的宣传也针对男人想了不少办法。办学习班，让有顽固不化旧思想的男人学习，批评阻拦妇女进步的男家长，是我们当时常采用的办法。
扩大红军队伍、筹款筹粮也是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方作战直接杀敌打仗，离不开后方筹集军粮军费的支持。我们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和军服。妇女自身解放了，男女平等了，革命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四天内就赶做了三千套军服。“节食省粮，支援红军作战”，“丈夫当兵、妻子把田耕”，这种情景在根据地到处可见。延安县东区四乡一个青年妇女送丈夫参军，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做发动工作，带动全乡在五天内完成了扩红任务。
我们还动员妇女讲卫生讲文明。陕北农村的妇女很少洗澡，主要因为没水。那个年代里，妇女的卫生知识也很缺乏。陕北妇女生孩子简直是一场灾难。生孩子时，不许铺席子，更不用说铺褥子，而必须在土炕上，放一层炉灰，人就坐在炉灰上生孩子。这不仅不卫生，造成妇女和婴儿的疾病和死亡，而且是对妇女的一种摧残。生了孩子后，产妇要喝三天稀米汤，这三天，每天每顿只能喝用三个手指捏起来的一点点小米做的汤，把人都饿昏了。我们向她们宣传，妇女生孩子，要吃点好的，吃点鸡蛋，她们反而说就是这个规矩，即使有钱人家也不许吃。这样的风俗，使许多妇女得了妇女病，生下来的孩子也发育不良，妇女的死亡因此也特别多。我们就请懂医学的人给她们讲生理卫生知识，讲卫生保健知识，破除不良的旧习惯，取得了一些成效。
米脂那一带，妇女比较开朗、开明，妇女大部分大脚，有的还识字，那里的妇女工作就比较好开展。
对妇女部的工作，我们定期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总结出来，向组织部长李维汉汇报。
陕北的妇女淳朴可爱，她们实实在在，讲话直来直去，干事踏踏实实，对人也非常热情。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黄土高原，喜欢这里的朗朗晴天，更喜欢这里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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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1）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更多了。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坡上沟里，窑洞内外，到处是出操训练声、读书声、歌声、笑声。部队迅速发展，窑洞也不够住了，到处都是建窑洞的场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年轻人好高兴呀。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问题，让我们听明白。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东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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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水河畔识曾山（2）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我去东北工作。”当时想的不多，选择东北，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李富春说：“你不要到东北，组织决定你去华东工作，那里缺少妇女干部。”说完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曾山。曾山用殷切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组织已经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便表示同意。
李富春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曾山同志是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他走。”能和曾山同志一起工作，我当然挺高兴，但想到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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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青漂亮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
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
我们全家团圆了
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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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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