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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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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山东沿海居民就已经“煮海为盐”，在数千年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处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继承了利用海洋的历史传统，从而创造了鲜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齐国产生过两种观念：一是国家观，二是世界观。国家观发展成了法家学说，世界观发展成了阴阳学说。
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代。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十分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就这样，齐国成了“依法治国”的典范。《管子》这本书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阐述。
到了战国时代，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并不起眼的秦国。秦国的兴起关键人物是商鞅。他就是遵循《管子》的治国理念来治理秦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5）
商鞅是卫国人，原来不叫商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叫卫鞅。他年轻的时候见卫国势弱，就到当时最发达的魏国，给魏国的宰相公叔痤当门客。这个公叔痤是个知人善用的人，发现他是个人才后，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还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公叔痤很器重他，打算引荐他做更大的官。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
只可惜公叔痤不久得了重病。就在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他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点好事，于是向魏惠王推荐了卫鞅，怕魏惠王看不起卫鞅，公叔痤还特别嘱咐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
可就是这么着，魏惠王还是没听进去，没有启用商鞅。可公叔痤却因此留下心病了。按照他的逻辑，不用就得杀，可那样又太对不起卫鞅了。于是公叔痤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他杀你了”。
卫鞅则一笑了之，也不急着走。这可把公叔痤急的够呛，心想：小子，老爷子我是为你好，这可不是耍个性的时候，再不走，小命就没了。
卫鞅见公叔痤真急眼了就解释说：“既然魏王不听您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的。”
果然，魏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此事过了不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了。根据《史记》记载，秦孝公当秦王的时候，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楚、魏、燕、韩、赵不相上下，而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余个小国。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看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于是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一时间，各国的游学士子都密集的出现在秦国，而秦国也很重视他们。这时候秦国各种学术思想都很发达，有凌驾于其它地方学术的趋势。
卫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并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改名商鞅。
变法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然而商鞅却钻了文明发展中的空子。
据史料记载，秦久在西陲，尽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异族，但其生活状态却是和西戎一直处于杂居的状态。秦以游牧为生，与这些所谓的“夷狄”杂居，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夷狄。所不同的是，它积极地向中原靠拢，而其他各族却是一味地侵略和掠夺。所以《春秋·谷梁传》把秦称之为“狄秦”，一口断定“秦人，夷也”。秦与周边戎狄这种既共处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秦的文化风俗打上了浓厚的戎狄的烙印。这是秦的历史，是褪不去的。
不仅如此，秦宣太后在各种外交场合还公然拿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当例子。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韩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兵。秦宣太后要挟韩国使者给秦国一定的好处作为出兵救韩的条件，她说：“我服侍惠王时，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撑。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而我却不感觉沉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6）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也许是因为秦世代忙于与戎狄争斗和厮杀，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东顾，也许是因为黄河横亘中间，淆山南北绵延，阻碍了交通，隔绝了信息。不管怎样，秦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受到诸夏所谓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由于受戎狄习俗的影响，秦人的文化和风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朴的，或者说是野蛮的，保留着大量的母系社会的痕迹。《商君书》中说：秦人的野蛮在于其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两个人在一个床上睡觉。这在中原各国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商君书》中还说：儿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竟然不避开自己的老公公，撩起衣服来就喂，乳房袒露在外面。商鞅变法中有一条禁令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可见，至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没有孝悌之道和所谓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妇、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张床上。直到变法以后，才男女有别。
男女无别，角色混乱，导致了秦人民风的开放，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比如，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亲，曾一度权倾朝野，统治秦国将近三十多年。但她又是一个私生活*的女人，简直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后，身为太后，寡妇之身，却和义渠戎王偷情*，还生了两个私生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秦国好像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街头巷议，史书中也没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辞。可见当时秦国的民风本就如此。《战国策》上记载，宣太后包养了一个情夫叫魏丑夫，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还大言不惭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布：“我死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国太后之尊，公然宣称要以情夫为之陪葬，这在史书的记载上仅此一例。
第三节 儒学那些事儿
西方的政治，常随着学术思想的转移而转移，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则是随着政治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政界各国并立就导致学术界各派并立，政界主张统一了则导致学术界的主张统一，在战国末年的时候，虽然还有标新立异的学术派别出现，但是还不到十年就泯灭了。始终兴盛不倒的只有儒学。而学术界进步的迹象，也就自然的停滞了。现在把这些学术流派的发展始末整理如下：
一、儒学的教育试验
儒学的推行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孔子的七十多个徒弟，游历于各诸侯国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逝世，子夏与众同学在孔墓守孝三年。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三十二岁的子夏来到龙门西河，普及儒学教育长达五十五年。子夏在西河设教，坚持以“读书育人，安国保民”为教学宗旨，用“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基本为：讲“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子夏住在西河的时候，魏文侯请他讲授儒家学说。后来段干木和田子方都相继成为魏文侯的老师，从此以后儒教开始在西河兴盛起来。魏文侯时，开始设置博士一官，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儒学。秦始皇征服天下后，焚书坑儒，民间的书，都被付之一炬，并且颁令民间有想学法令和知识的，都要跟博士官学习。秦国传承了魏国的制度，也设置博士一官，汉代的大儒孙通、张苍、伏生，他们都是秦朝的博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7）
汉高祖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曾经在儒冠中撒尿。当年“以幕僚宾客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的陆贾在他面前“称说《诗》、《书》”时，他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虽然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他们都经常受到汉高祖的贬低和压制，但也不得不隐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皇帝，却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儒学史上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他平定英布之乱，自淮过鲁时，“以太牢祀孔子”，并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历代封建帝王拜祭孔的开始，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优礼孔子后裔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至此以后，“诸侯、卿大夫、国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而孔子家族的历史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受到历代政府的恩宠，直至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大贵族之家。
促使刘邦思想转变的，是汉初大臣陆贾和叔孙通。
叔孙通曾经在秦朝当博士。秦末项梁起事，投奔项梁。后背楚降汉，追随刘邦。司马迁称之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他对汉初儒学的贡献是为汉王朝制定礼仪法度，从实用的层面上让刘邦认识到了儒生、儒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但新朝礼法未立，刘邦身为皇帝，却责骂诸侯群臣如同责骂奴仆一样，一点也没有上下的礼节，而群臣也没有礼数。他们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击庭中立柱。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自诸侯王以下的所以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的仪式而惊惧肃敬的”，朝廷之上一改往昔乱哄哄的场面，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欢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高兴之余，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进用了大批儒生。刘邦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对后代皇帝复兴儒学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陆贾一生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元年和汉文帝即位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他少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刘邦称帝前，陆贾曾追随刘邦打天下，屡屡建功，深受刘邦器重。刘邦定鼎天下后，陆贾又奉命为刘邦“总结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们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王朝成败的原因”，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谈论天下得失兴衰之原因。为此，陆贾撰文十二篇，总结分析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高祖将他的这部书称为《新语》。这十二篇文章就是后来的《新语》。陆贾以理论的形式劝说、启发刘邦要高度重视和认识儒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放弃对儒学的鄙视态度。陆贾也因之被后世学者称为秦后第一儒。
二、三教对立
儒学家与墨学家，老学家，法学家之间的势力是消长的。当时在墨学这个流派中，游侠一派特别兴盛。朱家，郭解等人。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崇拜他们。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说的就是孔家学说。侠说的就是墨家学说。因为这个原因，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相等。而道家等其它学派。在当时的政界中也有很强的势力。汉高帝时，曹参到齐国出任悼惠王的宰相。召集了上百的儒学学者，问安定和辑睦百姓的办法。儒生们每个人都持自己的一套说法，曹参不知道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人。精通老子的学说。就派人请来相见。盖公为他进言说“治道贵清静则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为政清简，不烦扰百姓。曹参就让出自己的府邸请盖公居住。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以此治理国家。把齐国治理的很好，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和睦团结。人们都称曹参为贤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8）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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