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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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沽炮台交给沙内海军少将，他决定在那里留下四百人。其它海军部队前往广州，然后参加对交趾###的远征。沙内正在筹划此次远征。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5）
在天津期间，孟托邦将军还想到，要设法将死于9月18日战斗的达马兹中尉（死后被追授为上尉）的遗骸运回国内。然而，法国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件”。使团的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生了重病。他本来在9月18日的“伏击”中安然无恙，但这件事以及在通州被俘的同伴经历的种种遭遇，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此前在锡兰遭遇海难的惊吓也使他深受打击。用他同伴们的话说，他得了大脑炎。也就是说，他疯了。
　　孟托邦讲到，一天晚上，当他在河边散步时，曾遇到过巴士达，正处在极度亢奋状态，满面通红，脸上还长满了包。两个小时之后，当他与军官们吃晚餐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巴士达先生的“失心疯”正在发作。
　　天津城里呈现出一付奇怪的面貌，大街被来来往往的车马和英法联军的士兵塞得满满的。店铺里挤满了人，耳边只能听到用法语或英语问价的声音，“这卖多少钱？”（bien？或Howmuch？）。法国军队在天津街头的表现确实不那么光彩。士兵们利用在这座大城市逗留的时机，廉价兜售从圆明园里搜刮来的“纪念品”，还到处寻欢作乐。葛罗目睹了这场卑鄙无耻的闹剧，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痛心疾首。他预感到此事“将免不了在欧洲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是法国军队内部纪律松驰的再度表现，在洗劫圆明园之后，他就将此类行径称之为“道德败坏”：
　　“一个军人，当他把十个，二十个，五十个直至一百个法郎装到口袋里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了？此时此刻，天津正在上演这样怵目惊心的一幕：军人们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兜售丝绸、皮毛、豪华的服装，玉制的花瓶、景泰蓝”。竟然卖了三千万至四千万法郎。军官们抱怨说手下的人已经不再听从指挥。他还在信中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已经尽人皆知，我无法视而不见”。
　　在天津，英国的军官们还遇到了其它麻烦。尽管天寒地冻，但锡克兵坚决拒绝穿上配发给他们的棉衣，宁愿把它们存放在行李包里。吴士礼中校惊讶地看到印度兵光着腿在雪地里跋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死于肺炎。
　　11月22日，把指挥权交给柯利诺将军之后，孟托邦将军终于离开了天津。他乘一艘小炮艇沿白河顺流而下。在大沽，驻守炮台的指挥官布热瓦海军上校考虑到海上的气候状况，不想让他走。虽然孟托邦称赞布热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但根本不顾他的阻拦。晚上10点，半身冻僵的孟托邦将军登上了福尔班号军舰，这艘军舰为避开海冰，正泊在锚地里。
　　格兰特将军想让一部分步兵立即出发前往印度和英国。英国的骑兵部队要在大沽登船，必须在两天之内抵达那里（两地相距三十五英里）。但一场猛烈的暴风雪突然降临，表明天气条件将彻底变坏，迫使他要求军队在一天之内赶到。巴特尔准将担心马匹承受不了这样的强行军。格兰特坚持己见。11月23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所在团分别从驻地出发了，范纳所在团留在天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团当晚几乎同时抵达，艰难的雪路行军，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功绩……两天后，英国骑兵登上运输舰。
　　额尔金和巴夏礼骑马踏雪到达大沽炮台。他们住在已经被冰团团围住的海军旗舰科罗曼德尔号上。
　　部队上船后，格兰特将军于11月29日离开天津。他看起来很怕冷，双手插在口袋里，缰绳松松地扔在坐骑的脖子上。格兰特夫人从香港赶来，坐着一乘小轿陪在他身边。此时的河水已经几乎完全被冰封住了。格兰特将军乘格拉纳达号军舰前往上海。他的部队则前往香港并于离开大沽的三个星期之后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做短暂停留，趁这个时间让士兵们把大批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脱手，倒让买主们占了个大便宜。
　　然后，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一部分部队包括罗伯特·拿皮耳返回印度，他们于1月底抵达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返回英国的四个团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抵达普茨茅斯。还有一个团直到1862年春才返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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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6）
至于留在天津的人们，1860至1861年间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一直下降到零下20度，让他们吃尽了苦头。按卡斯塔诺医生的说法，“部队穿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士兵们焦急地盼望着信使，希望他能带来回国的命令。总之，在等待登船回国的日子里，生活非常平静。对天津的占领持续了十八个月，一部分队伍直到1864年1月才离开大沽。
　　孟托邦急于前往日本，因为他很久以来就有这个想法。实际上，8月初刚在中国登陆的时候，法国驻日本首任领事杜舍纳就向他通报说，对中国的征讨一结果，英国人就会派舰队前来伊豆（东京）外的日本沿海以炫耀武力。这个消息后来在天津得到证实，孟托邦得知何柏将军打算往日本沿海派遣数艘战舰。
　　次日，孟托邦登上旗舰欧仁妮皇后号会见沙内海军少将。他极力说服沙内将军，必须向日本派出一艘战舰，以在那里展示法国的国旗。没有成功！沙内将军正在紧张地准备对交趾###的征讨，不想将舰队的任何部分挪作它用，即使是临时短期的也不行。有一点非常清楚，法国已经完全放弃了任何在中国沿海长期驻扎的想法，准备尽全力征服交趾###。更何况与中国达成和平之后，舰队和一部分远征军部队正处于待命状态。孟托邦将军将瓦索涅上校的海军陆战队步兵团指挥权交给了沙内。应沙内的要求，孟托邦还将一千名步兵、一些大炮、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医疗排交给他指挥，因为他正准备对安南的首都顺化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
　　孟托邦首先在芝罘做了短暂停留，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后方基地，7月底部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发现这里的各项设施状态良好，留守的部队和各个部门也都不错。不过，医院里的病号数量增加了，表明部队里有些人“可能与当地妇女的关系过于密切”。将军决定把这个营地的人数减少到二百五十人。
　　孟托邦乘船前往日本。日本海“对远方客人的友好与中国海的敌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此次日本之行，完全是出于好奇，某种程度上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因为他没有率领大批军舰随从。天气晴朗，海景很美，他们只用了四十八个小时就抵达了位于日本南部九洲岛上的长崎，他参观了长崎的港口。当时，有机会来到日本的欧洲人为数很少，他对自己能有此行感到十分高兴。
　　在1860年12月19日在上海写给陆军大臣的一封长信里，孟托邦报告了他的日本之行。他详细描写了长崎湾和城市的面貌，谈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和风俗。他介绍了日本唯一一处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出岛和那里的西方机构（规模仍然很小）。他还在信中着重谈了日本妇女的美貌，说她们与特别腼腆羞涩的中国姑娘不同，一点也不胆怯怕生……。这些年轻的日本女人“对外国人一点也不害怕，还主动地与会讲日语的人搭话”。他还提到日本“非常随便”的习俗，他解释说，这并不奇怪，日本人当中，卖淫并不被人耻笑，甚至做了妓女的年轻姑娘更容易嫁出去。
　　由于无法前往仍禁止外国人进入的江户（今东京），孟托邦决定到大阪一游。此地的美丽景色，或者说，至少在甲板上所看到的景色，让他流连忘返；航行在日本三岛所围绕、布满帆船和渔船的日本内海，让他深深陶醉。抵达大阪外海后，他企图上岸看一看。他先派了会说几句日本话的儿子前去与日本地方当局交涉，但日方的答复一拖再拖，于是他立即醒悟，他根本不会得到上岸的许可。他只好在望远镜中看了看大阪，然后决定返回长崎。
　　在长崎，孟托邦意外地遇到率领两艘军舰前来的巴热海军准将，率领三艘军舰前来的英国海军准将琼斯以及率领三艘军舰的卜罗德将军！总算有这么一次，法国人在数量上压倒了英国人，此时的锚地里，有五艘法国战舰（涅夫勒号；信息女神号；山林女仙号；蒙日号；穗子号）对三艘英国战舰。他12月14日离开长崎，16日抵达上海。此时，从天津过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好几天了。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7）
在上海，孟托邦收到葛罗从香港寄来的信，通知他巴士达伯爵的死讯。这位出身高贵的年轻人之死，对远征军的成员造成了极大的振撼。葛罗还告诉孟托邦，他将乘杜舍拉号舰，取道马尼拉，新加坡，加勒角，亚丁和苏伊士返回巴黎。葛罗最后说，香港的报纸猛烈抨击额尔金，说他“根本不考虑英国的利益，就像一匹不知报答父恩的老马一样”！孟托邦不同意给额尔金在中国的功劳下这样的结论。一个月以来，额尔金与巴夏礼一直在上海，他对巴夏礼的敬重与日俱增。
　　葛罗写给孟托邦将军的信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封信。然而，特使虽然走了，将军的麻烦还没有完。他必须处理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要处理掉已经没有用处的马匹。而对日益形成威胁的太平天国军队，他也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他与留在天津的德·布尔布隆失去了联系，德·布尔布隆先生与外界断了音讯。他还要为征讨交趾###的海军提供物资。所以，尽管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他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中国。
　　孟托邦在上海再次见到额尔金。他仍然不甘心英国迫使中国出让了九龙半岛十二平方公里的陆地，而法国必须放弃舟山群岛。在写给陆军大臣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失望。
　　不过，在他结束中国之行时，孟托邦得到了众多的荣誉和奖赏。在巴黎，朗东元帅接到电报传来的《北京条约》签署的消息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12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至少，我们不必过于提心吊胆，担心我们的部队要在临战状态下、在任何事情都会演变成致命危险的地方度过冬天。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孟托邦还收到拿破仑三世皇帝的一封亲笔信。皇上在信中许诺将第一个空缺的参议员席位留给他。1861年1月5日，他迫不急待地将来信向驻上海的部队宣布：
　　亲爱的将军：
　　将军率部远征中国，系迄今最遥远之战事，得我
　　盟军鼎力相助，赖我将士坚毅果敢，短短数月间，力
　　克险阻，大获大胜。
　　朕之欣喜之情，务请将军转致众将士，卿等未有
　　辜负朕暨国民之殷切期望者。朕之褒赞，众将士俱当
　　之无愧，虽然，朕赞誉之所属者，实为朕亲自遴选之
　　主帅也。
　　将军深副朕之信托。朕意一俟参议院有缺，即由
　　将军递补，以申朕欣悦表彰之忱。
　　拿破仑
　　1860年11月8日于圣克鲁宫
　　此外，皇帝还感谢将军与英国联军——居然！——维持了良好的关系。4月中旬，孟托邦得知皇帝颁布谕旨，任命他为参议员，接替已经去世的前公共机构大臣克鲁泽勒男爵。
　　好事成双。孟托邦还得知他的儿子被晋升为少校军衔。在上报战争中表现突出应予表彰者的名单时，孟托邦为了避嫌，没有提及儿子的名字。皇帝对这一姿态大加赞赏，根据他的表现，把他的军衔由上尉晋升为少校。
　　这件事使孟托邦甚感欣慰。另外，晋升和荣誉接二连三地向远征军的高级军官们头上飞来。冉曼和柯利诺两位准将晋升为少将，本茨曼上校晋升为准将，诸如此类。
　　另外，已登上北京主教区宗座代牧主教之位的孟振生还要求孟托邦提出一份军官名单，由教皇向他们授勋，以表彰法国军队重新恢复了天主教在北京的活动。返回法国后，孟托邦收到教皇庇护九世表示感谢的信函，还有教廷勋位的大十字勋章。皇帝和天主教保守派非常重视教皇对中国之战的表彰。孟托邦还被授予英国巴斯勋位高级勋章。当然，也不要忘记拿破仑三世皇帝于1860年12月28日颁给他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
　　然而，这时却从天津传来一条不幸的消息，骁勇善战的柯利诺将军于1月12日去世。他染上了天花，很快就不治身亡。这位曾三十余次死里逃生的将军，临终时不由自主地叹道：“这么个死法，真是窝囊”。毫无疑问，他希望以别的方式去死，他也当之无愧。而且，他死在“未来的夫人”身边。他的日记透露说，他的朋友们都曾祝愿他结此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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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8）
孟托邦写了下面的文字，向这位伟大的军人致敬：
　　“对所有曾在他光辉的生涯中追随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都是巨大的悲痛……。他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最深挚的伤感，对他英雄的军人生涯的缅怀”。不止一个人像杜潘…瓦兰一样想到，命运之神本应给这位马拉科夫战役和中国之战的英雄一个更好的结局。柯利诺将军去世时，还不知道他刚刚被晋升为少将。他本来就是为了这第三颗将星，为了这个梦想和壮志，来到中国的。他的传记作者居伊·柯利诺后来写道：“这第三颗将星，只能在他的墓碑上闪耀”。将军终年只有五十岁，他的早逝使他的事业戛然而止。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成为元帅。
　　柯利诺是远征军的灵魂，他的去世使远征军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法国驻天津守军司令官的葬礼于1月13日隆重举行。夏尔·德·米特雷西看到：“整个部队都沉浸在泪水之中，很多士兵像孩子似地泣不成声”。所有在天津的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天津的三位主要中国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加入了送葬的队伍。后来，他的遗体被移至北京的天主教墓地。（1900年，在八国联军到来前不久，墓地里的坟墓被义和团所毁）。欧马利上校接替柯利诺将军指挥留驻天津的部队，他后来被晋升为准将。直到1861年3月22日，两位大使布鲁斯和布尔布隆才离开天津前往北京，布尔布隆夫人乘轿同行。他们三天后进入北京城。英国使馆的芮尼医生说，英国和法国的旗帜从此“和平地”在北京飘扬。两国公使率随从进驻北京——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原因和目的——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完成了，既没有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也没有遇到老百姓的敌意。3月25日，在天主堂里作完感恩礼拜之后，布尔布隆先生接待了来访的桂良。次日，恭亲王首次接见了他。法国使团安置在中国人让出的一处宫殿中，那里原是一位亲王的府邸。
　　孟托邦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将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派往埃及，由他来安排部队的撤离。部队返回的路线没有沿原路经过好望角，而是取道红海和苏伊士地峡。这条路更近，而且更有新鲜感，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他还继续关心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产问题，此事一直让他放心不下。他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法籍教徒，包括耶稣会会员，遣使会会员以及其它各教派人士等。
　　最后还有两件事让他担心。1861年1月，何柏将军刚刚返回上海，就决定打开长江，率领数艘战舰溯江而上，直至南京。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中国人炫耀武力，但更重要的是护送一个贸易团。这一行动让法国人极为不安，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