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三千年(外一种:茶事遍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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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许多考生如同跳龙门的鲤鱼，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大部分在第一阶段便被淘汰出局。在第二、三阶段落第考生们，往往会用手拍自己的额头，因此也将考试失利形容为“点额”。
　　白居易在他的七言绝句《醉别程秀才》一诗的开头中写道：
　　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
　　贫泥客路粘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
　　程秀才为何许人也，不详；秀才指科举考试最初阶段及第之人。在三个阶段的考试中，如果第一或第二阶段失利，那么将不能进入下一阶段，连续五次均以失败告终的程秀才，自然是没希望化身为“龙”了。白居易在诗中还指明了程秀才率战屡败的原因——多才多艺，他还在诗的末尾加注：
　　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说明程秀才是极具有音乐才华之人。儒教曾多次提到“礼乐”，可见儒学的理想人才也应具备音乐才华。遗憾的是，音乐未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
　　科举考试令历代的有志青年投入到儒学学习中来，但同时，儒学最为精华的部分也被忽视掉了。
　　考试越来越难，考试科目之外的内容更加不受重视。除了数学和音乐，其他科目都被荒废了。
　　在蒙古族统治中原的元朝时期，汉文化并没有得到重视，科举考试曾一度被废除。元朝文化的精华是戏曲，历史上称之为“元曲”。这一时期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及白朴等优秀的作家。并不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才被挖掘出来，而是由于在应试教育的限制下，擅长写作甚至被称为天才的人，在此前未曾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正是科举制度的一度废止，才使得这种写作才能被发掘出来。
　　在此之前也有戏剧和评书，然而都是那些放弃科举考试的二流文人的作品。科举被废止后，一流文人才开始了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因此看起来这些名作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
　　

中华之民（1）
以己国为荣，各国均是如此。　NHK（日本国家电视台）在以“丝绸之路”为题材录制特别节目时，考察除了丝绸外还有哪些东西从东方传到了西方，于是便以中国的面条作为了考察对象。面条向西传到意大利后成为意大利式实心面以及通心粉。据百科全书记载，　PASTA（意大利语的解释为面食类，其中包括实心面和通心粉）的起源不明，然而从现存的记录来看，　13世纪至　14世纪时已经存在。马可　·波罗出生于　1254年，在　1295年从中国返回威尼斯。从时代上来看，如果认为是由马可　·波罗带回的，是讲得通的，调查人员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把这种推断向意大利人讲时，对方勃然大怒道：“实心面在罗马公元前就存在了，怎么能说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来的呢？”为了防止对方更加恼火，于是关于实心面是从中国带来的话题便只好就此打住。
　　还是与罗马有关，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法国料理的记载。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在过去没有美味的食物，罗马的一位公主嫁给了法国的贵族，由于担心法国食物不好吃，便带去了几个厨师，于是这几个厨师便发明了法国料理。然而如果笑着跟对方辩解说这是种以己国为荣的思想或是中华思想的话，也不免有些夸张。然而，以己国为荣也好，中华思想也罢，其共同实质便是自豪感。
　　有两个成语是分别是“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
　　据《庄子》记载：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与此句成对的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这句话的寓意为，把一个对方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讲给他听，完全是徒劳，这与中华思想不无相似之处。据《史记》记载，夜郎是位于贵州某地的一个小国，汉朝使节来此出使时，该国国王问道：“汉孰与我大？”当时，中国的西南部有许多部族小国，其中夜郎国最为强大，于是便自认为世上没有大过自己的国家，这种思想与中华思想较为相近。
　　中华思想中的“华”字也可以用“夏”字。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名为“夏”，然而历史上对此没有确切的考证。相对于夷狄诸族，黄河中游诸族被称为“诸夏”。
　　“夏”有文明之意。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夏是用具有优美舞姿的人形来表示的，此人头上佩戴装饰，翩翩起舞，其形态与儒教所重视的礼乐相呼应。
　　《论语·泰伯》记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此句讲述了教养养成的顺序。诗指《诗经》，如孔子所评“思无邪”，是纯粹的感情表露。所谓兴，是指令心情兴奋、激动。读书可以激发人的心志意念，但如果过度便会偏离轨道，从而失控，因此必须要立足于“礼”。具体而言，是先学习《诗经》，然后再学习《周礼》，这样人的教养才能不断提高。教养的养成离不开音乐。孔子是极其喜好音乐之人，如果“夏”字是表示跳着优美舞姿的人形，那么这完全符合了儒教的理想。
　　与“夏”、“华”相对，生活在其他地域的人被称为“夷”、“狄”、“戎”、“蛮”。这些字中有的表示怪兽和虫类，单从字面来看，便可知表示异样。将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部落群体比作野兽和虫类，这在历史上比较常见。日本大和王朝时期，将不降伏的部落称为“雄袭”、“虾夷”，甚至“土蜘蛛”。
　　将夷狄戎蛮作为对四方异族的称呼始于战国时期，当时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金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相当于“蠻”这一字中没有“虫”，即为“龻”。“戎”字由“戈”和“干”构成，有好战和善战之意。《论语》中对戎的解释为“军事”。《论语》中将未开化的国家称为夷狄或蛮貊。《八佾篇》有一个有争议的句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华之民（2）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古注的解释为：子曰，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意思是，未开化的国家内即便是有君主，仍不及诸夏，即文明国家内无君主。这无疑是中华思想的体现。没有君主，即处于混乱状态。有君主，则可以好好整治国家。因此这句话便意味着：和平之夷狄犹不及乱世之中国。虽然没有君主，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的文明传统仍然存在。没有文明，谈何人生？有酋长，可以稳定生活的原始状态，与治安不稳定，但是具备电视机、电话等电器，信息丰富的社会相比，大家更愿意选择哪种生活状态呢？
　　新注对上面那句话的解释与古注不同。朱子解释为：
　　子曰：夷狄亦有君，不像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
　　意思是，连蛮夷之国都有君主，而我们中国竟处于无君主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实为令人叹息。孔子时代，各地诸侯割地而治，周天子徒有虚名，实则无力。作为《周礼》赞美者的孔子，对于周天子名存实亡的状态不禁悲叹。
　　新注的解释也是以中华思想为背景的。“连夷狄……”——由此便可以看出古时中华之民相对于夷狄的优越感。
　　据《说文解字》解释，“夷”由“大”和“弓”构成。这似乎意味着“夷”是使用大弓作战的部落，与好战的“戎”有相似之处。然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相当于“夷”字的一字中没有“弓”部，像是一个从侧面看上去半屈膝弯腰的人形，如同相扑比赛开始前选手们摆出的姿势。“夷”一字有“下蹲”之意，《论语　·宪问》中有例为证：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孔子的发小，无所作为之人。一次原壤蹲在那里等孔子（孔子时代，正式的坐姿如同日本的正坐，蹲是比较粗鲁的行为），孔子看到后，便骂道：“这个人，从小不知道谦让兄长，长大后没有出息，现在老了，该死不死的学那些野蛮民族的蹲姿，真是败坏礼俗的老贼！”说完便用手杖打原壤。该死不死，原为比较恶毒的话，但由于对方是自己的发小，所以不太介意。原壤之母死后，孔子为其购置了棺材。作为孔子竹马之友的原壤，虽一生无所成就，但是孔子在看到他行为粗鲁时，仍然气愤地用手杖敲打他的小腿，责骂道：“哎呀，好好坐着。”
　　由此可见，“夷”似乎是对坐姿不雅部落的称呼，也或许是由于南方生活环境多潮湿，当地人担心弄湿衣服，不方便正坐，于是养成了蹲的习惯。东方有许多被称为“夷”的部落，如同称文明圈内诸国为“诸夏”一样，众多的夷族部落被统称为“九夷”。据《论语　·子罕》记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当时通往中原的道路尚未开通，因此孔子常说些悲观的话。《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记载：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海，指中国东部的大海。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乘船亡命海外。同样是亡命，而孔子选择了夷居住的东方。
　　或许当时有人想要去九夷之国，但嫌弃那里简陋（生活条件差）。对于这种看法，孔子认为：“君子如果想要在那里居住，还嫌弃什么肮脏简陋呢？”
　　这样解释，便与认为乱世中华不如和平夷狄的说法想抵触了。因此，新注中——夷狄尚有治理国家的君主，而中华却没有——这样的解释更为合理，表现出对没有前途的中华充满了失望之意，从而将东方的夷地作为了亡命之所。
　　伊藤仁斋认为，孔子之所以选择要离开中华，前往夷地，是由于日本国比中华更美好。比卑弥呼时代还要早七百年的日本是如何将国内的信息传递给孔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尚处于绳文时代，而在中华好比处于繁华都市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日本的条件确实过于简陋，而伊藤仁斋认为孔子向往日本的美好生活，这种解释也是种中华思想的体现。狄生徂徕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认为日本的优秀显而易见，根本无需从《论语》中寻找根据。徂徕的中华思想比仁斋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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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夷狄（1）
《孟子》中有记载：“舜，东夷之人也。”舜是中国传说中的圣天子。尧舜被并誉为古代黄金时代的帝王，深受儒教的尊敬。而理想的圣天子如果出身东夷的话，就不应该对夷有蔑视之意。
　　1832年，在清政府施行锁国政策时期，被派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为了调查通商情况，在各地引起了矛盾。根据法律规定，除广州外，其他任何地区禁止外国船只入港，于是各地官员严防阿美士德号停靠。“阿美士德”号来到上海港，向地方长官吴其泰出示了开港后可以带来可观利益的信件。吴其泰对其作出了公文回复，说明了上海当地限制对外贸易，要求对方尽快离开去广州交易。然而由于吴其泰在文中，称英国商人为“夷商”，“阿美士德”号对此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声称不堪此辱，这关乎自己国家的颜面，大英帝国不是夷国，只是外国。
　　对此，吴其泰解释道，“夷”绝非蔑称，而是“外国”的同义词，并引用了《孟子》中的句子。然而对方并没有就此罢休。“阿美士德”号上有一位中熟知中国典故的传道士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英文名　Charles　Gutzlaff，1803一1851，亦译作郭实腊、郭施拉，德国人），在表示抗议的信中引用了宋朝苏东坡（1037—1101）文章中的一句话：
　　夷狄，治之以不治。
　　其中“夷”明显有蔑视之意。最终上海长官将“夷商”改为“该商”，含糊其辞，从而平息了事态。
　　这个事例说明了在孟子时代（公元前　3世纪左右），“夷”只是地名，而到了苏东坡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蔑称。春秋战国时期，夷也作为地名，但是指偏远落后的地区，其中已经有蔑视的意味。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是由夏文明和夷文明结合而成。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于　1935年发表了名为《夷夏东西说》的论文。文中阐述了，史书是按照尧、舜、夏、商、周的顺序来记载历史的，这种记述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然而实际上在西方夏政权存在之际，东方有夷政权与之并存。
　　还有一种说法，东部沿海地方的夷族一派西进，建立了殷，然而对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且据甲骨文记载，殷具有东方民族的性格，并且与夷族接触较多。按照傅斯年所说，由西东进的周应属夏族。
　　夏与夷本是同时存在，然而在夷系殷被灭后，夏系周扩大了统治区域，并在此后夏系秦统一天下，于是夏成为了重点，而夷被排挤到了边境地区，于是“夷”便成为一种蔑称。
　　自称为殷人的孔子，从出生来看与夷系相近，然而他所崇拜的周公却是夏系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儒”是诞生于夷系殷的巫术，而融入了夏系礼乐体制之中。如果对《夷夏东西说》进行注解，那么所谓中华便是由夷与夏的联姻而生。这样一来，孔子本人和宗教之儒的出身都是一样的。
　　中华思想，有唯我独尊之意，虽然这种思想是以夏系与夷系的混血形态而存在的。
　　无论是神话还是传说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历史事实的。例如，日本神话高天原中的天孙降临传说便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远祖来自海外。
　　《史记　·五帝本纪》中关于四夷的传说如下：尧为天子时，舜辅佐在其左右。讙兜（人名）推荐了共工（人名）担任工师（百工之长），但由于共工淫辟（放纵邪僻）导致任务失败。负责治水的鲧（人名）未能抑制住洪水，从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且由于三苗族在江淮（长江、淮河）、荆州一带为乱，导致政治混乱。于是尧听从了舜的进言，“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中反复用到了“以变……”句型，如“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共工放逐于北狄地区，使之同化为北狄。当时，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都生活在原来的边境地区，是中央流放发配犯人之所。以上虽是神话传说，但就四夷诞生而言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可以说鲧是东夷的始祖，共工是北狄的始祖，讙兜是南蛮的始祖，三苗是西戎的始祖。

所谓夷狄（2）
从这个神话中可以得知，居住在中国边境的居民夷狄蛮戎，原本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但由于犯下过失，于是被流放到了边境。这些犯人是从文明最为浓厚的中枢地区被强制发配到了文明意识淡薄的边境地区。
　　被称为中原的文明中心地，曾经也处于民族混居的状态。中国诗书中有一大特征：从《史记》到《汉书》，正史记载开始采用了纪传体形式，众多民族相继登场，关于这些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如文身、断发、发型、服装及居住情况等都有过描写，但唯独对外貌身体特征没有记载！
　　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详细描述了民族的体貌特征。例如，关于居住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的阿尔吉帕民族的描述如下：民族中，无论男女都是秃顶，狮子鼻子，长下巴。《日本书纪》中也有关于土蜘蛛部落的体貌特征描写：身短，手长。被认为极为饶舌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