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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癫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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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嗝慈劝约旱淖婀绻持只觯ㄆ┤缢党て诶肟婀┟挥邢蛩允菊庵种堪娜苛α康幕啊！弊运栈裟妨炙够骸督逃囊帐酢返�24页。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人的爱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一个人在考虑他应当如何处世为人之前，他的良心就已经使他的行为正确而又高尚了。”《关于人的思考》第83—84页。相反，“一个没有真正善良和人情味的人，他总是在衡量他所处的情况，总在考虑，为了不使别人对他有所非议，他应该怎样行动才对，根据情况的需要，他也会施舍一份善心。”同②第91—92页。良知是不自觉的、是情不自禁的道德情感，因而是真正的爱；而“施舍善心”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有心为善即有恶因，无心作恶犹有善意。
这一点，别林斯基也曾讲过：“如果有一个人，不是为了个人打算或夸耀，而是为了想行善，收养一个可怜的孤儿，他对待孤儿像对待自己底儿子一样，但同时，却让对方感觉到，他是他底恩人，在他身上花过钱，诸如此类……”《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51页。别林斯基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人的天性的，所以，这不是真实的感情。他还举友情为例，指出友情是一种“不自主的感情，因为它是自由的；它被心灵而不是被理智和意志所支配。……朋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们总是偶然和无意地成为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把联结他们在一起的共感形诸语言，不老在嘴上喋喋不休，不以友谊为名要求对方做事，而是尽可能地互为对方效劳”。“主要的是，他们底关系中不应该有强制的、威逼的、激动的、任何类似义务或责任的东西；有的人为朋友随便什么都肯牺牲，却是为了可以对自己、有时也对旁人发出这样的豪语：‘我交朋友便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根据预定的计划交朋友，对于友谊底品质、责任与权利早已有了精确的规定；只差不跟朋友签订合同而已。他们需要友谊，是为了震惊世人，借此表示伟大的天性在友谊方面怎样地和普通人和群众不同。”《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时代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４７１—４７２页。 txt小说上传分享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2）
鲁迅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以母亲哺乳婴儿为例说：
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也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爱是利他的，是无条件的；爱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买卖，爱纯出于天性，出于自然，出于非自觉，一觉到便是在“施恩”，便是为我，便不是爱了。这个道理孟子不是早就说过吗，“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王阳明也讲过：“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舜只思父孩提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所以愈能孝。”《传习录》下。老子有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不私自积藏，而是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这是一种最伟大的爱的表现。
可见我们的古人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早有“至善本无善”，“无善而至善”之说。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又说“大道废有仁义”。苏子由注说：“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老子翼》。荀子也有“其善者伪也”之论。行善而知其善，且以善名之，这是有意为善，有意为善就是“伪”了。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是“天地生万物，圣人养百姓”，并非“有心于物，有心于人”，而是出于自然本性，完全是无意识的。“虽未尝仁之，而仁亦大矣。”同②。《庄子》进一步发挥老子的思想，提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并反复申述。
“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
“（jī饥）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大宗师》。
“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功迹广被天下却像和自己不相干，即不归功于自己。）
“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徐无鬼》。（圣人包容天地，泽及天下，而人民不知他是谁，有心求取伟大倒不足以成为伟大，何况是修德呢。） 。。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3）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则阳》。（生来美的，人给他镜子，如果人不相告便不知道比别人美。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像是有所闻，又像是无所闻，他的欣喜是无止境的，人的喜好他也无止境，这是出于本性。圣人的爱人，是人们对他的称道，如果不相告便不知道他是爱人。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像是有所闻，又像是无所闻，他的爱人是无止境的，人之安于他也无止境，这是出于本性。）永远无止境地爱人而自己却如生而美者不知道自己很美一样，不知道自己在爱人，而仍无止境地爱人，这才是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行的是仁义却不觉得、不认为自己在行仁义，这才是真正的仁义。总之，以上所说就是大爱不爱、大仁不仁，或不仁之至乃大仁之至，如此说来，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被批判了多年的话，也可以重新理解了。“由之”是非自觉的，“知之”是自觉的，真情至性是非自觉的，一旦自觉就不是真情至性了。孔子的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道德体验和审美体验。从教育观点看，更是至理名言。教育者不应以教育者自居，自觉到自己是在教育人，致使被教育者觉得是在受教育，因而伤害了被教育者的自尊。这样的教育一开始就失败了。教育者应出以爱心，以平等态度对人，不带有明确的教育者的自我意识，这样，被教育者才不会觉得是在受教育，这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其实质是对人的爱——这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精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征引西方一些学问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了。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伟大的人物并不知道他的伟大……他之所以做了他所做的事，因为他非做不可。”《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53页。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Tcarlyle）说：“渊深、伟大、真实的‘诚’是一切带些英雄性人们最重要的素质。这并不是那种自称谓诚的‘诚’……决不是的，这样子的东西是极卑劣的；——只是一种浅薄虚夸意识到的‘诚’；大半只是骄矜而已。‘大伟人’的‘诚’是他自己不可言说的，是不能意识到的；并且，他反意识到了‘不诚’。……所以大伟人决不自夸他的‘诚’，简直不会这样想，也许连责问自己诚不诚也不会的。我可以说，他的‘诚’并不靠他自己，他是无可奈何地必得要‘诚’……他的心灵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可以叫他‘诗人’、‘先知’、‘神’。”《英雄与英雄崇拜》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69—70页。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对自发性更有详尽的阐述。他说：“那种最高和最好的东西不是由理性发明的，不是根据意识的规则制作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成长的结果。这对于善和对于美都是如此。美的东西并不是由理性的思维根据美学的规则构想和制造出来的。善的东西和完善也同样不是根据伦理学的规范设计和制造的。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4）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无意识地被天才领悟和创造出来的。美学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发生什么重要作用。所以，道德的天才、‘美丽的灵魂’也是可靠地受着本能的指引……而无需不断地思考道德的法则。美学和伦理学的规则并不具有一种天生固有的推动力，……它们不是创造性的，而是限制性的。在艺术品或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中，规则并不一定要出现在意识中，更不是一定要占据注意的中心；实际上这倒会妨碍和扰乱有机生长的过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我们在写作时，如果老是考虑拼写的规则，我们就会变得困惑不安和犹疑不决。回答一个字怎么写的问题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无意识地写出这个字。同样，许多人在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时，实行一个行为要比思考它更有效和更带确实性。正像歌德说的：
“‘所有我们最好的努力都是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
“因此，公正的人们不会根据一个人是否对义务考虑过很多和是否意识到以义务为动机来确定他的道德价值。特意计划的道德品格很容易带上某种‘故意性’——在我们把它跟自然的气质相比较时，对它会产生一种反感。……义务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的许多恶产生，但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不是从义务的感情萌生的，而是从心灵的生气勃勃的冲动中萌生的。”《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04页。
事实上，人的最深层最稳定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都是不能省察到的。所以，人往往把忘却自己叫做恢复本性。忘却自己当然就不能省察到自己。这样说来，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许是最不明白什么叫诚实的人。真正超脱世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脱俗，反而常常为朋友的不懂人情世故大为惊讶，却不知道最不懂人情世故的正是他自己。
我们看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自发性即自发的天性。在中国文人中，这种自发性表现最彻底的大概要算大诗人陶渊明了。苏轼评他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话道出了陶渊明的内在精神。有些名士，热衷于富贵名利，却扭扭捏捏说不愿干，这种丑态最可厌。至于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而那些名士却以此标榜清高，实在可鄙。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为本性使然。“任吾性而动，行吾心之所安。”全然没有荣辱的自觉意识介入其间。杜甫有两句诗：“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表述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如陶渊明一样，杜甫退隐纯出乎自然本性，虽属清高却并不以清高自傲自许。
不言而喻，自发的真诚和自发地真诚对艺术创作是性命攸关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来自真诚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而真诚必须是自发的已为上述。处心积虑，刻意求真必然导致虚假。凡有意识地抱着某种目的的作品都很难完成其本来的目的。艺术创作，是靠内心感觉感受指引的，是听凭自己的感情驱动的。这里没有意志的干扰干涉，也无什么“应该”不“应该”，“正确”不“正确”等概念，也不考虑世俗的风习及种种条条框框，因而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当然，这里有技巧，但技巧并非一套客观存在的工具，而是某种发自内心的东西，真诚的东西。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所以每一部伟大作品的精华部分总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只能说因为它好，所以它好。其中的“真意”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艺术家的这种超脱世俗的自发态，在世人眼中不免有几分呆傻失态，岂不知从本来意义上讲这正是很正常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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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知的同情”与“高峰体验”（1）
我们所说艺术创作中的浑然与万物同体这种境界绝不是宣扬白痴和愚，浑然与万物同体也绝非白痴和愚，白痴和愚是智力低下的结果，而浑然与万物同体却是大智大仁的表现，是人作为万能之灵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只有很高的理性和经过智力训练的人才可能对这种不可思议进行思议。别林斯基所说的“神秘的灼见”指的就是此种境界。好个“神秘的灼见”，“神秘”而又有“灼见”，可见自有大智在；但“灼见”而又“神秘”，则又有几分不可言传或理喻，泰戈尔说：“小理可以用文字说清楚，大理却只有沉默。”《飞鸟集》第２８页。大概就是有感于此吧！从心理学观点看，语言所能表达的是自觉的常态心理状态，而浑然与万物同体是非自觉的神秘的变态心理境界，也只有在变态中才能达到此种境界，故非语言所能形容。对此种境界解释最好的是柏格森（Bergson）。他称之为“知的同情”（Intellectual Sympathy），而“知的同情”就是“吾人赖之以神游于物之内面而亲与其独特无比（unique）不可言状（Inexpressible）之本质融合为一者也”。《形而上学序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版第8页。这是说，真知灼见必须以把自己的同情扩大到物的途径才能达到。“认识真理必须放弃自我，沉溺在对象中。”与科学的认识比较来看，在科学之中，我们在把事实与物看做是身外的与我们互相隔离的东西而分析，辨别并重新综合的时候，我们是抱一种居高临下，物为我用的态度，而“知的同情”却是把我们的心情和同情融化于万物中，将意义和价值与万物相沟通，这是由仁到智、仁智一体的过程，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由道德的积累达到对宇宙本体的认识的主张是一致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思洛（Maslow）称此种境界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马思洛认为，高峰体验是生活中最奇妙的体验。只有在出奇的关键时刻或伟大的创造时刻才会产生。在高峰体验中，可体验到自足的给人以直接价值的世界。这时外部世界的知觉具有急剧变化的趋势：知觉被看做为自足的整体，经验者感到他对知觉对象正付出全部注意力而且可能达到心醉神迷的程度。我们通常列入认知范畴的那些知觉或者暂时消失，或者属于从属地位，即对其他物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注意力只被一种知觉对象全盘吸引。有时达到把知觉者和被知觉的事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人一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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