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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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游历（2）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非常漫长和危险的旅行，行程长达数千公里，之前没有一个丹麦人做过这样的事。旅程结束后，作家将自己厚厚的、详细的旅途日记写成了一本游记，而这次旅行就像游记里“君士坦丁堡”一章关于穆罕默德的一篇小童话中所说，“月亮阴晴圆缺了9次”才结束。游记从1841年5月开始记起，当时安徒生正在当地城市的市场里漫步，而当地人则在为他们的先知祝贺寿辰。
　　这本游记名为《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其中有许多关于生死的譬喻。这本史诗性的游记长达400页，围绕着一系列新生似的场景展开。在这些场景中，作家要穿过墨西哥海峡、达达内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狭窄通道和涌动的暗流，在沿多瑙河到达塞尔维亚境内时，则要穿过奥萨瓦和德伦科瓦之间的铁门峡谷。有些地方可以用古老的拉丁谚语来形容：“你这边想避开卡律布迪斯漩涡，那边就会撞上锡拉岩礁。”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都与水有关，在游记中被形容为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家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每次“这个时代感觉敏锐的旅游家”都选择了冒险。
　　《一位诗人的杂货店》描写的都是海上、湖上和河上的见闻，在安徒生的游记中是不多见的。这本游记可以看作是关于一个北欧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故事，这位艺术家先是逃往南方，后来在东方获得新生，但在回国途中一想到祖国越来越近时便又产生了一丝恐慌：
　　“我们眼前是绵延不断的稀疏树林！清晨的空气感觉又闷又热，并不像地中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阳光灿烂。我似乎在一个沈闷的、温暖的夏天回到了家乡！我的旅程现在结束了，沮丧停留在我的心头，有一种可怕的事情将要来临的征兆！在小小的丹麦，天才们紧挨着站在一起，互相推搡着，因为他们都想获得自己的空间。对我来说，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我的缺点！我的返乡之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知道，在我到达港口之前，滔天巨浪会向我的头顶砸下来！”
　　这段漫长旅程的目的地之一是君士坦丁堡，安徒生曾经带着强烈的兴奋与向往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根据他日记中关于1841年的一段，他在这座传说中的城市停留的时间是4月25日到5月4日。然而在游记中，作家的这段停留时间带有某种强烈的感官和神话色彩，简直就和《一千零一夜》一样。君士坦丁堡成了游记焦点，它曾经是阿拉丁洞穴的所在地，深深地扎根于横跨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这座城市中，安徒生获得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全部价值。直到他返回哥本哈根几年后，这笔财富所包含的价值才变得明晰起来：一串由童话构成的珍珠出现了，其中包括《睡魔》、《玫瑰仙女》、《放猪的孩子》、《荞麦》、《天使》、《夜莺》、《心上人》、《丑小鸭》、《椴树》和《雪女王》。这些故事都是安徒生从东方回来之后写的，但直到1843年，安徒生才意识到他的生活与工作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在写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他谈到了这种感觉，并说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我认为，我会为自己做出写童话的决定而感到高兴的。当然，我最初所写的大多都是儿时听过的，只是用自己的风格与方式将其重新讲述了一遍。但我自己创作的，如《小人鱼》、《鹳鸟》和《甘菊》，都获得了一致好评，也让我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驰骋！现在，我是从自己的心里讲故事：先是抓住一些成年人的思想，然后给小孩子讲出来，同时提醒自己，孩子的父母也许也在听，也要让他们有所感悟！我的材料极为丰富，比写其它题材的作品多得多。我有种感觉，似乎每个篱笆、每朵小花都在说：‘看着我，你就会写出我的故事。’如果我愿意，那我心中就有了一个故事！”
　　对安徒生来说，近东的这次旅行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当鞋匠的父亲在漫长的冬夜里会给他大声朗读《天方夜谭》，这个天才的小男孩被大鹏、阿里巴巴、阿拉丁和舍赫拉查德的故事深深吸引。但从安徒生生活与工作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来看，他在1840～1841年间长达9个月的旅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旅途中撰写了许多日记与书信，有一些对自己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这段旅程的重要性。同时，与1841～1842年间《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的写作有关的思考也表明了这一点。在1847年的《我的真实生活》一书中，很明显，一路上安徒生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与那不勒斯以及从意大利和马耳他到希腊和土耳其的行程有关的章节，是以一种转折点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转折既是地理位置上的，又是生活意义上的。在径直向南旅行一段时间后，作家的船便折向东，开始向“东方”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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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游历（3）
“似乎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向我走来，而这的确发生了。尽管在我以后的作品中看不出这一点，但它使我对生活的概念和我的整个内心世界都充满了活力。我不再感觉虚弱不堪；当我看到祖国在我的后面逐渐消失时，一种遗忘的电流仿佛流过了所有的痛苦回忆。我觉得自己的血液流动着健康，头脑中涌动着健康；我再一次坚定而勇敢地扬起了头。”
　　是的，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840年10月31日乘克里斯蒂安八世号轮船驶离哥本哈根时，的确有许多事情需要逃避。第二天，他到了基尔，晕船极为严重。在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称与“死气沉沉的丹麦”再见了。他觉得自己被哥本哈根的知识分子所迫害，比如J*9郾L*9郾海博格、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些人与安徒生不同，他们喜欢坐在哥本哈根家里的桌子后面，很少出城游历。内心浪漫的、不喜欢平静的安徒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他在追寻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以自然和自己为基石，而且还要以一个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产生的全部奇迹为后盾。
　　

与批评界针锋相对（1）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与丹麦批评他的众多人物之间具有传奇性的辩论中，双方的界限在1840年变得异常分明。这场辩论涉及当时众多的丹麦艺术家和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不同观点和气质的辩论，而且是一场不同“学派”与“主义”之间的文化与政治之争。1847年，批评家P*9郾L。莫勒发表了关于《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的评论，这篇评论姗姗来迟，但对安徒生的这篇作品大加肯定，并对1840年前后丹麦文学中的两极分化进行了讨论。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表明了与安徒生站在一起的立场，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窒息着想象与情感中的天真与活力，以便表现出一种衰老的、颜色全无的、带着皱纹的理智面孔。此时遇到这样一篇文章，不禁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在这篇文章中，自然与活力大步向我们走来，带着自然与生气，在诗人敏锐的感受力这面凹面镜中，放射出异样的光辉。”
　　不是桂冠就是荆棘，这就是1840年丹麦界限分明的文学界。索伦？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对《只是一个提琴手》进行了攻击，而这只是1830年亨里克？赫兹抨击安徒生《灵魂之信》的续集。赫兹取笑安徒生说，他“乘着缪斯女神的小马驹”，带着一个吃飞蛾的鞍囊，里面装满了文不通、字不顺的文学作品，其中充满了语法错误和其它“粗俗的谬误”。作家卡斯顿？霍奇也禁不住对这位可笑的人物指手画脚，这主要是因为安徒生曾经在《徒步之旅》一书中对他进行了揶揄。在1830年的批评喜剧《微型巴比伦塔》中，霍奇将喜欢步行旅行的年轻作家描绘成一只带有悲喜剧色彩的鹦鹉，将他评价过高的《徒步之旅》一书描绘成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我们会在本章中看到，卡斯顿？霍奇在其1845年的小说《莱茵河上的城堡》中，再一次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形容为一个精神错乱、狂妄自大、女子气的作家，在书的结尾，安徒生胡言乱语，几近疯狂，不得不被人锁在屋内。
　　更糟的是，索伦？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混乱的生活与工作进行了无情揭露，这为1840年前后对作家大规模的抨击奠定了“基础”。这件事带有一丝偶然性，索伦？克尔恺郭尔本人并未亲自参与，而是让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及其持相同观点的艺术家与批评家出头，安徒生辛辣地称之为“铣刀协会”。这是一个美###谊会，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倡议，海博格和其它作家、戏剧家和批评家领导，其重点在于用理性和推理思维，反对浪漫主义，尤其是反对神圣艺术中的即兴创作和肤浅。正是因为这样，笃信情感和艺术直觉具有重要作用的安徒生成为“铣刀协会”所反对和###的典型。
　　然而，海博格这一派最感兴趣的是艺术形式，而安徒生看重的却是内容，并于1836年在《O*9郾T*9郾》一书中加以了强调。书中，奥托？索斯特鲁普说，诗歌与上帝允许树生长是一样的道理：“内部的力量是用形式表现出来的，两者同等重要，但我认为内容要更加神圣。”换句话说，安徒生寻求的正是情感满足，其写作方式也属于现象学一派。他创作艺术的基础是即兴创作者所面临的不可预见和混乱的外部世界，是用材料和灵感来填充自己的精神世界，并迅速将之变成文学作品。相反，“铣刀协会”却要使艺术具有一个计划和意义，或是像安徒生1847年在其戏剧《亚哈随鲁》中所讽刺的那样：“叮咚！叮咚！/同样的歌，同样的歌！”
　　不管你在1840年前后看到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哪些生活与作品，都很容易深深地同情他，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好像都在遭受着政治迫害。但如果我们更深入一步地考察，超越诽谤这一层次，我们就会看到，安徒生也并非完美无缺。有时，他甚至主动与“铣刀协会”针锋相对。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安徒生心里非常清楚，浪漫主义天才不会趴在地上，尤其是在面对批评家的时候。正如自然学家和哲学家亨里希？斯蒂芬斯21世纪初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哲学演讲中所说，“天才打破了别人想使他臣服的一切规则，从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天才本人和他的整个时代。”
　　同样，在索伦？克尔恺郭尔抨击他之后的几年内，安徒生感觉更需要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更需要吸引众人对自己的注意，吸引众人对自己遭受排挤和压迫的注意。然而，尽管如此，1840年前后的丹麦批评家并非如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中所描绘的那样，对他都持否定态度。他所得到的肯定实际上比他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安徒生表明了他是如何一直努力地在艺术与批评家之间维护一种敌对关系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考虑。表面上，不懈追求着的浪漫主义者想被理解和定义成一个“被排斥的人”，因为这种艺术家是上帝选择的子民，是注定要被放逐和排斥的，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一种少有的力量、直觉和意志。尽管“铣刀协会”代表平庸，安徒生认为自己有创造性，是独特的，正如他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所说，他“组织思维的方式自然、卓越、观照自我，同时又稍微有些轻率”。
　　

与批评界针锋相对（2）
从安徒生的浪漫主义角度和他的诗人内质来看，对安徒生来说，与批评界针锋相对是非常必要的，这在创作过程中也是一种重要的刺激手段。安徒生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意味着，每当他受到外界的强大批评压力时，他强大的意志、勇气和诗人的想象力就会汇聚成一种更强的创造力。我们在《没有画的画册》和童话《飞箱》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两篇作品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写的，当时他正遭受“铣刀协会”的残酷折磨。然而，他在这以前和以后都非常清楚，如何运用内心的力量，继续展示自己的自信、坚定和胆略。这在《飞箱》带有煽动性的语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篇故事中，安徒生将当时的批评家描绘成那种小小的柴火，它们虽然可以熊熊燃烧，可刚点着没多长时间就熄灭了。起初，他想把《飞箱》这一部分单独为海博格夫人和她的亲戚写成一篇名为《柴火》的讽刺故事。她的婆婆吉莱姆博格夫人扮演讲故事的茶壶，她的丈夫J*9郾L*9郾海博格扮演总是干干净净呆在架子上的老铁罐，海博格夫人是擦火星的打火匣，批评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是放在窗台上的鹅毛笔，安徒生当然是窗外笼子里的夜莺。
　　“是的，我有点小孩子气，但我并非没有烦恼。”1839年4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谈到他的戏剧《黑白混血儿》被皇家剧院所接受时说道（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个戏剧）。下定决心的安徒生向“铣刀协会”发起了反击，好像也被自己所具有的勇气和意志吓了一跳：
　　“我的朋友们说他们从未看到我如此愤怒，如此坚定，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但它必须爆发出来！必须展示出来！所有这些需要的就是决心！”
　　多年以来，许多人都误解艺术家内心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虚荣和自以为是，有人称之为妄自尊大。然而，在安徒生的生活或作品中，没有一个时期像1840～1850年这段时期如此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容易引起他人敌意却可以理解的自信中，安徒生像孔雀一样展示着自己的美丽羽毛。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在丹麦树立了一种偏狭和土气的形象，与在国外大受欢迎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1840年前后他在国外的声望与日俱增。这意味着，即使在魏玛，他在受邀前往宫廷或皇家宴会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携带着佩剑，戴着三角帽。当然，他当时给在哥本哈根的科林一家写的信中提到了这些，但他的信总是遭到抵制和怀疑。
　　国外的热情与丹麦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自然会使安徒生苦恼万分。每当他从国外回来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或在国外的风光国内无人知晓时，他就会在愤怒和绝望的信中发泄不满，对“铣刀协会”进行痛骂。“在我的祖国，有些人否定我……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热爱丹麦了，但那些人因为一条小虫闪闪发光便向它吐唾沫。我最难过的时光是在国内，愿上帝宽恕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