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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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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人数超过期望值，而年长组中没有过此类行为的人数超过期望值。
这一分析结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年轻人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大大超过年长者，而且其婚前性活动的开放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年长者。也许有人会对这一发现兴高采烈，以为中国人（确切地说是北京人）终于有了现代的味道，也许有人会因此痛心疾首，以为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但事实毕竟是
事实，对它做出的价值评价不能掩盖事实本身的绝对重要性。教育程度的影响
教育程度的影响没有出生年的影响覆盖面大且强烈，但仍不失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自变量。
表四 教育程度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
态度及行为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相爱可接吻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行为：约会交换情书拉手接吻拥抱
教育程度的划分是以大学以上为一组，以中学（包括初
中、高中、中专、中技）以下为另一组。表四中显示出来的相关关系都是教育程度高的一组超过期望值，也就是说，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有显著差异，前者持宽容（“可以”）态度，后者持严厉态度。在自身婚前两性交往活动方面，也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开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交换情书”这一变量的卡方值特别大，其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这种行为的大大超过了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可以由此得出教育程度高者在婚前更注重精神交流的结论。
职业的影响
职业这一变量的划分是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一组，其他职业为另一组，所得分析结果如表五：
表五 职业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行为：约会交换情书拉手接吻拥抱
在职业与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相关关系中，干部知识
分子一组中持宽容态度的人超过期望值，有此类行为的人也超过期望值，而其他职业者中对婚前性关系持严厉态度及有过上述种种与异性接触行为的人数则低于期望值。
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母亲的教育程度是以中学以上为一组，小学以下为另一组划分的。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有重大影响：
表六 母亲教育程度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相爱可接吻确定关系后可拥抱相爱可拥抱偶然吸引可拥抱相爱可发生性关系
行为：约会拉手接吻拥抱
在母亲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婚前性容许程度高于期望值，婚前两性接触行为的频数也高于期望值，母亲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相反。这说明，家庭的教养、特别是母亲对子女道德观念及行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母亲职业的影响
母亲的职业以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为一组，其他人为另一组。这一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极大，仅次于年龄的影响（表七）：
表七 母亲职业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相爱可接吻偶然吸引可接吻确定关系后可拥抱相爱可拥抱偶然吸引可拥抱确定关系后可发生性关系相爱可发生性关系偶然吸引可发生性关系
行为：约会拉手接吻拥抱性关系
母亲职业地位高的人一般家境较好，而家境较好的人比起家境差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高，自身各种婚前性活动的频数也高于期望值。这一发现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大体上说，社会地位越高家境越好的人越倾向于对婚前性活动持宽容态度。
第三部分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三个自变量为出生年（
、教育程
）和职业（
度（
，依变量分为态度和行为两类。从第一、二部分分析的
个态度变量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即对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接吻（
、拥抱（
）或发生性关系（
）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从
个行为变量中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即有无接吻（
、拥抱（
）和婚前性关系
这三个变量。
对数线性回归程序筛选出来的
个最佳模型及其参数如表八。有关最佳模型及对数线性回归的推导公式在第一篇附录中已有详细说明，表中最佳模型是通过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来的能够对上述婚前性容许程度及婚前性活动做出最佳解释的数学模型。括号内的数值为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对表中参数的详细解释见紧随表后的六点讨论。
使用统计软件
表八 最佳模型及其参数
对婚前接吻的态度最佳模型：
对婚前拥抱的态度最佳模型：
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最佳模型：
婚前接吻最佳模型：婚前拥抱最佳模型：
婚前性行为最佳模型：
将各自变量的一对取值的影响做比较，可以对以上数据做出如下解释：
在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接吻”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影响中，出生年这一变量有很大影响。通过计算得到，年轻者（
年以后出生者）与年长者（
年以前出生者）的比值之比为，也就是说，一旦研究对象为年轻者，其持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以接吻这一观点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倍。年轻者与年长者的这种显著区别反映了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
在这个态度依变量上，教育程度的影响略次于出生年的影响，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与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比值之比为，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其持“婚前可以接吻”态度的机会是只有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的
倍。这说明教育程度越高对这种婚前性活动的容许程度越高。
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情况下可不可以拥抱”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着更加显著的影响。其中出生年的影响最为显著，年轻者与年长者在这一变量上的比值之比竟高达
倍
，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轻者，其对婚前拥抱持容许态度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倍。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太明显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的比值之比为
倍
，即一旦个案为教育程度高者，其持容许态度的机
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
倍。
在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答案的影响中，出生年的影响仍较大，年轻
者与年长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 ， 即年轻者持容
许态度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倍。教育程度高者与教育程度低
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 ， 即教育程度高者持容许
态度的机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倍。
在自变量对婚前接吻行为的影响中，出生年的影响最大，其中年轻者与年长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即一旦个案为年轻者，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机会是年长者时
倍。教育程度的影响次之，其中教育程度高者与教育程度低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即一旦个案为教育程度高者，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机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
倍。职业的影响相比之下最弱，但也有统计学的显著性，其中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者的比值之比为
倍（，也就是说，一旦个案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
机会是其他职业者的
倍。
自变量对婚前拥抱行为的影响与对接吻行为的影响模式十分相似，其中出生年两个取值的区别为
倍，职业两个取值的区别为
倍。对这两个数字的解释与对接吻行为的解释大致相同。
自变量对婚前性关系（指性交行为）的影响出现了有趣的反常现象。虽然出生年的两个取值的比值之比与前述所有现象一致（年轻者的比值为年长者比值的
倍），但职业的影响却翻转过来，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即其他职业的人有婚前性行为的机会是干部
倍。这一点与其他所有的分析结果相反。它揭
知识分子的
示出，虽然职业地位高的人与职业地位低的人相比，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多持宽容态度，甚至前者的婚前拥抱接吻行为也比后者为多（见表五），但是在婚前性行为这一点上却少于那些职业地位低的人。这说明，尽管婚前性容许程度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所提高，或许还将继续提高（从年轻者与年长者，社会地位高者与社会地位低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做出这种推断），拥抱接吻一类行为也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所接纳并实行，但是人们对婚前性交行为仍十分谨慎，尤其是那些职业地位较高的人更为谨慎。职业地位不同的人在婚前性行为上的区别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取向职业地位高是受到社会价值观肯定的，而他们的行为说明，社会价值观及行为规范选择在婚前性行为上谨慎行事。
结论
这项研究通过大量定量分析，检验并基本证明了下列研究
假设：
出生年代越晚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
活动越多，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状
况等）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活动越多。惟一的例外是，在两性发生婚前性关系这一点上，职业地位低的人比起职业地位高的人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婚前性容许程度及婚前性接触活动上的显著差别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社会观念、道德规范的改变，向着对婚前性活动持更宽容态度的方向转变。中国历来是一个规范的力量十分强大的社会，人们往往并不很在意法律（与西方社会相比，那里的人们在“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这一点上比我们强烈），倒会时时处处感到行为规范的压力。婚前性活动就是如此。中国道德中的“男女授受不亲”并不是说一旦接触就违反了法律，而是一种行为规范。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大多数人认为在婚前两性间可以拥抱接吻，而且有近三分之一（
）的人对婚前性行为持容许态度（略低于苏联的
，见文献综述一节），更有的人坦直承认自己有过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和有此类行为的人中年轻者大大超过年长者这一事实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变迁。其次，它反映了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代沟。年轻者和年长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除了社会观念变迁的因素，恐怕还有个人由年轻到年长后观念转向保守的因素。也许有些人在年轻时婚前性容许程度较高，随年龄增长，渐渐变得严厉起来，并非自始至终都持严厉态度的。
这项研究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上得到同瑞斯的理论假设刚好相反的结论。他的假设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低，而本项研究却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这一区别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道德规范十分强大的国家，人们容易产生“越轨的冲动”，而与较为迟钝的人群相比，社会地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们会显得更敏感些。他们的敏感表现在对压抑的一般反抗。这种反抗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就表现为宽容。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自身行为上的差异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社会价值观在选择对婚前性活动的宽容态度。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全社会的人追求的目标，是得到社会价值观赞许的。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对婚前性活动持宽容态度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社会价值观的选择。第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现代化的生活环境，由此可以做出推论：随着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婚前性容许程度会越来越高，人们的婚前性接触也会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实际上也可以说它正是以全社会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职业地位低的人婚前性关系较多这一现象则比较难于解释，它至少说明，职业地位高的人虽然在观念上较其他人开放，甚至对婚前拥抱接吻这些行为也可接受，但是在要“动真格”的时候却不如其他人那么不考虑后果。尽管他们可以理解并容忍婚前性行为，但他们对这种行为的后果有更多的顾虑，他们担心的和能够失去的东西比社会地位低的人要多，因此不得不谨慎行事。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时代。在婚前性活动这个触动社会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上，
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正在向着越来越开放（
的方向发展，
这个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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