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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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盍舸吕吹南八住Ｓ械哪撩窈廖薅褚獾亟寤У呐嘤胱约旱亩影才旁谝皇遥峁兄履兄喽阅撩穸拥囊环创颉＜底雍悖骸段蠡帷罚赌淹醵嗨埂罚暇┐笱С霭嫔�1993年版，第81页。某知青在牧民家“插包”，为了报答主人对自己的关照，特意将千里迢迢寄到的大虾仁奉上以表示感谢之意。岂料牧民将虾仁倒在地上，惊呼“虫子不能吃！”对知青大为不满。见韦立：《虾子的“委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两起纠葛皆因风俗不同酿成。。但牧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知青本身“永远做贫苦牧民的好儿女”的一片赤诚，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化解矛盾的黏合剂。
　　然而，光阴荏苒，许多问题却在意想之外。牧民按自己的观念“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缝缝补补、挤奶。一些知青对这种生活不满，与牧民渐生嫌隙。加之文化学习无法保障，一段时间以后，对“插包”已兴趣索然。于是重归集体户的越来越多。有的知青还找到北京安置办公室反映“插包”的问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牧区知青“插包”的失败，集中代表了风行一时的“插户”风的归宿。它向知青们揭示了理论上的“再教育”与事实上的“再教育”是多么迥然不同。知青也就通过这种对比逐步理解了“再教育”的真谛。

安置的方式（3）
话说回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青下乡人数过多，势头过猛，令许多农村社队应接不暇，安置工作跟不上，青年点的房屋无法落实，也推动了分散插户现象的扩展如福建龙溪县，自1968年至1973年共接收下乡知青三千余名，均实行分散安置，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部。1974年开始建青年点，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见《龙溪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参见《南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文中提到同一现象。又，内蒙古敖汉旗“###”中接收各地知青六千多人，有单人插队落户的，也有集体插队落户的。其中，以单人插队的最多。见《敖汉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分散插户，又有长期、短期之别。短期插户的时间为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官方舆论将这种做法誉为“一种很好的再教育学习班”《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
　　总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教育”理论所向披靡时，知青集体户出现了由公社、大队建点向生产队建点的转变，知青点的规模呈现小型化，与此同时，插队知青的分布趋向疏散，单人插队，三四人插队的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使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更加捉摸不定。与公社、大队干部相比，生产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更低，对国家有关知青政策也更加隔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本队农民从事生产，主持分配，按时向国家交纳公粮。他们更加关心的始终是农民的利益。当知青的到来只影响农民的收入而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好处时，他们会比公社、大队领导表现出更多的不满。这当然会强化下乡知青的窘迫处境。
　　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生产队账目本来就漏洞百出，上级部门又难以清查，以致各地生产队任意挪用、侵蚀知青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再次，当知青的生活天地完全被限制在生产队时，集团力量单薄，无力抗拒外部压力，权益更易于受到损害。与农民同工不同酬，居住条件差甚至没有住房，生活不能自给，是众所周知的抱怨。因为缺乏管理，一些知青集体户如一盘散沙，不少分散居住的女知青沦为逼婚或者坏分子渔猎蹂躏的对象。
　　由于上述积弊，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显而易见，集体户有别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户”。后者是从户籍制度角度来指称的家庭，是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集体户则是由一群未婚男女知识青年组合的社会单位。当然，像真正意义上的“户”那样，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户口本）和户主（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为一个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性别、体质、劳动态度上的种种差异，造成收入的差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水平。有可靠经济资助的知识青年不必为衣食操心，无家庭资助或少有资助的知识青年则往往为收入菲薄和囊中羞涩忧心忡忡。但无论这些差异多么鲜明，他们却要在集体灶（集体户统一办的伙食）合伙吃饭，同时还要分担集体户维持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男女知青在饭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集体户成员探亲回家或因病误工更是普遍现象。种种差异造成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集体户履行生活管理职能的难度。

安置的方式（4）
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是按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甚至像陕北那样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一些知青集体户也曾试行过“小共产主义”的制度。所谓“小”，是指“共产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本集体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则是极端艰苦条件下人们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原则。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驮水做饭，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的家里寄来的包裹（糖果香烟之类）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笺波澜》，《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个地方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义，行动上愈富实践精神，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愈高，其集体户的“公有”色彩就愈鲜明。一名陕北知青在###中将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组说成“理想主义的一群”，过的基本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或“共产公社”的生活。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东西太少）。每个人都尽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轮流做五天饭；每个人轮番参加公社、县、地区、省里的会议；工分也是集体户统一结算、集体分配。唯一的区别，每个人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在个人的记分册上郑秀满：《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不陌生。当他们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时髦一时，被吹嘘为“限制三大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也助长了“共产”风在知青集体户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义的种子有时会突破集体户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发芽开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井冈山小通大队在知识青年中试行“合作互济”分配方法的经验，即把每个知识青年的劳动所得和国家发给他们的安置费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安排生活。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劳动收入还不很多，又不善于安排生活，实行“合作互济”后首先是保证每个青年都能获得基本生活费用，其余作为积累。知识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难需要补助，经知青们讨论，由大队批准。这篇经验认为：这个分配办法，充分体现了阶级友爱，知识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不增加家长负担的情况下，解决到农村后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经验还认为：“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小通大队经验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队各知青集体户经济上的畛域，以大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分配单位；特点之二，是典型的“大锅饭”（即平均主义）做法，与按劳取酬的原则则格格不入。应该承认，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大锅饭”分配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稳定下来，是会奏效一时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考虑知识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注定了它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

安置的方式（5）
一些地区的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地试行过类似于“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办法，无不以受挫告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阿尔山宝力格的36名北京知识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终分红时就组织了以大队为单位包括若干集体户在内的所谓“小共产主义”的经互会。经互会宗旨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统一管理劳动所得，按照大家的实际需要支配。经互会设经委会，选出三人管理小组。经委会的六条公约是：经委会是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群众组织；自愿加入，退出自由；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大件东西由集体统一置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健全财会制度，定期公布账目。经委会成立后，除每月十元生活费外，还负责支付知识青年探亲路费、伤病者医药费、服装费。然而，知识青年思想状态本来不一样，有的自觉，有的不够自觉；个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年年探亲，有的二三年才探亲一次，在家逗留时间也长短参差；有的人爱惜衣着，有的则不太爱惜，个别人认为，坏了没关系，反正有经委会。这样一来，个人的实际收入与支出明显脱节，长此以往，就在“小共产主义”的躯壳内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尽管经委会的管理小组恪尽职守，知识青年们还是感到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声渐起。在宣布解散以前，这个经委会竟坚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产主义》，《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应该说已是一个奇迹！
　　知青集体户中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是历史的条件，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学校中按部就班实行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阶级友爱教育；其次是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高扬。最终，知识青年的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他们的头脑也比较清醒起来。而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当“共产”风陷入沉寂后，集体户知识青年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分担集体户的必要支出。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间因为闹纠纷，导致集体灶散伙，每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劳动、生活自顾自的现象益发普遍了。
　　（二）农场（兵团）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1962—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则说有257万人。。
　　“###”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迅速扩大。截至1972年底，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有200万人，约相当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1／4此数字系1962—1972年合计。目前两组数据略有差异。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873万人，内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3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845万人，其中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196万人（占总数的232％）。。这以后，多数农场、兵团人员极度饱和，安置知青人数剧减。整个“###”期间，安排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近250万人（约为下乡知青总数的18％）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则说有220万人。。各垦区接收知识青年的人数是：黑龙江垦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农场各3万人，其他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　。　想看书来

安置的方式（6）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跨省安置的走向基本上依照“###”前的旧轨而因时因事有所变通：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其中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近10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多数到云南垦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个别数字不准确。如上海市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97万人，书中却说有8万人。。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由于“###”期间进入国营农场系统的知识青年近半数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遂使这种组织形式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不解之缘。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肇建于50年代初。1954年，经###中央批准，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