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非常之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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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而言，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难得机会，离开中南海时，都有一种庄严感，大家相约不把讲话内容泄露给那些拨弄是非的人。
　　事后证明，这些留学生是可信的，他们没有为那些反对陈毅的人提供炮弹。
　　奇怪的是，当时确有外交部造反派的人到会担任速记，也未见他们扩散有关讲话内容，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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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奉命“请假检讨”（1）
就在陈毅给归国留学生作长篇讲话的时候，谭震林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林彪写信，继续对江青等人进行抨击。
　　他同林彪在井冈山就熟悉，现在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希望能从那里得到某种理解和支持。
　　信中说：“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
　　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这些人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
　　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
　　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
　　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陈毅和谭震林都不知道，2月16日下午怀仁堂碰头会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去钓鱼台，连夜拼凑出《二月十六日会议记录》，绘声绘色地向江青作了详细汇报。
　　他们一个个得意忘形，以为打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的机会到来了。
　　在江青的一手策划下，他们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抢先带着刚刚完成的碰头会记录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弄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要求紧急召见不可。
　　当听了他们汇报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气话以后，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不以为然，觉得说些气话乃人之常情，顶多还是“很不理解”的问题。
　　但听着听着慢慢变了脸色。
　　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很多人挨了整，陈毅、周总理也挨了整时，便勃然大怒：“他们这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既然中央文革搞得不好，可以让陈毅、谭震林来担负中央文革的工作，如人不够，还可以请刘邓出来主持！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否定反对王明路线的成绩，好，那我就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好了！”
　　林彪别有用心地把谭震林2月17日写给他个人的信转给毛泽东，并附上短信一封：“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这是对谭震林落井下石。
　　毛泽东读罢来信后，在传阅件上批示：“已阅。
　　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对谭震林更有了不好的看法。
　　2月19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提出严厉批评，明确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
　　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
　　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他还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康生等人在会上推波助澜，栽赃陷害，说什么“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对他们进行批评，直到认识错误为止。
　　当天会议结束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三人根据会议的决定找陈毅谈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对陈毅的批评，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请假检讨”，由政治局召开多次扩大会听取他们的检讨，专门解决他们的问题。
　　直到这时，陈毅才意识到这回漏子捅大了。
　　有了毛泽东的政治表态，林彪、江青一伙，更是拉大旗作虎皮，为所欲为。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专门解决陈毅、谭震林的问题。
　　在这些会上，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连续遭到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的围攻和批判，并被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
　　周恩来也受到了他们的批评。
　　白天，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得处处注意外交礼仪，以免给中国的形象带来哪怕很小的一点损害；入夜后，只要赶上参加“政治局生活会”，就成了众矢之的，任人围攻和凌辱。
　　

二十八、奉命“请假检讨”（2）
他不得不多次违心地作检讨。
　　3月4日，他被迫写了书面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月18日凌晨，陈毅参加完最后一次“政治局生活会”，身心已极度疲惫。
　　回家的路上，他强打精神问秘书石国宝：“今天几号？”
　　石秘书回答：“今天是3月18日。”
　　陈毅心情沉痛地说：“四十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虽然最初听不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不同声音，一度大发雷霆，但在行动上还是采纳了他们的不少意见。
　　后来他果断地否定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出的“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改为老同志建议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他对《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亲自作了修改，肯定和吸收了老同志的某些意见，下令释放了“联动”成员。
　　4月30日夜，他特地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作客，开了个“团结会”，以缓和紧张关系，同时批准这些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公开庆祝活动，出现了难得的大团结局面。
　　这时，中央文革一伙更是变本加厉地捞权。
　　自从江青、康生等人把2月怀仁堂正义抗争诬蔑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
　　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把“政治局生活会”上老同志的检讨，恶意歪曲篡改，肆无忌惮地乱抛机密档案和内部材料，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北大、清华等造反派向社会广为扩散。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明目张胆地向这些人“交底”：你们揪斗陈毅，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如果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周恩来。
　　在他们一再蛊惑下，4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
　　5月7日，这伙人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陈毅联络站”名义编印了《陈毅黑史》，对陈毅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
　　对于这些造反派的错误做法，周恩来极为愤慨，并尽力做工作加以阻止。
　　他得知外事口造反派酝酿开大会揪斗陈毅，便及时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他明确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
　　他现在没有罢官，还要工作。
　　他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
　　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拦截进出车辆，阻碍外事活动，扬言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闻讯后，及时紧急约见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假如你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
　　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
　　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滑稽！这些造反派的背后，因为有人撑腰，许多人把周恩来的警告不当一回事。
　　揪斗陈毅的规模不断升级，气焰嚣张。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
　　周恩来不屈服于压力，坚持对陈毅的批判以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准许在会场悬挂“打倒某某”或“三反分子某某”之类的标语。
　　一次，周恩来发现会场里有“打倒陈毅”的标语，拒绝进会场，在烈日下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直到造反派撤了这样的标语才进去。
　　###两月，北京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组织了八次批陈会，周恩来每会必到，不准任何人对陈毅有非礼行动。
　　8月26日，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正在举行的批判会，并冲入外交部大院内，包围了办公大楼，把陈毅汽车的轮胎放了气，威胁要揪陈毅。
　　陈毅被困几小时。
　　8月27日凌晨，因为连续紧张工作，身体已经极度疲劳的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赶往批判会场，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对他们严加痛斥：“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
　　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由于造反派继续无理纠缠，周恩来一阵眩晕，几乎摔倒。
　　在场的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是心脏病急性发作，赶紧搀扶他离开会场。
　　那些造反派仍狂叫不止：“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
　　“我们就要冲会场！”
　　被搀扶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清醒过来，听到了这些狂叫声，他回转身来对这些人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做法也有不满。
　　

二十八、奉命“请假检讨”（3）
当他发现王力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那篇讲话时，极为愤怒，提笔在那篇讲话稿上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不久，一贯以“左”派自居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由于这些坏家伙的不得势，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极“左”思潮受到一定程度打击。
　　随着这次“批极左”运动的逐步深入，外交部许多人感到扬眉吐气。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贴出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91位司长、大使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顿时引起轰动。
　　一连几天有人围观和摘抄。
　　犹如一阵和煦的春风，使他们感到无比温暖。
　　很多人暗暗佩服这些司长、大使们的勇气，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相信陈毅是坚定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外交家，他是打不倒的，坏人终有恶报。
　　然而，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仍牢牢控制着中央文革的领导权，他们竟把这张大字报斥之为“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转瞬之间变成批形“左”实右、迫害正直干部的运动，包括写那张大字报在内的91位司长、大使和大批干部受到株连。
　　不少人当成反党阴谋集团成员被抓，受尽折磨和摧残。
　　外交部91位司长、大使和大批干部惨遭厄运，陈毅于心不安。
　　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这些同志揭发自己，站出来同自己划清界限，使他们免受株连。
　　但很多人宁肯自己丢官，宁肯挨批斗，蹲牛棚，至死不愿向他泼脏水，更不愿加入围剿他的行列，助纣为虐。
　　到了这年10月，陈毅的处境更难了。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因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等被诬陷的罪名，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
　　谭震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上，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林彪、江青等一伙趁机对参加过二月怀仁堂碰头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组织围攻和罗织罪名，还组织批斗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人。
　　他们把怀仁堂的正义抗争说成是“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等。
　　从这以后，陈毅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名存实亡，该参加的会议不让参加了，该看的文件电报不给看了，经常一连几天无人登门，甚至没有一声电话铃声。
　　陈毅困惑了。
　　但他决不动摇。
　　他相信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万里乌云总会有玉宇澄清之日。
　　

二十九、到工厂蹲点调查（1）
自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陈毅就决心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奋斗终身。
　　现在他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正常工作，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
　　他为此悔愧莫名，心情沉重，亟盼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
　　最了解他的莫过于妻子张茜。
　　往日，张茜见他没日没夜地忙碌，总担心有一天他会累得趴下。
　　如今，她又为他闲着无事而发愁。
　　对陈毅，要说惩罚，有意把他晾在一边，不给他工作干，恐怕是最严厉最无情的惩罚了。
　　她担心他闷出病来，希望他早日通过检查这一关，早日恢复工作。
　　恰在这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周恩来非常理解和体贴陈毅等老帅的痛苦心情和急于工作的愿望，对他们将去蹲点调查的地方作了周密考虑。
　　首先得保证他们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