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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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府监、秘阁都行。秘阁有个装裱匠阿五，字画装裱最有功夫，先皇的许多手迹都是他装裱的。”
　　

大宋遗事　第十回（2）
“那就送他去裱吧。裱好了送到迩英阁、延义阁，将它挂在龙书案后屏上。”
　　舜封答应着去办了。
　　两天后，仁宗又写了一幅《无逸》，让舜封专程送给了丞相。
　　丞相叩头谢过恩，问舜封：“皇上是专赐我的吗？”
　　舜封说：“可不是！闲常写的字少，赐人是有的。这么一大篇，皇上要写老半天呢！拢共写了三篇，一篇挂在迩英阁，一篇挂在延义阁，一篇就送给丞相您了，别人哪得有！”
　　吕夷简听了，立马就老泪纵横起来，哽咽道：“皇上对老臣天高地厚，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答不尽！”
　　舜封回来说给皇上一听，皇上也禁不住感叹：“自朕登基，吕丞相为参知政事，二十多年，朝野内外，数他最忠心耿耿，也只有他能体贴朕的心意。”
　　可这一次，吕夷简还真有些摸不着北了。
　　不是《无逸》不熟，他太熟了。《无逸》是周公告别政坛，与长大亲政的周成王的一次谈话，叮咛告诫，谆谆善诱。无非是以史为证，要他勤政爱民，不好逸恶劳，好叫子民安乐，江山永固。用于皇上自励，是没得说的，可为什么又专门送给他呢？
　　要说《无逸》与臣下有关，只有最后两段。大臣有规劝、教诲皇上的责任，皇上如果不听，大臣就有可能转而顺从君上，变乱现行法令，戕害百姓，滥杀无辜，渐渐导致天下大乱，怨声载道。难道自己是这样的人吗？几十年来，自己虽不能犯颜而谏，正道直行，但也绝没有改弦更张，变更祖宗成法呵！至多不过因循守旧、苟安恋栈而已，图的也是天下太平，并不全为一己私利。何况，皇上一向恭俭仁厚，天纵圣明，绝没有什么宴安逸乐、乖张胡来的事情，就是多少顺着他，也是做臣子应尽的本分，绝没有招致天下大乱、民怨沸腾的危险呵？那么，皇上究竟是什么意思？该是启发自己做直臣，尽古代大臣规劝、保惠、教诲皇上的义务、责任，与皇上共创辉煌？似乎也不是。为这个，有必要巴巴地写这么长的专章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要不，就是让我警惕身边，看看是不是有那种驯服顺从、要变乱先王成法的臣僚，好防患于未然？那么，又是谁呢？他开始将那些已在或正觊觑着权力中心的人一一排队，肯定，跟着又来否定。
　　到他将一切都搅成了一锅稀粥，早朝的时间到了。
　　昏头昏脑到了金銮殿，三拜九叩，山呼起舞，他只拜了一下，就爬起来归位了。
　　上朝的所有文武官员都看见了，也全都傻愣在那儿了！这样欺君失礼，砍头都不算重！何况，还是他吕夷简！朝野上下，没有人不知道他吕丞相从来是一丝不苟的！他上朝始终站在同一个地方，绝不会有半步之差，这是监察御史们私下里悄悄拿尺量过的。可今天，他居然只拜了一下！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过，惊奇远远超过了谴责，以至于竟没有人想到上章弹劾。
　　有那敏锐的，更看出了名堂：“吕丞相一向谨小慎微，一生很少失算。这次朝会失礼，怕是老天爷有意夺他的魂魄，凶多吉少了！”
　　几天之后，夷简果然中了风，躺在家里不能动了。
　　他请儿子代笔，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请求辞去所有的职务。仁宗皇帝接到本章，又震惊，又忧虑，亲自下了一个手诏，拜他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让他好好养病，到能走动之后，再三五天一次，去中书看看，主要是掌掌大舵。
　　夷简上章力辞，皇上不准，又下了一道手诏。这回，还多了几根髭须。
　　皇上特意交代下手诏的舜封：“朕这髭须，很养了些日子了。古人说髭须可以治病，朕特意剪下来，你拿去交给丞相好歹做药吃了，早日康福。辞职的事，朕一概不准。”
　　舜封到丞相府给丞相一说，丞相一激动，连哈喇子都流了一枕头。吕家一门更是号啕大哭，望着皇宫的方向拜倒在地。舜封回来一报告，皇上自然又是一番感叹。
　　出将入相二十多年的权臣突然病倒，而且显然将永远一蹶不振，朝野上下怎么能没有表示呢？
　　弹劾的本章，最先来自陕西方面。
　　一向敢言的陕西转运使孙沔孙元规，狠奏了一本。他先历数了近十几年来朝廷的弊政，什么州县官僚昏懦无能，朝廷政令没有威信，师老于边、夷狄争长，正人不用、小人擅权，民穷财尽、国用艰难等等，能想到的都点到了；而吕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为辅相，言无不听，请无不行，首当其冲，不啻就是当朝的李林甫，罪在不赦。只有将吕夷简贬而不用，真正选贤任能，重整纲纪，朝政才能焕然一新，真宗时代的盛世之风才能复现于当今。
　　奏章一传开，向东向西的立马叫阵，自不必说。有趣的是，丞相本人竟然也拍案叫好：“好，孙元规说的是药石之言！可惜，迟了十年！”
　　说这话时，丞相老而昏黄的眼睛里果真飘过一丝阴影，真是有些黯然神伤。至于为什么迟了十年，是怨孙某人说话不及时，还是感叹自己未能及时听到逆耳忠言，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别人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略微好了些之后，夷简又上朝辞了一次职。仁宗皇帝在延和殿见他，特许他骑马直到殿门，还吩咐太监用软轿将他抬上金殿。夷简一再谢绝，才让人搀扶着见了驾，跪拜到底免了。这次虽罢了相，但司徒、监修国史照旧，军国大事仍旧要中书、枢密院与他同议。孙沔那边，皇上也没有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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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3）
既有旨同议军国大事，中书、枢密院的官员们只能上夷简家里办公了。丞相的宅邸竟成了政事堂、都堂，当然不会没人说话。
　　这回说话的，是那个写《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他这时可是正儿八经的谏官，有权说话。原来，仁宗不知怎么突然明白过来，一改谏官由大臣举荐的旧习，谁也不打招呼，亲自擢用王素、余靖、欧阳修做了谏官。蔡襄得到消息，当即写诗祝贺，希望他们直言报国。这三个人将贺诗一上奏，仁宗特高兴，立马也提拔蔡襄做了谏官。蔡襄除了将内忧外患也都归罪于吕夷简之外，还特别指责吕夷简驱正用邪，将国恩归于自己，怨尤归于他人，败坏了天下的风气。以致当今天下，人人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廉耻之节尽废，奔竞之行成俗——驱逐四贤，就是铁证之一。
　　上书之外，他又找机会与皇上专门谈了彻底罢免相国的事情。话说得自然特直白：“皇上，微臣的奏折陛下看了吗？”
　　“你还有话要说？”
　　“国事隳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吕丞相出入中书二十年，实在难逃其咎，罪不可赦！他不能为陛下兴利除害，只能苟且坏事，再明显不过了，连三岁小孩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病老颓衰，还贪恋权势不放，要两府到家中议事，实在是太昏聩不智了。”
　　“他一再辞过，是朕让两府去他那儿议事的。前两天他还请求两府只派一两个人去议事，说是人多了不敢当。”
　　“人多人少，把持朝政是一样的。”
　　“依你之见，要怎么样？”
　　“陛下，恕臣斗胆直言。要一新当今国事，只有彻底摆脱丞相才有希望。”
　　“这么严重？”
　　“是。丞相无益于国已是事实，而只要他仍然把持朝政，两府大臣就难以专任，更不要说刷新朝政了。陛下，不弃旧难以图新，彻底弃旧才能完全图新。机会稍纵即逝，您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唔！”仁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潮，这是他情绪激动的特有表情。是蔡襄的话勾起了他飞白《无逸》的初衷，还是他真正彻悟了问题的实质，不大好说。倒是最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一点回忆，着实让他心潮难平。
　　他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还在亲政之初，特置的端明殿学士宋绶，不就上书请他抓住独揽权柄、一切可以从头来过的机遇，惩违革弊，弃旧图变吗？他根本没在意，只急不可耐地变动了人事，再有就是废后之类了，以后日复一日，终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机会真是稍纵即逝，错过不得的！
　　“陛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吕丞相一直在权力中心，有些恋栈该是难免的。陛下真爱护他，就该成全他的晚节，让他完全放权，尽早致仕。”
　　这也是一说。
　　但仁宗还有顾虑：“二十年的老臣了，稳当哪！说是同议军国大事，就是要他掌掌舵呵。一般事情，他已经不能过问了。”
　　“陛下还是害怕朝中无人。其实，当今天下可大用的人还是有的，陛下不用罢了！”
　　“谁？”
　　“范仲淹、韩琦。他们治边有方，历任普遍，德才兼备。”
　　皇上点点头。自夏竦调走，陕西分为四路，他们俩各为一路招讨使，这几年措置边防，稳定局势，功效确实比较明显。“朕已经叫陈舜封带着诏书，去陕西宣谕他们了。朕特意要舜封告诉他们，朕已吩咐中书记录在案，一旦西边稍趋宁静，就要调他们回朝。”
　　皇上说的确实是实话。还有两点他没说：一是，他已交代韩琦推荐继任人选；二是，他特意交代陈舜封，要他告诉范、韩二人，说要他们回朝重用，完全是皇上自己的主意，并没有任何人举荐。皇上玩一点儿讨好臣下的小把戏，倒也屡见不鲜，至于过去的种种纠葛，多半也早忽略不计了。
　　吕夷简知道消息，自己上书请罢参与军国大事，皇上好歹恩准，让他以太尉的身份致仕了。
　　接下来的任免，却一波三折。
　　朝廷打算，原陕西方面的三个人都要用：夏竦升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这倒也顺理成章：范、韩二人原本就是夏竦的副手；而且，在这之前，他也早做过枢密副使，乃至参知政事了。
　　余靖与蔡襄，率先上书反对夏竦。说他要对陕西战事失利负责；说他奸险狡诈，连吕夷简也畏他三分，临去的时候推荐他，正是为了释怨买安；连西夏人只出三千钱买他人头的事，也作为理由列出来了。跟着，又有一些人交章弹劾。结果还真阻住了，改派他为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并州。枢密使，则由原枢密副使杜衍升任了。
　　反对范仲淹、韩琦的人，则是另一种战法。不说他们不该用，只说陕西边事未宁，少这两人不得。他们自己也说边事尚需措置，元昊虽有议和之举，但狼子野心不可轻信，一再婉拒任命。到朝廷折中，不收回成命，只要他们一人留守陕西，一人来京公干，反对者又提出，从来没有枢密副使带衔外任的。此门一开，将来武官们援此为例，就祸莫大焉了！
　　理由冠冕堂皇，弯儿却拐了几个，是借力发力，不动声色。范仲淹、韩琦既已婉拒来京，枢密衔又不能带出外任，这不是根本断了他们加官的路吗？再者，范、韩二人现职一样，功过相当，也断不能升调一个，让另一个原地不动，只有同时加官，才可以一调一留。既然外任不能带枢密衔，留、调之想也只好作罢。这种借力发力的招数，真是用到出神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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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4）
不过，从来都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反对派的意见，也早在支持者的视线之内。
　　富弼能做晏殊的女婿原是范仲淹介绍的，他一向也跟着范仲淹、韩琦走，自己又辞了副枢密的任命，说话腰杆儿直得起来。他反复论过两人一定要并用之后，就直捣目标了：“皇上圣明，一切都瞒不过皇上的眼睛。您看看先朝，紧急的时候两府大臣带衔外任，事情完了再回朝任职，多了去了，也没听说哪个武将要援此为例，要挟朝廷。所谓枢密衔不带外任，纯粹是胡说八道。说这种话的，原是居心叵测。说白了，就是要阻止朝廷任贤用能。皇上一定要摒弃邪说，坚持公论，不让小人的阴谋得逞！”
　　余靖则说：“范、韩来不来，不外三种意见：都来，都不来，一来一留。以边事需要，让他们都不来，是阻抑贤才。他们从一角到朝廷主持全国军政，只会对边防更有利，也更能震慑敌人。最好两个都来。若一定只来一个，还是以范仲淹为好。无论资历，还是才谋人望，他到底要比韩琦高一些。”
　　反对、支持似乎势均力敌，就看皇上的裁处了。但皇上已经早就说过，用他们是自己的独见，并非他人举荐，关键要看西方边事是否宁静。
　　西夏的事，原已有了一些转机。
　　西夏虽屡战屡胜，攻城略地，毕竟也有伤亡，又只有弹丸之地，无论人力、物力，补充都很困难，要彻底战胜大宋，几乎绝不可能。尤其是经济难以自立，需要寄生于大宋，得靠边境和市，与大宋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战事一开，和市中断，大宋损失不大，他们却没了茶叶、丝绸、米麦等生活必需品，那艰难就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说清的了。
　　张元、吴昊身在其中，早已看清问题所在，再不那么发狠狂妄了。他们从契丹那儿，也看到了出路。
　　张元对元昊说：“皇上，最近外面有些传闻不大好听，您该听说了吧？”
　　“不就那些个顺口溜吗，说现在大不如从前？没有工夫听他们胡说八道！”元昊好像很不以为然。
　　“古人说：‘民心无常。’也不能不防呵！”
　　“丞相有什么想法？”
　　“其实，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打仗，也能达到目的。”
　　“你指什么？”
　　“皇上看契丹，一纸文书就白得了二十万金帛，何必一定要打仗？”
　　“也是。只是我们屡战屡胜，怎么求和呢？”
　　“契丹与南朝已经和好，可以帮这个忙。”
　　大宋其实也早不想打仗了。连范仲淹都曾上书请求与西夏媾和，哪怕年年给一些金银布帛，不过一州赋税，比这没完没了的战争也节省多了。给契丹二十万金帛，不是也有一条要他们说服西夏停战求和吗？他们拿了钱，一直没办事。到送钱的时候，大宋有人又想起了这档子事，要责成契丹履行诺言。这次，契丹似乎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就修书请西夏罢战了。
　　那书也不是白写的，契丹有自己的考虑。刘六符说：“西夏民怨沸腾，也很难再打了。大辽一时也吃不了它，还是留着做咱们的一翼好。这个顺水人情，咱们乐得做。”
　　信还没有送发，西夏请求斡旋的使臣也到了。
　　但这和，也不那么好议。
　　西夏是屡胜之师，不得已而勉强罢战，除了要金要银的条件，那身份自然也矮不下来。
　　大宋最要的是脸面，钱帛都是小事。
　　照张元的意思，可以暂时权宜，先图个实惠再说，将来究竟怎样，到将来再见机行事。元昊此时心高气傲，到底低不下身份。结果，书是修了，使臣也派了，但只称男，不称臣，还在称呼上玩了个别出心裁的花样，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父亲都称了，不是很恭敬吗？问题在于“兀卒”二字。它虽相当于单于、可汗的意思，在西夏语里还作“吾祖”讲。全译过来，就是“男邦泥定国吾祖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这还成话吗？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大宋还是有人识得破的，和议自然只能搁浅。但既开了和谈，局势毕竟还是和缓了。仁宗到底下了决心，维持原命，将范仲淹、韩琦两个都调回了京里。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