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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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军是11月接替友军防务的，不久打了一仗。部队总结休整期间，在军长傅全有的指示下，我终于能够轮战上前线了，12月我带领军机关5位同志来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立坡县的落水洞——我们军的作战指挥部。

　　到指挥部的那天晚餐后，军长派警卫员马立云来找我，当时他腰疼病复发，躺在床上。见面后，傅军长第一句话就是：“沈参谋，是我把你调到前线来的，你那篇《论捕捉战机》的主要观点我抄在本子上，对我指挥作战很有启示。”他的一席话，立刻使我兴奋异常。

　　《论捕捉战机》这篇文章主要谈了三个观点，一是研究了战机的六个特性：巧、隐、短、少、小、变；二是研究如何发现战机：时时留心，过细观察，正确判断；三是研究如何捕捉战机：及时控驭，迅速决断，果断行动。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的确很有影响。我通过研究古今中外战史得出一个结论：善于捕捉战机的将领，每每能指挥打胜仗；反之，则屡屡吃败仗。

　　那一次，我们聊到很晚。

　　在前线那些日子，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使我对战争有了很深切的感性认识，极大地提升了对战争研究的能力和水平。1984…1985年，我发表了47篇文章，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这场战争的实践，最重要成果是孕育了信息战理论的诞生。《战友，请审视一下自己的本领寄自前线某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在1995年5月29日的《解放军报》上，对以往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刻反思，如体能训练，土工作业，排雷技术，自救互救等平时不起眼的课目，在战时却用途很大，解放军报社还为此文配发了一篇《照照镜子》的编后语。文章发表后，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轮战部队的临战训练启示很大。《“两山”作战纵横谈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答本报通讯员问》、《敌军进攻战术的四个变化》等文章，对正在进行的边境战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战争研究与其它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先进的理论都是以实践性作支撑的，甚至是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

　　当今美军为何能矗立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头，能够不断地创造新式理论、锻造新式军队、打赢新式战争，最关键一条，是美军有不断的战争实践，以及来自于这种新战争实践中的深刻思考和标新立异。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当今活跃在战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有几个真切体验过战争的艺术性和残酷性呢，毕竟解放军已20年无战事了。历史上，优秀军事学术的创立者们，哪一个不是亲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我们的学者只能从电视上、资料上来感受战争，那与看电影电视剧、看小说图书没有多大区别，那是被加工了、艺术化了、甚至美化了的战争，我们的军事学术如果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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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之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尤其是我们进行的边境自卫作战，不仅受地理、国界等限制，还要受外交、政治的制约，既是一场军事仗，还是一场外交仗、政治仗。军事与外交、政治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局部要服从全局，军事要以外交、###的需要为需要。诸如作战时机的选择，作战方式的运用等，既要考虑军事的需要，更要考虑外交、政治的需要。如果从军事角度看是可行的，但从外交、政治全局看是不利的，就必须“见利不趋”，不能因小失大，舍本求末。相反，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利的，而从外交、政治全局看却有必要，就要顾全大局，服从外交、政治的需要。军队作战要做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困难的，但又是必须的，军队必竟是国家的机器。天时、地利、人和，是讲究战争的环境因素。有时为了外交、政治的需要，却往往是反环境因素进行作战。

　　在我国，战争服从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全球范围看，对于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的争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学术界一度也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讨论。

　　这场讨论对我个人的战争观的形成是有极大影响的。我在15年前出版的《信息战》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战争可以是政治的继续，包括核战争，但不一定所有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随着信息战的崛起，确实存在着不带任何政治目的的战争。无论从战争的根源分析，还是从其后果分析，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政治的继续和非政治的继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能否把战争仅局限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伤及百姓。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战争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领导者意志发泄的一种形式，这就要有一个场所，也就是战场。过去的战场设在人类的居住地，要以有生力量、物质财富作为代价。”我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军事问题》前言中又分析到：“就像人要方便，过去是随地大小便，后来文明了，要进厕所了，甚至要盖五星级的卫生间了，是否可以预设一些五星级的战争场所供那些战争狂人发泄呢？”这些思考就是后来我提出领导人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的思想基础。

　　如果战争摆脱了政治的掌控，哪又将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而且，国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快速健全的战争动员体制。信息时代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以信息战为重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对传统经典的战争说法提出了挑战。在信息时代，军事威胁不仅是大兵压境、敌人陈兵百万，而且也是来自信息战的突然袭击，是国家和军队的“中枢神经”“面对面”的打击，甚至一时无法知道对手是谁，威胁来自何方，战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信息战》出版后的10多年，我始终关注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对传统的经典的战争理论提出质疑，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最早见诸报刊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4月5日《杭州日报》上的《刷新我们的思维关于战争新概念、新特征与沈伟光的对话》，对战争＝暴力＝政治的公式进行挑战。这篇由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极具才华的美女记者采编而成的战略话题，今天来看仍是非常贴近时势。只可惜，《杭州日报》的军事版面一度撤下，这位军事记者只能改做其他版面，否则，《我已出发》、《伊战随军日记》这样的书应该出自她的笔下，早于吕丘露薇、隗静成为《美军中的凤凰》的主人公。

　　这些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新特征还有许多，但出炉的过程大多富有戏剧性。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早就来到我刚分的新居，位于积水潭桥南的大七条胡同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宿舍。那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战争的政治性因战争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趋向多元化”的问题。我们从早晨8点谈到第二天的3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战争是血与火的拼搏，信息战的战场是无形的信息空间。战争不仅仅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也不仅仅表现为交战双方军队的对抗。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因为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已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事设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微型化，破坏它所需的电磁能量就越小。在未来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从而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的战争本质提出了挑战。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也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企业、宗教团体、恐怖组织、部落游击队、贩毒集团及其他犯罪团伙，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的政治属性，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后才能认识其本质。

　　我们的谈话要点由《解放军报》记者张峰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对话录：《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军事谋略学专家李炳彦与信息战理论专家沈伟光对话录》，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当年《国防大学学报》第7期的首页上，当年8月6日的《解放军报》以显著版面予以摘转、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予以转载，编辑这篇文章的张慧女士当年还因此荣立三等功。

　　由政治的战争到非政治的战争，学术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非政治的战争的敌人是谁？通过对当代战争的分析，我认为，信息战的崛起，使战争的打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农业时代的战争，摧毁的是敌国的军队；工业时代，战争双方不仅都力图击垮敌国的军队，而且要摧毁对方进行战争的军事潜力。信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使敌方军队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士气瓦解……海湾战争之所以说是信息战的雏形，或者说是部分地体现了“第三次浪潮”的战争，不在于使用了大量的信息武器，而在于作战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精确制导武器，美国人在越战中就使用了，几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都大量使用了，但对作战目标的选择没有摆脱传统的军事观念。海湾战争的一个很大变化是多国部队作战目标的选择与以往大不相同，是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的信息系统为主。信息时代，战争的目的正在发生有史以来质的巨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保全自己，控制敌人”。消灭和摧毁敌方正在被瘫痪和控制对方所取代。

　　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它的意义已超出军事学术的范畴，可以上升到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认识：减小战争的破坏性，改变战争的暴力性。而“保全自己，控制敌人”的观点，最早是我发表在1996年4月4日《科技日报》的文章《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中，6月23日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信息战》一文中再次出现。当时的提法是“保护”自己，“保全”的说法是2003年3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学中才得以修正的。

　　还有一些观点是：

　　信息时代，战争性质的区分也在发生变化，战争的性质带有多元的色彩。

　　信息时代，战争方式趋于“文明”。

　　信息时代，实施战争的手段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作战手段——信息攻击。

　　信息时代，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

　　信息时代，使战争准备、实施的界限日趋模糊。

　　信息战已经使战争从单纯的军事领域迅速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波及到“军政商民”。

　　除了战争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争论，21世纪前后还出现了战争的暴力性与非暴力性之争。

　　非暴力性相对于武力战彻底暴力性而言，传统战争暴力性包含着非暴力性成份；软性化相对于硬打击而言，硬打击不排斥软性化手段，只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的暴力性展示得更为充分，以信息战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战争的非暴力性日显突出。我提出：揭示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趋势，不是否定、排斥战争的暴力性和硬打击；也不是说战争趋向非暴力性与软性化，未来战争就不暴烈、不残酷、不破坏了，战争可以是一场成人游戏了。恰恰相反，战争的暴烈性、残酷性和破坏性照样体现在这种非暴力性、软性化的新战争形态之中，人的因素照样是第一，仍然需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早有警觉，做到心中有数，两手准备。

　　在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问题上，我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的，而且是作为信息战的理论基础的。20年来，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战争目标由领土扩张、经济侵略转为信息掠夺，由主要针对物质因素转移到主要针对精神因素，争夺制信息权，谋求“精神胜利”和不战而胜，成为信息时代最显著特点。

　　二、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质的变化，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战争的威慑属性日益显著，信息取代人而充斥于战场上，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关于信息威慑，我在1985年写《信息战》时就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的，我作的定义是：一方以信息造成的声势及产生的威力威慑另一方，其作用在于给对方以心理杀伤，使其造成错觉和巨大的思想、心理压力，目的是加强遏制能力，最终迫使对手慑服。我认为，信息威慑是一个国家基本的军事战略，呼吁国家建立以信息威慑为主体的军事战略。

　　三、战争形态由有形演变到无形，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

　　四、战争在经历了低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暴力制胜时代后，正在进入高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即以信息战为标志的不流血的战争。

　　我的上述观点有的被人们所接受，大部分是不为人所认同的，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性是战争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争的内涵要深厚得多，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未知的。

　　

　　前辈是福

　　对战争的政治性与暴力性问题的思考，是我在战争研究过程中，由理性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国宣布裁军一百万。对于中央的战略决策，许多军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想不通也得执行命令，尤其我们成都军区，既要搞好精简整编，还要打好仗戍好边，任务非常重，有些同志刚从前线下来就被通知转业或复员。我已在成都军区任傅全有司令员的专职秘书。当时成都军区政委是万海峰，是位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副司令有廖锡龙、张太恒，参谋长是陶伯钧。

　　那段时期，傅司令频繁来往于成都与麻立坡的军区前线指挥部。他经常告诫高级将领们：“战争中，指挥员的失误要拿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他还专程到麻立坡的烈士陵园扫墓，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他鸣枪示意，宣泄心中的愤怒。从他的言行和神情中我能感悟，他正试图改变“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古训。

　　可能除了傅全有总长，没有哪位军人比我参战时间更长的，我先是在陆军第一军作训处当参谋，部队回防后我调任他的专职秘书，继续在那里参战，那时通讯不发达，家里还以为我光荣了，那场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