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现实之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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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在门外的爸爸妈妈是否已经知道了结果。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机器的“笃，笃，笃，笃”声停止了，等了好一会儿，我被自动地送出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我正想坐起来，一位年轻的医生推门进来阻止了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针筒：“骨头里面有点问题，再给你打一针加强剂，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点了点头，很听话地伸出胳膊让医生打针，凉凉的药水缓缓流进了我的血管中。机器又将我送进筒中。又是一遍同样的过程，一样漫长的时间，我心中一片清明，医生的这一针实实在在告诉我，我的腿有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住院也好，动手术也好，但愿这一切都能在六个月内结束。
　　可惜结果远不如我设想得那么完美，一张核磁共振的报告就粉碎了我所有关于六个月后的美好憧憬。
　　爸爸妈妈拿到报告的时候，都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检查报告上清楚地写着：股骨肿瘤。
　　和爸爸被错划右派、哥哥出车祸的年龄一样，这一年，我也二十一岁，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我仍然没有逃开二十一岁的噩运。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我原本以为，最多摔坏了骨头，动动手术，恢复原状就好了，没有想到，所有的事情性质完全变了。
　　医生对我说，我必须得尽快做手术，将病变的关节换成一个金属的关节。爸爸问医生，金属关节对我的腿部功能是否有影响，医生很无奈地回答，他们无法保证手术后我的两条腿是一样长的。
　　由于有过三次误诊的经历，每次诊断的结果又不相同，爸爸妈妈不敢再随便带我到医院去了。我开始请病假在家休息，爸爸则到处打听哪里有可以不动手术的方法。爸爸还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他甚至假设那个被诊断为是肿瘤的东西会不会是我摔跤后产生的淤血。尽管我心里明白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很愿意和爸爸一起把事情尽量地理想化一点。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到上海去看病，最起码可以把我的病情确诊下来。
　　一到上海，爸爸就带着我到叔公家去，正好叔公在接待一位医生朋友。看了我的片子之后，叔公明确地告诉我，没有半脱位，也没有骨折，那一块阴影是占位性病变，必须动手术才能解决，并提出了几种手术方案。爸爸总希望我是完美无缺的，一想到动手术会在我身上留下一条丑陋的疤痕，他便问叔公，手术的刀口有多大。叔公反问爸爸：“难道手术刀口大你就不动手术了吗？”旁边的那位医生也插口说道：“小姑娘现在得的是骨肿瘤，保住生命是第一位考虑的，然后再考虑保住肢体，接下去再考虑保住骨头，刀口大小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一番话说得爸爸和我都哑口无言，确实，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我们想回避问题的关键，想等待奇迹发生，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叔公向我们推荐了上海的两位医生，并且分析了一下两位医生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让我们到瑞金医院骨科去找杨庆铭教授，七十八岁的叔公对杨医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只可惜年轻了一点，只有五十九岁。”这句幽默的话一扫爸爸和我有点沮丧的心情，
　　带着所有的检查报告，爸爸带我去见杨医生。杨医生一看我的片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骨肿瘤，而且已经将我的股骨头吃空了，只剩下外面一层薄薄的软骨支撑着我的体重，我必须尽快动手术，说着，立刻给我开了一张住院单。
　　在奶奶家等待住院的日子里，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爸爸赶回宁波筹手术费用，取出家里所有积蓄，再向朋友们借了一部分，带着几万块钱，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一起坐火车赶到上海。在精神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几天之内爸爸妈妈老了很多，他们既要担心我的身体，又要担心手术费用。爸爸和妈妈对我说：“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你治好病。”
　　爸爸仍然没有放弃不动手术就解决问题的念头，到处打听，即便是街头随便散发的治疗肿瘤的传单，爸爸也很仔细地看着，报纸如果有一点相关的内容，爸爸都会剪下来仔细地留着。爸爸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我曾经跑得有多快、跳得有多高、身体有多健康、性格是多么的活泼，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发生奇迹，能有一种神奇的医疗方法在一瞬间便将我医好。每天白天爸爸就在东奔西走中度过了，而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总希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又像以前一样蹦蹦跳跳了。每天爸爸都会满怀希望地问我同一个问题：“秋秋，你觉得好点没有？”我很清楚，除了动手术之外，别无他法，我对爸爸说：“爸爸，别再抱幻想了，还是尽早让我动手术吧，病灶是客观存在的，再耽误也许反而不好。”
　　二十一岁的春天
　　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终于住进了瑞金医院骨科的病房。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其他病人都有点惊讶地看着我，我一坐下，她们就开始猜我的年龄，也许是我打扮得比较小吧，大家都猜是我中学生，说我看上去只有十四岁的样子。当知道我的病情后，纷纷表示惋惜，有的病友则热心地告诉我一些和手术有关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骨科病房，这是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地方。
　　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很多医生来查房，其中包括了各地来进修、实习的医生，十几个医生围在我的病床边传看着我的片子，根据片子中病变的形态，初步诊断为巨细胞瘤。杨医生嘱咐我要小心别摔跤，最好不要下地，因为我的股骨头已经很脆弱了，很有可能支撑不住我的体重而断裂，手术会因此变得很复杂。
　　好动的我很听话地一直坐在床上东张西望着，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做检查的时候，会有专门的护工推着轮椅送我去。为了制定最好的手术方案，我做了很多检查，还做了一次CT定位穿刺。我躺在CT操作台上，通过CT确定穿刺的位置，十来个医生在我周围，主任医生都在一边看着。一位医生给我在穿刺部位上了麻醉并消毒，边上的两位医生按住我，另一位医生拿着一根很粗的针，往确定好的穿刺位置很快地扎了下去，我痛得弹了起来，只听见闷闷的一个声音，我感觉到针戳到了我的骨头中。我忍住快滴下来的眼泪，低头看着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针抽取我骨头中的东西，一位医生笑着对我说：“很痛，是吧？你一定在想，医生怎么都这么凶，对不对？”我点点头说：“很疼很疼，快好了吧？”其他几位医生对在一边等候的爸爸妈妈说，我的运气真够好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早就骨折了。很快，穿刺结束了，抽取出来的物质送去化验，看究竟是什么，爸爸把我从CT台上抱了下来，放在轮椅上，把我推回了病房。
　　在病房里，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意思的朋友——王以培，他是位作家，也是我邻床病人的儿子。每天下午病人午睡的时候，他就和我聊天，他还送了我一首诗：
　　她用枕头盖住脸
　　眼泪却从脸上滑下来
　　滴湿了医院的床单
　　白色的病房里来了一位脸色红润的姑娘
　　她的黑眼睛里看见一切都很惊奇
　　很惊异　　她好像是来探望每一个病人
　　给他们带来希望
　　可是今天她却哭了
　　这是她凭生第一次伤心
　　她说家里的小狗正在等她回去
　　但她或许很久不能站立
　　她的命运将置于手术刀下
　　为她祈祷的有她的父母亲朋
　　同房间的病友　　还有窗外的春天
　　所有的绿树和花香鸟语
　　然而这一切都不如她那双黑眼睛
　　她的眼睛闭着　　却在睫毛下闪动
　　闪过的梦惊动了窗外的飞鸟
　　也惊动了身边每一颗善良的心
　　陈帆红今年二十一岁
　　王以培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要相信自己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很有意思、很精彩的。
　　是的，做梦的季节已经过去，我也应该长大了，没有人会永远在阳光下生活，如果不生病，也许我会遇到其它的挫折，或许情况还会更糟，我相信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让你永远都一帆风顺，也不会让你永远在痛苦中挣扎。
　　所有的检查报告都出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我的手术方案，过了一会儿，妈妈脸色苍白、神情有些慌张地走进了病房，我问妈妈怎么了，妈妈怎么也不肯说。没多久，爸爸也来了，告诉我们他刚碰到医生，跟他谈了谈手术方案的事。妈妈紧张地看着爸爸。原来我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抽取出来物质中有巨细胞，医生们提出了两种手术方案，一种是将肿瘤全部挖除，当场做活检确诊肿瘤性质，如果手术条件允许，则植入异体骨，如果肿瘤情况比较差的话，则将长有肿瘤的腿骨截去一部分，再施行金属的人工关节置换术；第二种方案则是活检后，直接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术。第一种方案比第二种方案肿瘤的复发率高一些，但是如果恢复得好，手术后和手术前差别不大。妈妈听到这才放下心来，说起自己刚才惊慌失措的原因，她到病房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医生在讨论我的手术方案，她只听到一位医生说现在我的股骨头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软骨，如果手术中不小心弄破了，小命就没有了。听到这句，妈妈就不敢再听下去了，爸爸一听妈妈这么说，立刻脸色也变了，立刻去问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偷听得不完全，医生指的是股骨头的“小命”保不住了，而不是我的“小命”保不住了，少听了后面部分，就产生了天大的误会。
　　爸爸妈妈和我商量之后，决定采取第一种手术方案，冒一点今后肿瘤复发的风险，如果运气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的话，尽管复发率很低，但是每过一定时期我就要再接受手术以更换已经磨损的金属关节，而且置换了金属关节后，腿的运动功能上会有所限制。
　　手术前一天，爸爸签字去了，签好字回来告诉我们，他手一直发抖，都签不下去，因为手术书上写的每一条，在爸爸看来都觉得很可怕，写的都是手术过程中会出些什么意外的条款，爸爸坐在我的病床边，握着我的手说：“爸爸就把你全部交给医生了，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笑着点点头对爸爸说：“那你和妈妈也别这么紧张呀！”
　　第一次手术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七日，一早我就被推往手术室。我高兴地和病友道别，爸爸妈妈送我到电梯口，我笑嘻嘻地冲他们做了一个鬼脸，乖乖地躺在床上被送到了三楼手术室。
　　躺在窄窄的手术床上，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所处的陌生环境，周围都是浅绿色的墙，我的头顶上是无影灯，第一眼看过去，觉得跟多功能厅里的那种灯有点象，我仔细观察着进入手术室的每个人，第一次进手术室，我对什么都很好奇，看见手术室里医生和护士的打扮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不一会儿，麻醉医生来为我上腰麻、做心电图、测血压、输液，这一切都完成后，我就平躺好，手术室护士在我胸前搭起一个铁架子，撑着一块又一块的白布，挡住了我的视线。除了为我动手术的杨医生、沈医生、冯医生、刘医生、王医生以外，在我身边还站了好些来瑞金骨科进修和实习的医生，我开始想象着手术开始后每个医生一人一把刀围在我身边的情景，令我想起了西餐，自己躺在手术床上，感觉就像是一盘硕大无比的食物，那种感觉很奇怪但也很有意思。
　　手术开始后，我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清醒。我听到电锯的声音，还听到当场的病灶活检结果——巨细胞瘤II级。听到这个结果，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便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直到左腿传来一阵剧痛，我立刻醒了过来，这才发现刘医生正在给我缝合伤口，而我的麻醉已经过去，我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声“痛”，刘医生听见了，安慰我说还有两针就好了，我等啊等啊，一直数了二十针才真的缝好了。我以为痛苦到这里就结束了，却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回到病房后，动过手术的那条腿就开始一阵一阵地痛起来，我痛得直掉眼泪，哭着叫爸爸、妈妈，可是谁都帮不了我。我把手术后的痛全部都归罪于医生，我开始吵着说医生们欺骗了我，明明本来是要全身麻醉的，临时却变成了半身麻醉，害我手术还没结束就痛。爸爸轻声对我解释着，医生是为了我好，所以才换了种麻醉方式。我稍微安静了一些，可是痛实在是很折磨人的感觉，我不能动，也不能翻身，看着爸爸妈妈爱莫能助的样子，我只能静静地流着眼泪。
　　我动过手术后的那条腿特别敏感，稍微有些震动，就会疼得不得了，每每这种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掉下眼泪来，来探望我的亲朋好友总是站在一边陪着我掉眼泪。每一秒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很漫长，对于喜欢活蹦乱跳一刻也闲不住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我渐渐适应了每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随便动伤腿的手术后生活，医生告诉我，这样的生活我需要维持很长的一段时期，直到异体骨被我自身的骨头吸收了并长成自体骨的时候，我才能坐起来——站起来——重新行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可能需要半年，可能需要一年，可能更长……手术仅仅是一个开端，我还需要面对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即使我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少克服任何一个困难，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辜负了医生的精心治疗、父母的照顾、亲朋好友的关心。
　　出院前的几天，我被推到楼下去拍手术后的第一张X光片，我平躺在床上，白白的床单盖在我身上。外面的阳光满满地洒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睛，轻风和着阳光的温暖拂过脸庞，我用心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我倾听着身下的床的轮子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微小的颠簸震动着伤口，尽管腿一阵一阵地疼着，我还是愿意对着身边擦肩而过的人微笑着，我从床单下伸出手，悄悄地接触着清新的空气，舒畅的感觉透过指尖传遍了全身，春天真是个很美很美的季节。推我去拍片子的周师傅和张师傅都非常好，他们把我推到瑞金医院草坪中央的喷泉边，让我好好地看一看蓝天、享受一下阳光。躺在喷泉边，穿过树荫，我看到了蓝天，天很高很高，几丝云若有若无在蓝天上游动着，喷泉的水滴划过天际，闪着点点金光，顺着微风甩出一道道细小而又绚烂的彩虹，偶尔会有几滴飘到我的脸上，清凉剔透。爸爸迎着阳光站在一边，看见我笑了，他也开心地笑了，爸爸眼角的皱纹刻划着岁月的痕迹，春天来了，爸爸却年纪大了。
　　手术后三个星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躺在担架上，坐着救护车回到了宁波。一路上由于路况太差，救护车颠簸得厉害，尽管在我的手术部位加了硬固定，但是一震动，腿就疼得厉害，就这样，我一路哭着喊着，等我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我从担架上搬到爸爸妈妈的大床上，因为我不能翻身，妈妈就把药、爽身粉、杯子、书、各种垫子、很多吃的都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自己都能拿到。妈妈每天白天要上班，爸爸留在家里照顾我，由于我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爸爸根本就不能出门，即使有急事出去，也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回来。我无法到隔壁房间去看电视，而我睡的这间房间里只有一个不带遥控的电视，每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吃过早饭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