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姚文元传-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象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象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国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象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萧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