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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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英匡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满清政府为求自保不得不向英军求和。清朝的皇帝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对“勾结外夷”的汉奸格外敏感。当时走私活动及香港的秘密会社也分外活跃。清政府感到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将会动摇其在中国的统治，因而有必要向英军做出妥协让步，于是道光帝另派一名宗亲省英向英军求和。林则徐的禁烟大业失败了。
《南京条约》　
1842　年8　月29　日，看英与璞鼎查签订了《　南京条约》　。条约废除了公行对广州外贸业务的垄断，允诺施行“公正合理”的关税，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另外还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1843　年至1844　年又先后签订了《　虎门条约》　（1843　年10月8　日）、《　中美望厦条约（1844　年7　月3　日）及《　中法黄埔条约》　（1844年10　月24　日）。这几个条约都订有“最惠国”条款，使得英、美、法等国可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由于中方做出了让步，这些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不过，这种不平等的外交体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上经过18　年的贸易活动和外交努力并最终依靠军事手段才得以确立起来。
《　南京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只是中外关系发生逆转的第一步。五口通商后均设有英国领事馆，当地的英国居民均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不仅商人、传教士等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他们的财产、货物乃至其中国仆役也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样，西方及中国的商业活动就相对逃脱了满清官府的敲诈勒索。条约中规定的关税在原先基础上改为4　％一10　％左右。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中方的贸易垄断和行帮制度（如广州的公行）都一并废除。顾盛（caleb　cushing　）与首英签订的《　望厦条约》　规定，美国同样可以享受英国种种在华特权，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扩大。
下面为东亚各国于1842　年至1943　年与西方签订的儿项主要不平等条约：
起始 发展 废止
中国 《南京条约》（1842　年）及《虎门条约》 《望厦条约》（1844　年）
《黄埔条约》（1844　年）
《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中美、中俄，1858　年）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
《辛丑条约》（1901年） 德国、奥匈帝国1919　年；苏联1924　年
1922　年《华盛顿协议》　后，
1930　年中国关税自治，中美、中英1943　年签订新的平等条约
日本 日本 日美、日英、日俄《　神奈川条约》　（　1854年） 《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　1858　年） 1894　年日、英修正原有不平等条约；1899　年，外国领事裁判权结束；1911　年日本关税自治
越南 《　越法西贡条约》　（　1862　年、1874　年） 《　顺化条约》　（1883　年）越南沦为法附庸国，中国于1885　年承认 1946年建立“法国自由同盟”；　1954　年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朝鲜 《朝日江华条约》（1876年） 《　朝美条约》　（1882　年） 1905年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　年被日本吞并；1948年成立大韩民国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　四洲志》　，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　海国图志》　。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所谓夷之“长技”尤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练兵技术。“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兵法》　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商人与传教士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实际上对上海以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鸦片生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去广州等5　个通商口岸之外，当时还有10　个中外鸦片生意的半公开码头。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19　世纪50　年代，每年流人中国的鸦片高达五六万箱，比20　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鸦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从土耳其将鸦片贩至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争夺生意，如今可作为印度在华代办商而直接与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国也和中国、英国、苏格兰及印度一样，通过鸦片生意而发了大财。中国开始在本国大量种植鸦片，后来便取代了从印度输人的进口鸦片。不过在19　世纪中页，几大洋行因其商船运送迅速且有武力保护，加之资本雄厚、设施先进，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鸦片生意。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每年都超过1　亿磅，但赚得的钱主要都用在支付进口鸦片的费用上了。英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往往并不富裕，他们自耕自织地生活，没有多少余钱去购买洋货。地处西欧一隅的英国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每个“中国佬”的衬衣后幅多用1　英寸布，兰克夏郡的工厂就足以忙碌儿十年的。
　
几个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呈现出一种在有序竞争基础上产生的积极进取、富于活力的气象。上海和广州的商会下属大约有2　仪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竟争。不过5　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　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　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　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　圣经》　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　1810　年创立）派遣，于1530　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著名的《　中国丛报》　，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　中国》　（1848　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　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儿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　世纪40　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
六、清末农民起义
19　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　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　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　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　1852　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　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　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　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　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　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　一18　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　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　圣经》　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　旧约》　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