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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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进攻的前兆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门罕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门罕的主要是苏军第57特别军、蒙古军骑6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苏联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门罕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斯穆什科维奇抵达蒙古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式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囤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23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门罕战役，第23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门罕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头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夺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门罕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门罕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张油油的全部小说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博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23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23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7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作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作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回敬的是拳头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23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门罕一带是第23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23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8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7师团，就是第23师团，公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1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门罕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小松原曾仔细研究过苏军的战术特点，并据此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送交参谋本部后，参谋本部如获至宝，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苏作战的专家。
　　按照小松原的研究，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这种研究成果正好契合日军喜欢迂回进攻的特点，因此在关东军中很受欢迎，山县在第一次诺门罕中用搜索支队迂回敌后，差点将苏蒙军的指挥系统予以完全摧毁，更从实践角度对此战术进行了验证。
　　没有人不知道要迂回，关键在细节，也就是如何实现迂回。
　　关东军司令部为小松原准备的作战方案，系由第1战车团从背后包抄，第23师团从正面进行策应，这样当然是为了使战车团的机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但在小松原看来，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呼伦贝尔草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拦，如此多的坦克，即便再怎么伪装隐蔽，也很容易被苏军发现，导致功亏一篑。
　　为了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小松原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战车团被调到正面，第23师团负责包抄，总攻时间也定了下来，为7月1日。
　　当时日本正寻求与德国军事结盟，因此在诺门罕战役期间，便主动邀请德国军事观察团观战，借以显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价值。观察员们听说小松原是所谓的对苏作战专家，有心取取经，但当他们看到小松原对方案的调整时，全都大摇其头。
　　用坦克部队正面强攻，用步兵侧面迂回，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匪夷所思！
　　德国在坦克战方面走在世界前沿，这些观察员都是有备而来，不是使馆武官，就是高级现役军官，大多懂得坦克战术，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平原作战中，不用机动坦克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