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海岩-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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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
　　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
　　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统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统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
　　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
　　“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
　　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
　　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
　　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前即速以他看讫你确”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
　　“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前咕着。
　　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给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
　　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
　　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
　　“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
　　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
　　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　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
　　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
　　“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
　　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察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
　　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
　　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
　　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
　　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
　　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
　　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呕——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
　　“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加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
　　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抬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
　　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
　　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样，“找你的。”
　　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
　　听筒里发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
　　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
　　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
　　街上，下班人流的高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
　　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
　　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么？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
　　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衡来了。
　　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挠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
　　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
　　宋凡用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产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
　　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来要骂我们了。”
　　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
　　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气话想对你们说。”
　　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
　　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
　　“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
　　“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夫。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李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做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
　　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
　　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OJ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
　　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
　　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
　　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
　　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
　　“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的呀！”
　　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
　　“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的，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尊拉下来。
　　“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
　　“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用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
　　“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
　　“老宋，”马树峰反而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