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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慰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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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考察》：像哲学家一样尽量攀登纯净的冰峰，登上高山之巅，扫尽一切云雾和混沌，只听到万物真元之声，粗犷而严峻，但字字清晰可懂！
无论从实际还是精神的意义上说，他就是属于高山的。尼采于1869年4月成为瑞士公民，可以说是瑞士最著名的哲学家。即便如此，他还是时常陷于一种大多数瑞士人都熟悉的情绪。他入瑞士籍一年之后向他母亲诉苦道：“我身为瑞士人深感痛苦！”
他35岁辞去巴塞尔大学的职位，开始在地中海沿岸过冬（多半在热那亚或尼斯），在阿尔卑斯山度夏——在瑞士东南部恩加丁地区海拔1800米的一个小村庄锡尔斯…玛丽亚，离莫里茨山只有几公里，来自意大利的风与寒冷的北方阵风在这里碰撞，把天空扫得如海一般湛蓝。
尼采于1879年6月首次访问恩加丁，立即爱上了这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他告诉保罗·雷：“现在我可以呼吸到全欧洲最好的、最强壮的空气，它和我气质相同。”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这不是瑞士……而是与之极不相同的地方，至少更像南方——要到墨西哥的高原俯瞰太平洋才能找到相似处（例如瓦哈卡），当然那里的蔬菜是热带的。总之，我要把这锡尔斯…玛丽亚据为己有。”在给他的同窗好友卡尔·冯·格斯多夫的信中，他写道：“我感到只有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尼采在锡尔斯…玛丽亚租了一间可以眺望山景和松林的农舍，在那里度过了7个夏天。他的大部分主要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谱系》以及《偶像的黄昏》。他早晨5点起床，工作到中午，然后散步爬上环村的巍巍山峰：科尔瓦奇峰、拉格雷夫峰、马尼亚峰，这些奇峰峻岭野性未驯，像是最近才因地壳受到强大的地质压力而突起生成的。夜晚，他独自在室内吃一片火腿、鸡蛋和面包，早早就寝。（“一个人如果不是每天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怀着激情与人和书共度的，他怎么能成为思想家？”）
今天，这村庄当然有一家博物馆。游人花几法郎就可以参观哲学家的卧室，据导游书介绍：“房间完全按照尼采当年朴实无华的面貌装修布置。”
但是，若要理解为什么尼采认为他的哲学和这里的山如此相近，最好绕过这居室，而去光顾锡尔斯…玛丽亚许多体育用品商店之一，购买登山靴、帆布背包、水瓶、手套、帐篷和一把尖镐。
爬上一次尼采故居几公里外的科尔瓦奇峰，比任何博物馆都能更好地解释尼采哲学的精神，解释他为何如此维护困难，为何背弃叔本华的麋鹿般的胆小。
山脚有一大片停车场、一排再生垃圾桶和一间垃圾车棚，还有一家餐馆，供应油腻腻的香肠和烧烤。
但是山顶却与此相反，美妙无比。可以望见整个恩加丁：塞格尔、席尔瓦普拉纳和圣莫里茨的碧绿的湖泊；向南望去，在与意大利交界处是巨大的塞拉和罗塞格冰川。空气中有一种非凡的静谧，似乎可以触摸世界的屋脊。高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又令人感到莫名的狂喜，不由人无端想笑，乃至大笑，是那种发自肺腑的纯真的笑，是因今生能见如此之美而迸发出的原始的欢快之情。
不过，回到尼采关于山的哲学教义，要爬上海拔3451米洵非易事。至少需要5个小时，必须紧随陡峭的山径，在岩石和茂密的松林中探寻路途，因空气稀薄而气短，层层加衣以对付山风，在终年积雪的山坡匍匐而行。
（十一）
尼采还提出过另一种登山的比喻。离他在锡尔斯…玛丽亚的小屋几步之遥有一条小道通向费克斯山谷，那是恩加丁最肥沃的地带。平缓的山坡得到充分的开垦。夏日里，成群的牛若有所思地啃着鲜亮碧绿的草，随着它们在一片片草场间移动，颈上的铃声叮当。
潺潺溪水流过田野，其声如泠泠清水注入玻璃杯中。除了一片片整修得完美无瑕的小型农场（每一片上都飘着国旗和乡旗）外，还有精心收拾的菜园，从那沃土里钻出来的花椰菜、甜菜、胡萝卜、莴苣如此茁壮，使人馋涎欲滴，恨不得像兔子那样趴下去咬它几口。
这地方能长出那样的莴苣是因为费克斯山谷是冰川形成的，这种冰层退去后的土壤的特点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沿着河谷再往远处走，离开整齐的农场艰苦跋涉好几个小时，就来到了冰川本身，赫然大块，气势逼人，像是一张大桌布等着人去把它的皱褶拉平。然而这些褶子大如房屋，而且都是由刀刃般锋利的冰块形成，有时它们在夏日阳光下调整一下姿势，便发出痛苦的呻吟。
站在这冷酷的冰川边，很难想象这庞然大物怎么能和沿山谷几公里外的蔬菜和肥草联系起来，冰川显然是绿原的对立面，竟担负起肥沃土地的责任，简直不可思议。
尼采经常带着一支铅笔和一本皮面笔记本在费克斯山谷散步（“只有散步时出现的思想才是有价值的”），以这种现象比喻人生的正负相倚，完美与困难相倚：
望着这些曾经是冰川覆盖的深沟空谷，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天在同一地方可能出现草木葱茏、溪流灌溉的土地。人类历史也是一样：最野蛮的力量开辟了一条道路，主要是破坏性的；但是它的工作是必要的，为了以后更为优雅的文明能在此建造大厦。那些可怕的，被称作邪恶的能量却是人类的泥石建筑工和筑路工。
（十二）
不过，单有吓人的困难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焦虑可能导致惊惶失措，也可能导致对缺失的准确分析。不公平感可能引出谋杀，也可能引出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妒忌可能引起怨恨，也可能激发起与对手竞争的决心，从而创作出杰作。
正如尼采最喜爱的蒙田在《随笔集》最后一章所述，生活的艺术在于善于利用逆境：
我们一定要学会忍受无法避免的苦难。一如世界的和声，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的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犷的、尖利的、平缓的、轻的和响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他必须掌握所有这些，然后糅合在一起。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把善与恶糅合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二者本是同一物。
约三百年后，尼采重提同样的思想：
我们好比果实累累的田野，下面没有废弃不用的东西，君不见，任何情况下人和物都欢迎粪肥。
那么怎样才能果实累累呢？
（十三）
拉斐尔于1483年生于乌尔比诺，孩提时就显示出对绘画极大的兴趣，于是父亲带他到佩鲁贾去给著名的彼得罗·佩鲁吉诺当学徒。他不久就独立作画，到20岁之前已经画过乌尔比诺宫廷的几位人物的肖像以及卡斯特洛小城里的教堂的祭坛画，从乌尔比诺骑马向佩鲁贾的方向穿山路而行，大约一天可到卡斯特洛。
但是拉斐尔——这位尼采最喜爱的画家——自知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看到过两个人的作品：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些作品向他表明，他还没有能力画出人物的动态，而且尽管他很擅长几何画，还是没有掌握线条透视。这种妒忌有可能发展成变态心理，但是拉斐尔把它变做了肥料。
1504年他21岁时离开乌尔比诺到佛罗伦萨去学习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他在市议会大厅中研究了他们的草图，在那里，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曾分别绘制关于安吉亚里战役和卡希纳战役的图。他吸取了他们两位的解剖图的手法，效法他们解剖和描画尸体的做法。他学习达·芬奇的《博士来拜》和《圣母子与圣安娜》的草图，并且仔细研究达·芬奇的一张不同寻常的画，这是他应一位贵族弗朗西斯科·德·焦孔多的要求为他的妻子画的肖像——一位带着神秘微笑的少妇。
拉斐尔努力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在去佛罗伦萨之前画的“少妇像”和几年以后画的“少妇像”。
蒙娜（丽莎）启发拉斐尔画出半身坐姿，其中手臂起了金字塔底座的作用，还教给拉斐尔如何运用头、肩和手的坐标反差，使身体丰满起来。而他在乌尔比诺画的那位少妇则紧裹在衣服里，目光呆滞，双手被画面生硬地切掉了。佛罗伦萨的那位少妇则是动态的，舒坦自在。
拉斐尔的才华并非天成，他之伟大是由于对自卑感做出了明智的反应，而不如他的人就会因自卑而绝望。
这一成功之路提供了尼采式的教训，说明正确理解痛苦之益处。
不要讲什么天赋，生而知之！可以列举出各式各样的伟人并没有多少天赋。他们的伟大是后天获得的，是通过一些人们不大愿意谈论的品质而成为我们所说的“天才”的：他们都是勤奋、认真的工匠，都是先把各部分做得合格了，才敢于从事整体的创作。他们不怕多花时间，因为他们从制作细小的次要部件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超过从辉煌的整体效果中得到的。
拉斐尔：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习作稿
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
用尼采的话来说，拉斐尔能够把自己道路上的困难“sublimieren”（7）、“vergeistigen”（8）、“aufheben”（9），臻于成果斐然。
（十四）
哲学家对园艺有很大的兴趣，既是实际的，又是形象的。他于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去职后，就决心成为专业园艺家。“您知道，我性本爱朴素自然的生活，”他告诉他惊讶的母亲，“现在我更渴望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能改善我的健康。我需要真正的劳动，可以使我感到疲劳而没有精神压力。”他记得在瑙姆堡母亲的房子附近有一座古塔，他想租住，以便可以照料附近的园子。1879年9月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他的园艺生活——但是不久就遇到了问题。他的视力很弱，修枝时看不清楚，弯腰有困难，落叶又太多（那是秋天）。三星期后，他感到只好放弃了。
但是他对园艺的兴趣却在他的哲学中留下了踪影。在有些段落中，他建议我们像园丁一样对待困难。植物的根常常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是对其潜力有信心的知者可以引导它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人生亦然，在根部可能情感、处境都很艰难，但是经过精心培植，可以结出最伟大的成果和欢乐。
一个人可以像园丁一样处理自己的冲动，尽管极少人知道这一点，他可以把愤怒、怜悯、好奇、虚荣的幼苗培植得像棚架上美丽的果树一样果实累累，收益丰润。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我们应该感激这些困难的幼苗。我们总是认为焦虑和妒忌不会给我们什么正当的教益，就把它们当做情感的杂草除掉了。如尼采所说：我们相信“高的东西是不允许从矮的长出来的，根本就不允许是成长起来的……一切一流的东西一定是causa sui（10）”。
但是，尼采强调，“善与荣耀”是“与其对立面邪恶巧妙地相互关联，纠缠不清的”。“爱与恨，感激与复仇，温良与愤怒……是不可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表达出来，应该说，正面的事物可能是负面事物培植成功的结果。
仇恨、妒忌、贪婪、权欲等情感都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是贯穿于整个人生的经营中的基本要素。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十五）
尼采怀着无限景仰回顾古希腊人，正因为他们能赞赏这一观点。
尼采于1877年初与玛尔维达·冯·迈森堡同游距索伦托几公里的帕埃斯图姆，在黄昏中凝视那肃穆的神殿发思古之幽情，不由人不想象古希腊人是超常的巨人，这些神殿就是他们内心和他们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秩序的外在表现。
这是伟大的古典学家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的观点，并影响了几代德国大学教授。但是尼采提出的看法是，古希腊文明决不来自肃穆宁静，而是来自最凶险的力量的升华：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个人能驾驭的情欲越强大，越凶险——因为他们有能力把它当做一种手段，那他们的文化达到的水平就越高。
那些神殿看起来很宁静，但它们是根部阴暗的幼苗经过精心培育长出的花朵。酒神狂欢节所表现的既是这阴暗面，又是驾驭它、培育它的努力。
最使希腊世界的观察家惊诧的，莫过于发现希腊人经常把发泄所有的情欲和本性中的邪恶倾向当作节日，甚至制定了一套正式的程序来庆祝再人性不过的内心世界……他们把这再人性不过的特点视为无法逃避的，决不加以贬斥，而宁愿通过社会和宗教的内部调节给予它二等的权利：凡是人性中有力量的，他们都称之为神，并刻在他们的天庭的墙壁上。他们并不排斥表现为邪恶品质的那些自然的冲动，而是设法加以调节，一旦发现足以为这些野性的洪水提供最无害的宣泄渠道的规范措施，就把它们限制在确定的仪式和固定的日子里。这就是古代一切道德的思想自由的根源。给邪恶和可疑的事物……以适当的发泄，而不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之。
希腊人不是砍掉其敌人，而是施以教化。
一切情欲在某个时期都曾是纯粹的灾难，以它们的极端愚蠢扳倒其受害者。后来，在很久以后，情欲与精神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化”。早先，由于情欲的愚蠢，人们向情欲本身开战：设法消灭它……消灭情欲和欲望只是为了避免受其愚蠢之害；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愚蠢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只不过是愚蠢的一种急性发作。我们已经不再对牙医拔牙止痛感到惊奇。
只有对极度的艰难困苦作出明智的对应才能实现自我完成。性情浮躁的人很容易干脆拔掉一颗臼齿，或是刚到科尔瓦奇山峰的低坡处就弃之而去。尼采力主我们坚韧不拔。
（十六）
他还力主我们绝对不要酗酒，这并非巧合。
亲爱的妈妈：
今天写信是要禀告一桩我犯下的最令人不快、最痛苦之事。我实在行为不端，不知道您是否能原谅我。此刻我勉强提笔，心情极为沉重，特别是回想起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在一起欢乐融洽的日子。上星期日，我喝醉了，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自己不知酒量多大，还有那天下午太兴奋了。
这是1863年春18岁的弗里德里希在学校附近阿腾堡厅堂中喝了4杯啤酒之后给他母亲弗兰齐斯卡写的信。几年之后，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中，他对他的同学们喜爱喝酒感到厌恶：“我常常对俱乐部中表达同学之谊的方式极为厌恶……有些人的啤酒拜物主义简直令我难以忍受。”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学生联谊会。二排向一边斜倾的是尼采。请注意底排联谊会的啤酒桶。
这一态度始终贯穿于哲学家的成年生活：
酒精饮料对我无益：每天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以使我的生活成为“泪泉”。慕尼黑是我的对立面居住之地。
他抱怨：“德国的智慧中有多少啤酒！也许现代欧洲的不满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整个中世纪都放纵于杯中物……中世纪就意味着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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