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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正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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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沈从文收到了６年前即去了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来信，向他询问解放后国内情况。他立即写了回信，以长辈身份，情辞恳切地要黄永玉来北京，以自己所学，为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
接到沈从文的信后不久，黄永玉便赶到北京来探望沈从文了。为了坚定他们回来工作的信心，沈从文和张兆和有意掩盖了不久前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那场危机。
我是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①
沈从文自己渴望重新工作。在“革大”时间一久，他便感到学习的安排在时间上不太经济，有时不免流于形式。沈从文是个不愿闲着的人，尤其是在这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难耐的焦渴，每上固有的那份执拗脾性又重新露头了。
一天，他跑去找负责研究班生活管理的那位解放军班长，愁眉苦脸地说：
“请你去上面问一下，改造改造，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要我做事就说明白。”
望着沈从文坦诚的脸，年轻的班长笑了：“我去请示一下。”
几天后，班长对沈从文说：“问过了。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
研究班终于结了业。结业之前，按学校统一规定，每个学员都必须结合学习体会，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写出一份检查。这份检查沈从文写得很艰苦。别人一个接一个交了卷，他却感到难以下笔，好容易在离校前夕，他完成了这份自我检查。按完成的时间先后，沈从文得了个倒数第一。１９５１年，沈从文发表了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①其中包括了这份检查的基本内容。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记得２０年前写过一本小小自传，提及３０年前初到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上了自己名字时，末尾说，从此就来学习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这句话不意用到２０年后的当前，还十分正确而有意义。我在学习。先学习肯定自己得回自己，再否定自己。
向现实学习，明白现实沉重、错综与复杂。也明白一个人肉体和神经在极大挫折超过所能担负重荷后，是种什么情形。对于一己，则深刻认识只不过是千万渺小生物之一，渺小之至。过去似乎还有些思想，有些理想，有些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和活生生的青春生命深刻的爱，对于一切新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和对人对事无比的热情。而反映于工作中时，这一切且照例影响到文字，形成一种强烈气质，也有我也有客观存在种种声音颜色与活泼生命，以及对于四时交替节令气候的感触。一病回复，对世事如有如实无知。对自己，作较深一点的认识，通常只是充满一种不可解的悲悯。记得阮籍有两句诗：“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从住处窗前齐檐的向日葵，扭着个斗大花朵，转来转去，已经三次看到生长和枯萎。
我想到我实忽忽倏倏过了三年。学习中体力稍回复，认识随之而变……。
经过学习，我业已认识到，自己过去习作中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故事，发展成“七色魇”式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再到解放前夕以抽象观念拼合来说明战争——虽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实为知识分子彷徨无主的心理反应。
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依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２０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年轻生命中，作成千万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的奇迹。这种对思想的倚重，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一面却承认共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联，我所生长的凤凰县，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于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后来被人称作“镇筸苗子”。出于民族压迫，清政府早将土地全部收归官有。辛亥革命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这以后，军阀割据火并，大小军阀土匪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我从这种可怕环境中长大，按家庭出身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后军阀政治的黑暗，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却也妨碍了我对政治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明确。荚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我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因此，生活交往依存于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见于作品与孤立而偏左。另一方面，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之外。
政治斗争时有张驰，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飙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里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在２０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１９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经过在革命大学１０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２０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２０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２０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２０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３０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２０年前约沈从文见面，２０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
沈从文传……艰难的选择
艰难的选择
当革命大学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候，沈从文无言以对。
这答复无意中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写文章，写文章，可是我怎么写下去？如果放弃写作，我又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沈从文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２０岁时在保靖的那次抉择有着许多不同处。当年面对的是获得权力与寻求知识，人身依附与人生独立的选择，虽然也有犹疑，有权衡，然而觉醒的生命带来的是义无反顾的决断、放下权力，去寻求知识，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现在面临的自然是不同了——背景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与从前的两样，性质虽不如最初的人生选择那般严重，择取却远比那次为难。——他无法断然决然割断与文学创作的牵连，因为那是注入自己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感到那是“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己２０多年的心血凝注。现在要最终割弃，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虽然这痛苦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既非有人不准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写什么，不写什么，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矛盾。惟其来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可是，真要改行，对沈从文来说，远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么容易。改行意味着什么？原有的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新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已经是５０岁的人了。如果新的选择不只是仅仅获取一个颐养天年的职业，而是用以继续实证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在沈从文的深心里，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潜能的人生必需，那么，５０岁实在是一个太过严峻的年龄。
——沈从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两难之境。好在最终的决断还不需要立时作出。离开革命大学后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延缓了这一选择过程。
先是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及至从四川土改回京后，他又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里出入。当时北京共有古董店１２０个，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８９个，成百万的古代文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想起３０年前刚到北京时，自己在这些古董店门前徘徊不敢进门的往事，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种憬悟：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不是自这时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１９２１至１９２２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的时候。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二、三条，各处跑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售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课。到３０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小说《主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个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美食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
“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易破碎的东西。”①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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