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触动全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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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
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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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意大利 4 80
法国 7 67
美国 19 52
英国 20 41
德国 28 36
西班牙 30 38
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中国 72 19
约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班牙 51 44
荷兰 49 50
英国 44 51
加拿大 45 52
土耳其 41 55
印度 41 57
美国 39 57
黎巴嫩 40 58
印度尼西亚 35 64
法国 28 71
俄罗斯 23 71
德国 25 73
波兰 13 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Jared　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