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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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张家四个女孩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下面都带着两条撇开的弯弯腿。很多人看一眼就以为知道了，其实很容易弄错。前些年我回苏州办展览，就住在九如巷老家。有一天，一个年轻记者气冲冲扛着摄像机上门来采访，一进门就说：『我找张允和！』我对他说：『张允和已经死了！』他很吃惊：『已经死了？这么快？』我随手一指说：『不信，你问问他们去。』屋里坐的都是家里的亲戚。他看见屋里的人朝他点头，就『噢』了一声，脸色很尴尬，嘴里嘟囔着，只好扛着机子，转身出去了。屋里人都知道他要找的是我这个——充和，他一走，大家便乐得哈哈大笑，我也跟他们一起笑。呵呵，一个烦人的采访，就这样被我对付掉了，呵呵……」老人脸上笑眯眯的，显出一种调皮的神情。
　　　　合肥四姊妹合影。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我从小就不喜欢一般女孩子那些穿衣打扮的事，历来对吃穿都很不讲究。可是，我讲究文房四宝，讲究用好笔、好墨、好纸来写字，这些方面，我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五十年代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都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做事。那时候，在那里访学的胡适很喜欢跑到我家来写字，因为他知道我家的纸墨、笔砚总是现成备好的，并且一定是good　quality（高质量）的。」老人拿起案桌上的毛笔，向我比划着，「比如这毛笔，学问可大了。从前在北平，都用『戴月轩』的笔，笔都做得很讲究。听说那本来是清朝的名号，叫『李福寿』，专门做宫中用的笔。后来宫中太监偷出来拿到外面卖，就开了这家『戴月轩』。四九年后改名叫『北京制笔厂』，八○年代初年我头一次回中国，还买过这家『北京制笔厂』的笔，还很好用的。现在名字又改回『戴月轩』了，笔却做得越来越坏，我反倒不敢用了。日本有两家店的笔做得很好。一家叫『平安堂』，一家叫『鸠居堂』，『平安堂』的笔贵一些，『鸠居堂』笔好，价钱也公道，一支才几毛钱。他们出的紫毫小楷，用过多少支都没见坏的。我常常得便就托人一次给我买几十支回来，所以这些年写小楷，我一直都在用日本这两家店制的笔。」
　　　　我的美国学生邵逸青两三年来一直跟张先生学习书法，利用暑假到日本学日文，还按老人的叮嘱给她买回来一把「鸠居堂」的中、小楷毛笔。邵告诉我：日本毛笔很贵，跟中国出的毛笔相比，质量也许好，但实在太贵了！
　　　　聊天散记于二○○七、二○○八年
　　　　整理于二○○八年夏
　　　　古筝与古琴：京昆之别？
　　　　关于传统与人事的散漫话题
　　　　那天，和充和老人随意聊起这样一个话题——
　　　　我说，我注意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古琴与昆曲，是两个特别的门类。他们自成一个圈子，自称「琴人」、「曲人」；聚会叫「琴会」、「曲会」；喜欢小范围的自娱自乐，叫「拍曲」、「抚琴」……我还提到，古琴和古筝这两样乐器的区别，很像是昆曲和京戏的区别。
　　　　老人颔首赞同，笑吟吟说道：「习惯了唱昆曲，会觉得京戏太闹人。」
　　　　我说：「可是听惯了京戏，又会觉得昆曲太平淡——就像古筝是表演性的乐器，古琴却不适合做公众表演一样。从白居易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人嫌『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的。古琴只宜于独自抚琴吟拨，或者在清风明月、寒堂雅室之间，知音朋友互相抚琴弹吟，而唱昆曲，你们也更喜欢自组一个曲社，业余自己唱曲，叫『拍曲』、『度曲』，这都是非常小众化的；而唱京戏，却叫『玩票』，爱唱京戏的，叫『票友』，自组的社团，叫『票房』，因此京戏更能普及，更大众化……这与『曲人』、『曲友』的叫法，确是意趣大不一样呀。」
　　　　老人便呵呵笑道：「其实，我也学过唱京戏，还找过程砚秋当老师呢。」
　　　　我眼睛一亮：「真的吗？你还当过程砚秋的入室弟子？」
　　　　我确实大感意外——以往从未听老人提及。忽然想起，「程门」的第一大弟子赵荣琛，正是她的亲戚，是充和祖母的姨侄，他们以表兄妹相称。所以，年轻时代的张充和要学京戏，应该是不难拜上程砚秋这样的高师的。
　　　　老人笑应：「我不能算程门的入室弟子，我不是个好学生，我学了几天就学不下去了，还是不习惯京戏，觉得闹，喜欢昆曲的安静。所以，程砚秋不会认我这个学生的，虽然我喜欢听程派的戏。」
　　　　于是我们聊起了京剧。老人的许多见解也让我暗暗吃惊，「我不喜欢马连良的戏，他唱得太漂亮，太甜，好是好，我嫌他油，老生不能那么唱的。」
　　　　我问：「那你喜欢杨宝森么？杨派的唱法，就厚重苍劲得多。」老人答道：「那我又听得不多。看京戏那时候叫听戏，我那时候并不常去听戏的。」
　　　　「可是，马派戏是老生戏的主流呀，」我说，「好像行当里有『无生不马』、『十生九马』的说法——爱听、爱唱老生戏的人，都爱学马连良，所以唱马派的老生，特别多。」
　　　　「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老人突然冒出一个新话题，「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候，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得都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老人突然停住了。
　　　　张充和平日很少在她的言谈中臧否人物。可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笑吟吟说道：「不过我对陆小曼，却有不错的印象。记不起是什么样的场合，谁介绍我认识的她，反正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人很温雅，话不多，也会唱曲，一笔山水花鸟画，画得很像样子……」
　　　　马连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扮相
　　　　林徽因，陆小曼，两人都因与徐志摩的罗曼史（还可以加进梁思成、金岳霖）而声名显赫于民国时代。其实，她们两位，和张充和一样，都是民国时代的才女——一代新女性的不同代表。看着眼前的充和老人，我心里在默默地比较着（当然，不敢言声）。
　　　　我笑着：「张先生，看来民国时代这些文化名人，没有几个是你不认识的。」
　　　　聊到了兴头上，充和老人倒也不会自谦——朝花夕拾，聊老年间的故旧故事，是老人晚年日常起居间随时即兴的一件赏心乐事。
　　　　「……张伯驹我也认识，他的收藏很了不起。他是一个把艺术看得很严重，不是随随便便在玩票的人。他唱京戏，不唱昆曲。听说他去听戏，一唱得不对，或者谁在台上抢戏，他在下面站起来就骂。他和杨振声熟悉，杨振声也弄收藏，所以平时两人时有来往。哎，我是哪一年见的张伯驹？」老人又陷入了回忆中，尤其对时间和年代的掐算，略显费力，「让我想想，抗战结束后，我是跟着教育部礼乐馆一起光复回去的。一九四六年回的苏州，一九四七年到北平，一九四八年冬就到了美国……那是一九四七年在北平，那时候张伯驹住在颐和园里，冯至、沈从文、杨振声他们都住在那个园子里，他们住在一个叫『霁清轩』的屋子里，我住在一个叫什么阁的小屋子。张伯驹常来玩，我也一起玩，她太太画画，他们也常来看我画画。当时他的好东西都放在燕京大学的仓库里，他就带我们过去，专门打开仓库请我们看画。那时燕京的校长是陆志韦，刘文端是他太太，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张伯驹收藏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我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左）林徽因（1904—1955）（中）陆小曼（1903—1965）（右）张伯驹（1898—1982）
　　　　张伯驹在战乱中以倾家之资收藏的晋陆机《平复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收藏的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展子虔《游春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也听说过这几件国宝级的藏品，」我说，「一九五六年，张伯驹和他妻子潘素，把它们全都捐给了国家，现在就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可是，一九五七年后，张伯驹就被打成了右派。」
　　　　从张伯驹的话题，竟不期然地牵扯到了现实的感怀——以往我和老人的谈话，很少触及现实话题的，可是忽然之间，老人家向我发了好一通现实感慨。
　　　　「唉，传统都快要丢光了。」老人忽然长长叹了一口气，「现在舞台上演戏，无论昆曲、京戏，不讲基础，身段、唱法都不讲究，只要好看，讲舞台装备，在舞台装备上不知花多少的钱。讲装配，弄机关，那不是回到当年的海派戏了？那是那时候为了吸引中学生、小孩子弄的，为了好看，看热闹，很无聊，可是现在舞台上，都是这样的东西。从前《申报》评昆曲的戏，评得那个好，那个不留情面！袁寒云去看昆曲，看到一出戏做得不好，站起来就走了。那时候的人是真懂。现在就没有人好好评戏，批评要不讲面子，好就好，坏就坏，现在的批评除了捧场就没有实话。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戏，光是捧。他们请我看，我就不要看。」
　　　　「台湾的戏」，我注意过老人案桌上陈放过青春版《牡丹亭》的DVD，显然是客人送来的，老人想必略为看过，因之引发了感触，「有人说，是白先勇捧红了昆曲和《牡丹亭》，这不对。不是他捧《牡丹亭》，是《牡丹亭》捧人。那一年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政协礼堂连演了好几天昆曲。演全本的《牡丹亭》，他们请我回去唱《游园惊梦》。各地昆曲界的人都来了，有很多好戏。那时的表演还是很注重传统的。我见到当时的北方昆曲剧院院长刘雨辰，他当时说：『我不赞成戏没有「角儿」。』我同意他的看法。现在很多戏，演员太差了，就光在舞台上搞装配。我当时还见到了在台下看戏的花脸侯玉山，那时候他快一百岁了，我说：「侯先生，我以前老看您的戏。」他说：「你是张充和，我有个学生跟你配过《刺虎》。」我们就聊起来了。唉，老一辈人的传统，现在快都看不见了……」
　　　　聊天散记于二○○七、二○○八年
　　　　整理于二○一二年五月二日
　　　　辑二：因缘际会
　　　　一段奇缘：和「布舅舅」一家突然接上的联系
　　　　笔者与韦小美的通信
　　　　按说，张充和与「知青」——「文革」里中国大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风马牛」。
　　　　二○○八年是中国知青大规模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作为一个从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在海南岛下乡整整十年的老知青，我突然被万里迢迢造访耶鲁的粤海知青网负责人、知青作曲家霍东龄的盛情所打动，决定放下手边的写作，参与广东知青群体纪念青春岁月的演出活动，应允为大型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作者。《岁月甘泉》二○○八年公演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包括引发争议），有点让作曲家霍东龄和我始料未及。自此后一直到当下，《岁月甘泉》已从广州演到北京、香港，从中国演到海外各地，两三年间，从耶鲁大学、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印第安纳州、华盛顿一直演到澳洲悉尼歌剧院。目前这把演出「野火」还在继续往前蔓延，盖因海内外「知青群体」人数庞大、「知青情结」深广厚重是也。为此，自然牵扯了我个人不少的精力（此书出版的迟迟延宕，都与此相关）。我曾在二○○九年赠送过一盘《岁月甘泉》的音乐CD给充和老人，并和她一起在家里开机聆听。我注意到，老人听得有点不知其然，也不问所以然。万万没想到，此事，却跟老人潜在里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联系，并且一下子，还了老人家藏在心里几十年的一段夙愿。
　　　　主持二○○八年知青四十年广州纪念演出的总导演韦小美，是与我同在海南下乡的「知青战友」，当年我们在乡下并不认识，因为这次演出，却成为交往密切的朋友。原来，他的父亲，正是张充和继母韦均一的小弟弟——韦布。读过有关张充和其他记述文字（比如《合肥四姊妹》、《曲人鸿爪》）的读者一定记得：无论韦均一或她带进张家门的小弟韦布，都曾在张充和年轻时代的生命历程中，留下过很深的印迹。我在和充和老人的忆旧聊天中，她会常常提到继母韦均一，并常常向我感慨：「只是这几十年来，我和韦家人都断了联系，一直很牵挂她的家人。」据我所知，因为韦均一早在一九八○年代初就过世了，所以在张充和能够返回苏州故乡的年月（一九八三年前后），也无法续上与韦家的联系。
　　　　事情的转机之一（说「之一」，是我不能确定——张先生此前是否确实完全断绝了与韦家人的联系，老人的记忆已然会发生偏误），就出现在下面这两封通信上。
　　　　（左）二○○八年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演出前，霍东龄与笔者留影。
　　　　（右）韦小美与笔者在组歌《岁月甘泉》排练现场
　　　　一
　　　　苏炜：
　　　　你好。久未联系，只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今天上网看到你的《三位沈先生》一文，其中提到张充和的继母韦均一，引起了我的回忆。
　　　　韦均一是我父亲的大姐，即我的大姑妈。她学问非常渊博，是个真正的大才女。韦姓兄弟姐妹中，她与我父亲感情最好，「文革」前我家迁到广州后，她还来住过一段日子。我至今记得她每天清早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肩上披一块白布，用一把密齿的木梳子，沾着不知是清水还是其他什么专门护发用品，一丝不苟地梳理她那头往后梳的短发，动作优雅、舒缓、认真，常常看得我入迷。她晚年孤身一人住在苏州，没有亲人照顾，又没去养老院，全靠外面请个人一天三顿送饭，这样的照顾是什么水平可想而知。我们夫妇一九八一年曾到苏州看望她，情景比较凄凉，我还把我心爱的红灯牌收音机送给了她做伴解闷。我父亲曾多次提出要去苏州陪伴她共度余生，但我们做子女的，实在不放心他独自在外而难以照顾，所以直至姑妈去世，他们也没能再见一面。对这点，我知道父亲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张充和、沈从文，照说也算我们的亲戚，但都是双方父辈的情谊，我们后代就比较陌生了。有机会请代问候张先生，问问她是否还记得广州的（韦）布舅舅？
　　　　小美
　　　　（来信约在二○○九年二月）
　　　　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与韦布留影
　　　　张武龄与韦均一合影
　　　　二
　　　　小美：
　　　　临行在即，反而想挤空跟你写这封一直想写的信（不然我怕我把细节忘记了），是因为受张充和老人所托，向你们「布舅舅一家人」遥致问候。
　　　　自上回写信后，我又看望了老人家几次。我向张先生提起你的来信，提到「布舅舅」，不料她眼神大亮，引出了一连串绵长的关于你父亲——「布舅舅」的回忆。我下面就尽量复述充和老人断断续续向我讲述的，你姑妈韦均一和你父亲的故事的原话，让你感受老人对你父亲的独特感情——
　　　　「韦布呀，我们太熟了，他十二岁就跟着我继母韦均一进了我们张家门。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们从小就玩在一起，他跟我小弟宇和最要好，从中学到大学都在一起。我几乎从来没叫过他舅舅，他的名字有『布』，我们就叫他『包脚布』，还笑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