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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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准备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这一小小分量的个人责任，那么，我们就必然要承受因我们如今在事物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受到的责备，或部分责备。由于我们总是有些未能实现的梦想要考虑，对过去错过的机会也总有一种内疚感，所以，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就不总是愉快的。这里正是东方哲学与实践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它们本质上表达了相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概括为三点：（１）对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表现出惆怅是毫无益处的，这是因为：由于一个人认识生活的方法说到底是任意的，所以，一个人所作的每一个肯定同样也会是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２）一个人应该探求生活意义的答案，但是，要使这种追求取得成功就得使它以承认现实告终，就得超越“事情本来可以如何”、“本来能够如何”、“本来应该如何”这类的任意性。（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由我们自己迈上参悟的理解征途，用能够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直接经验的认识的自我指导之实践，身体力行，并不断提醒自己：只有现实才是实在的！
以上述第三点作为基础，个体在冥思实践中就会短时地
走出时间的单线性流动，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反复的、常常是甜美的词（曼特拉）、视觉形象（曼荼罗）或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句子（公案）时，他就不仅会在确定这种超越经历何时发生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个人的责任感，而且会发现心灵对经验所起的直接作用。可以肯定，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上说，这种放松是有益处的。但是，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冥思实践经验表明，一个人可以引导自己的断言努力来随意摒弃一个领域（日常生活）而寻求另一个领域（集中注意力）。冥思自相矛盾的语句的意义一事也着重表明，对生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给被探讨的问题建造了一个任意的、因而至少是部分地歪曲性的框架。
强调生活中的现实，而不是它本应或本来可能的一面，这使在实证观点里长大的西方人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在规划人生的单线性发展方向时有一种“最高”效和一种“最低”效的方法。当我们采用东方的观点时，情势的辩证法使我们确信，我们能够以自发事件为生活作断言，接受生活的现实，摒弃磨利生活利益之刀锋的永恒压力。这样，当我们无法把生命过程中的一点一滴效率压榨出来时，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自己是个“失败者”了。
在摆脱了寻求“最高”效生活方式的紧张努力的同时，相信东方哲学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的自由意志。相反，他
有了（被肯定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与传统的宗教信徒在“献身于主”时的感觉是相同的。这并不是说进行冥思或修习佛教哲学的人们必然是宗教信徒或者他们必然在生活中寻找宗教的替代物。我们只是严格地专注于人类本性的心理方面，并坚持认为：当一个人不再考虑他推崇而赖以为生活基础的根据时，当他不再参与“追逐名利”或放弃“追求物质财富”时，他就常常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自由了！正如我们在讨论东方哲学的第二点（见前述）时所显示的，这种情形只有在作出了努力和决定以后才会出现。
很多个世纪以来，默默地接受现实一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的标志。回顾一下我们从神学的意义上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篇幅（见第五章，ｐ．７０），我们可以认为，在有上帝之手作为生活向导时，虔诚的宗教信徒随着事件的出现作出断言，承认现实，但总是按照自己的道德信条去展望未来。也就是说，当宗教信徒生活得虔诚而忠实时，他在生活中就有一种现成的方向感。如果我们破坏了他对上帝的信仰，我们就破坏了他的意志，破坏了他以宗教信条为行为准则的意向。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宗教信徒的精神寄托可以使他免除自己在响应过程中不得不不断地从多个前提中肯定一个的负担，那么，在上帝的指引下体验到极大的自由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这种深度精神寄托的自我指导方面在下述事实中得到了反映：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是否建立这种寄托靠的是自己时，真正的宽松感才会产生。这种情形通常称为“重生”经历。它可以出现在人生的任何时刻，象征着这个人的确“找到了宗
教信仰”。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称为“耶稣的怪徒”，这是因为，所谓的毒品文化无法给他们一直在追求的生活提供个人的价值，而在这种毒品文化中经过一番道路曲折的探索以后，他们回复到更为古老的方法上去扩大他们的意识了。
同样，主要以人类行为辩证的一面为基础的东方哲学与实践使人们摆脱了西方的实证压力。当然，西方人不必接受东方实践中的宗教信条。但是，东方世界观的设想要求一个人认真看待现实，接受现实，行为要与现实相符，而不是不断地质问现实，改造现实，［任意］指责现实。由于一切观点（多个）“本质上”是同样有效的，所以，一个人就不再由于自己不“在胜方”而积怨，也不会由于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而有内疚之感。他知道，像胜利与失败这样的概念是人们架放在生活之上用以操纵现实因而歪曲现实的东西，它无助于体验自发的现实。
结论
信奉东方哲学的人或信奉西方基督教的人或许不能像我们在本章的分析中那样来表达事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有理由把我们的目的观应用到如此多样的实践中去，并由此而总结出某些很有启发意义的具有共通性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的分析与科学证据相一致时——肯定相一致！我们的信心只能来自如下事实：我们所论述的目的人的形象是以扩大的因果论视野和人类响应过程中的辩证推理为基础的。这
一形象已经使我们能够对现在〔非〕神秘的东方之所以能吸引西方人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第十章　非控制论的大脑
事实与虚构的控制论
“控制论”一词是维纳用意为“舵手”的希腊词根杜撰出来的。我们随意给这个词加上了前缀作为形容词用在本章的标题里，其原因在下面数页的论述中很快就会清楚。控制论研究的是自然界中与所谓的均衡化（ｅｎｔｒｏｐｙ）相对、具有显著模式的活动。均衡化指的是自然物体或事件退化到失去显著模式的相同团块的倾向。请回顾一下我们对常恒原理的讨论（见第三章，ｐ．３４）。如果能量具有那种持续散布的特性，所有的自然事物在均衡化的过程中就倾向于失去模式的显著性；而且，除非得到控制，它们最终会变成惰性单形体。在自然界中任何抑制这一持续的异性退化过程、维持模式变化的事物都被认为是一个活的过程。
就人类行为来说，抑制均衡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语言的运用。控制论者把这种情况称为通过输入、反馈（记忆储存）和输出的信息流动。人们这样交流信息就会产生交互影响，从而把大家约束在社会秩序（规范、阶级等）里以抵御均衡化。这样，信息处理就可以被视为行为控制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在控制另一个人的活动时，总是要把一个信息传递给他，反过来也是一样。
控制论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机器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信息处理。正如维纳所说：我的论点是：活的个体的肌体功能与某些较新式的通讯机器在通过反馈来控制均衡化方面的类似运作努力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两者都有传感接收器作为自己工作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两者都具有特殊的机制在低能量级上收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在人或机器的运作中起作用。
所以，机器与人十分相似。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突触联会，用以传递或阻断信息，就像电机里的开关一样。两者都是通过反馈来“学习”并在过去的输入资料的基础上指导将来的行为。维纳说，机器的确是进行逻辑“推理”的。“我常常说，高速计算机基本上是逻辑机。它使不同的假设互相交换，并从中得出一些结果。把所有的数学问题转化为一系列纯逻辑问题来运算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到认识是如何作为信息从环境输入中取得时，维纳很明显地采取洛克的立场而强调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在论及条件反射时，维纳说：
“我们在动物性反射的层面上有某些与洛克的观念联想相似的东西……”人或动物的条件作用含有输入（学习），而随着学习的进行，突触通道就开通。不然的话，这些通道本来是关闭的。这种情形就像机器的开关开启，让信息流动一样。
很明显，控制论就像一切信息处理或“系统”方法一样，是绝对依靠行为的实证形象的。能适应境遇变化的服务机构，其工作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反均衡化无序的，然而却是绝对实证性，是以它们总是假定（断言）为首要而真实的已知输入为基础的。思维机器即计算机以反均衡化无序的方式推理，但是这种推理却绝对基于实证的二进逻辑之上，矛盾律于其中处于最高的统帅地位。巴甫洛夫与控制论的联系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种联系肯定是当今心理学解释中十分流行的中介模型的一个种类。正如维纳所表明的，思维机器用三段论推理，但它们不可能任意推理，即它们不能表达自由意志，不能辩证地改变它们赖以为处理信息的基础的根据（“程序”）。事实上，反馈一词意味着一部机器受到了现实行为而不是预期行为的控制。
思维机器不能同时进行双线推理，或在单线推理后得出矛盾的结论。思维机器的反馈存储器里储存着“真实而首要”的信息比特（“二进制数字”的缩略词），可它们不能辩证地对这些洛克式“简单单位”进行细分并重组，这一点使它们的推理带上呆滞、缺乏灵感、名副其实的机械属性。在
十分迅速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同时，它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比较，并按不可变更的程序求出“正确”的结果。就是说，它们作出的判断总是与程序规定的根据相一致。至于应用这些根据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是否有利，它们却绝不能判断。所以，在推理的准确性方面，机器是超人；但在对它们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推理的“那个”作反省性检查的能力方面，它们肯定是次人。由于它们不能响应，所以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程序或它们所遵循的思维过程而认识一个人觉得是疑点的东西。如果它们赖以得出结论的数据输入正确，机器是不可能算出错误结果的，因为错误只有在推理者具有以典型的自由意志方式改变其断言（程序）的余地时才会出现。这种自由意志正是我们在前几章所讨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价值冲突在人类事务中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价值冲突通常出现在我们的信念得以断言的层次上。假定Ｘ、Ｙ和Ｚ就必然成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价值Ｘ受到挑战，那么Ｙ和Ｚ也相应地不成立。例如，假定妇女的身体是属于她自己的，她就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处理。这样，对于涉及自己身体中不需要的一部分（即怀孕）的合理解决方法就是流产。但假定妇女身体中的生命有机体有权独立于该妇女的意愿之外，那么，合法流产就必然加以避免，因为这威胁着胎儿的生存。任何人在读到这两种价值立场时都可以体会到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服从先项含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或许有自己所偏爱的立场，但原则上我们还是可能从这两种前提中的任何一种出发而进行辩护。我们可以扮演一个反面的角色，强行推出
对立的论点向我们自己偏爱的价值提出挑战。
但是，思维机器甚至在原则上都不可能采取与自己对立的立场，因为它们确实无法认识这样的抉择。它们总是在给出的根据和按照这些根据组织起来的数据“之间”进行推理，从来不对这些假设本身提出疑问。这种有限形式的推理也是机器无法创造出暗含于构成它们推理过程的根据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原因。要创造出一项真正的抉择，而不是单纯从相互交织的复杂的意义陈列中取出早已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辩证地变换根据的智性（自由意志）才能办到。
能够进行辩证推理的是人。是人开动机器；是人把任意决定出来的（而不是首要而真实的）数据输入机器中。可能有那么一天，科学的发展会使一种崭新的机器出现。这种机器会自动选择大前提作为自己的程序。那时，这种机器就会以对立的形式先验地检查输入给它的任何问题的对立面，如：Ａ的对立面，非Ａ；或非Ａ的对立面——可能已不是原来想象的Ａ了！这是辩证推理的显著属性；正是这一属性使机器挣脱了原来开始时的前提。与论题相反的命题（对立论题）确实必须由推理者创立。如果他建立第二个对立论题与第一个相对，他就不总是会回复到原来的论题上去。此时种种意义就可能变化，就足可以使人认为这是一条创造性思路，因为来自环境的最初的刺激此时不再存在，而出现了一个自发地取得的、正在得到发展的推导结果。输入到机器中去的就不再是二进制分法的“Ａ对Ｂ”。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机器本身把“非Ａ对非Ｂ”或“非非Ａ对Ｂ”编成了程序。机器的所
作所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沿着一条扣人心弦、娱人怡趣的思路“一思到底”。
这样一台机器肯定会是一位不可靠的仆人。它并不总能解决给它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它开始提出一些与操作者提出的不同的问题。它会扰乱一个认识主体的联想网络并引起真正的“网络噪音”。
它得出的不再是正确无误的答案，而是一些预感或猜想。而且，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双线推理得出两个同样合理的结果时，它就会以别的（任意的）前提为基础给它那自豪的主人提供一种见解，表明它偏爱两个结果中的哪一个。随着自己的见解和预感的出现，这部机器很快就会出差错——但这不过是它所作的创造性贡献的另外一个方面。总之，它会像人一样工作。我们只能猜测这样的机器在科学上有什么益处。这将是一种怪物，很难设想能使讲究实际的科学家发生兴趣。他无疑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蹩脚机器——就像制造它的人一样。
至今，科学还没有发明出这样一种可以自行其是的机器，因为甚至在能编制“新”程序的现代计算机中，新程序的编制过程也是遵循不可改变的主程序的指令进行的，要超越开始的程序就得进行辩证推理。尽管这样，有些科幻小说的作者，如阿西莫夫，却已成功地给人以印象，好像响应性机器有一天终将制造出来。在他的经典著作《我是机器人》中，阿西莫夫收集了好些短篇小说，在无意之间突出了辩证与实证的对立问题。例如，在一个故事里，他描写了一个叫库蒂的机器人反复进行笛卡尔式内省并得出结论：它必须生存，因为它会思维。在这种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库蒂进而否定了制
造它的科学家们所确定的许多命题，并为它在太空站的存在与命运编造了一些其他的解释。
实际上，库蒂的所作所为已超越了通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