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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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离婚后的小孩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

记者

一夫一妻制到底是否合理？

苏青

比较合理，但不能严格执行，其间应该有伸缩余地。譬如说，这次战后我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虽不允许，亦不忍严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战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许多男人活着也讨不起老婆。将来无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着去当人家姨太太，有生活力的女人只好非正式的向别人分润些爱情。这话又该给人家骂为无志气，但希望有志气的女人们速速自去继绝生殖机能吧。

记者

在现社会，早婚还是相当流行的……

张爱玲

早婚我不一定反对，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青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青，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至于男人，可是不宜于早婚，没有例外。一来年青人容易感情冲动，没有选择的眼光，即使当时两个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后继续发展，女的却停滞了，渐渐就有距离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够经济独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赡养，养成依赖的心理，于将来的前途有碍。

大家庭与小家庭

记者

关于家庭制度，两位看，还是所谓小家庭制度好呢，还是旧式的大家庭好？

苏青

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居，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张爱玲

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记者

倘使老夫妇只养几个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么？

苏青

这当然也要看情况来决定。

同居问题

苏青

还有，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期的同居生活，实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时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倒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至于每个人在婚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我说女人再嫁比初嫁难，就是因为一回想到从前任在笼里的生活也就有些怕起来了。再有社会的舆论不要对男女问题太感兴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什么绘众人也。

记者

男女结了婚的人省，还是未结婚的省呢？

张爱玲

从前英文有句话说“Twocanliveascheaplyasone”①从前是结婚比较省钱，现在似乎情形两样了。独身的人生活简单，大家都这样想，所以不留人吃饭也投人见怪，结了婚的人，就有许多不能够避免的应酬。①这句英文意思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比独身费钱。

谁是标准丈夫

记者

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青

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

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步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记者

今天真是“畅聆高论”了，这次对谈就到这里结束吧，真是谢谢你们两位！

（原刊1945年3月《杂志》月刊第14卷第6号）



　姑姑语录

姑姑语录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狠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能，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她读了苏青和我对谈的记录，（一切书报杂志，都要我押着她看的。她一来就声称“看不进去”。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

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多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风，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将来她也许要写本书关于女人就职的秘诀，譬如说开始的时候应当怎样地“有冲头”，对于自己怎样地“隐恶扬善”……然而后来她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昧的省宇，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说：“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

“爱德华七世路”（爱多亚路）我弄错了当做是“爱德华八世路”，她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来得及成马路呢。”

她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佐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湿地（目夹）着眼。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顶喜欢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用过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浙沥煞辣作脆响。）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做标点，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吧？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高兴”，我同她辩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马上把自己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做条裤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缝了一条缝，现在想去缝第二条缝。这条裤子总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露，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谈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面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悬空窝着，做个扇坠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头的一个洞，位置又不对，在宝石的正中。

姑姑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原刊1945年5月《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



　中国的日夜

中国的日夜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做出一首诗，使我自己非常诧异而且快乐。一次是看见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极慢极慢地掉下一片来，那姿势从容得奇怪。我立定了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我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里像是发呆。走走又回过头去看了个究竟。以后就写了这个——

落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又一次我到小菜场去，已经是冬天了。太阳煌煌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清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地下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脆菜，一个像酱菜，各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额下盛胡须的锦囊。又有个抱在手里的小孩，穿着桃红假哗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在一冬日积月累的黑腻污秽里真是双手捧出来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脏了也还是污泥里的莲花。至于蓝布的蓝，那是中国的“国色”。不过街上一般人穿的蓝布衫大都经过补缀，深深浅浅，都像雨洗出来的，青翠醒目。我们中国本来是补钉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娟补过的。

一个卖桔子的把担子歇在马路边上，抱着胳膊闲看景致，扁圆脸上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但是，忽然——我已经走过他面前了，忽然他把脸一扬，绽开极大的嘴，朝天唱将起来：“一百只洋买两只！一百只洋两只买刚！伙姬！一百只洋贱末贱咧！”这歌声我在楼上常常听见的，但还是吓了一跳，不大能够相信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因为声音极大，而前一秒钟他还是在那里静静眺望着一切的。现在他仰着头，面如满月，笑嘻嘻张开大口呛喝着，完全像SAPAJOU漫画里的中国人。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叫人伤心。

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拖，头顶心梳的一个灰扑扑的小髻，很像摩登女人的两个小鬈叠在一起。黄脸上的细眼睛与头发同时一把拉了上去，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的脸相。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但是因为营养不足，身材又高又瘦，永远是十七八岁抽长条子的摸样。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简，“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子孙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续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梁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悯然。……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开了。看着他，好像这个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非但灰了心，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我很觉得震动，再一想，老这么跟在他后面看着，或者要来向我捐钱了——这才三脚两步走开了。

从菜场回来的一个女佣，菜篮里一团银白的粉丝，像个蓬头老妇人的髻。又有个女人很满意地端端正正捧着个朱漆盘子，里面矗立着一堆寿面，巧妙地有层次地招叠悬挂；顶上的一撮子面用个桃红小纸条一束，如同小女孩头上扎的红线把根。淡米色的头发披垂下来，一茎一茎粗得像小蛇。

又有个小女孩拎着个有盖的锅走过，那锅两边两只绊子里穿进一根蓝布条，便于提携。很宽的一条二蓝布带子，看着有点脏相，可是更觉得这个锅是同她有切身关系的，“心连手，手连心”。

肉店里学徒的一双手已经冻得非常大了，橐橐拿刀剁着肉，猛一看就像在那里剁着红肿的手指。柜台外面来了个女人，是个衰年的娟妓吧，现在是老鸨，或是合伙做生意的娘姨。头发依旧烫得蓬蓬松松撂向耳后，脸上有眉目校好的遗迹，现在也不疤不麻，不知怎么有点凸凹不平，犹犹疑疑的。她口镶金牙，黑绸皮袍卷起了袖口，袖口的羊皮因为旧的缘故，一丝一丝胶为一瓣一瓣，纷被着如同白色的磅蟹菊。她要买半斤肉，学徒忙着切他的肉丝，也不知他是没听见还是不答理。她脸上现出不确定的笑容，在门外立了一会，翘起两只手，显排她袖口的羊皮，指头上两只金戒指，指甲上斑驳的红蔻丹。

肉店老板娘坐在八仙桌旁边，向一个乡下上来的亲戚宣讲小姑的劣迹。她两手抄在口袋里，太紧的棉袍与蓝布罩袍把她像五花大绑似地绑了起来；她挣扎着，头往前伸，瞪着一双麻黄眼睛，但是在本埠新闻里她还可以是个“略具姿首”的少妇。“噢！阿哥格就是伊个！阿哥屋里就是伊屋里——从前格能讲末哉，现在算啥？”她那口气不是控诉也不是指斥，她眼睛里也并没有那亲戚，只是仇深似海；如同面前展开了一个大海似的，她眼睛里是那样的茫茫的无望。一次一次她提高了喉咙，发声喊，都仿佛是向海里吐口痰，明知元济于事。那亲戚衔着旱烟管，穿短打，一只脚踏在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