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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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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二） 第四节：报告文学、杂文、散文
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异常发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用相当多的篇幅发表通讯、报告一类作品。以本时期影响较大的两个刊物《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为例，从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每期发表的通讯、报告少则二三篇，多至五六篇。报告文学丛书也大量出版，如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刊》，第一辑就出版了八种；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也出版了许多报告文学集。其它如《战地报告丛刊》、《战地小丛刊》、《抗战文艺丛刊》、《抗战报告文学选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等，也都纷纷出版。“文协”研究部一九三八年秋在重庆文化座谈会上一个报告中说：“我们从前方的通讯来看，就可以看出报告文学正开始尽着一个伟大的任务，这任务就是给战士们传递战斗经验和教训。”又说：抗战以来，“结构极为庞大的作品渐不多见了，已大抵属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动性的速写和随感——即所谓报告文学和杂文一类。”（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可见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的活跃。从作者队伍来说，除了坚信“文艺与抗战无关”的梁实秋们以外，很少作家没有写过这类作品，如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东平、周文、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曹白、姚雪垠、吴伯箫、罗荪、以群、骆宾基、碧野、黑丁等，他们虽然是在战前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流派和创作思想不尽相同，但这时候都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所鼓舞，或多或少写了一些通讯报告作品，以自己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他们与原来不知名的许多青年实际工作者一道，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通讯、报告文学的作者队伍。除前面已作为小型作品提到的一些散篇报告之外，这里着重介绍几位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将上海“八·一三”战争血与火的战斗实况呈献在读者面前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首先要推丘东平。他发表在当时抗战刊物上的许多篇战地特写（注：丘东平遇难后，这些战地特写曾由胡风作为短篇小说编入《东平短篇小说集》（后改称《第七连》）中，因而常被人误作小说看待）和通讯，有力地抨击敌人的罪恶派”。，赞颂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两篇则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背景上表现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对日作战中仓促应战、武器装备恶劣、士兵缺乏军事训练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不良现象，揭示了国民党长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恶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所致，这些作品中弥漫着战争失败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叶挺印象记》（注：载《七月》第3期，1937年11月16日出版）一篇，则记叙了刚从国外归来、即将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刚毅、朴实、平易可亲的性格。一九三八年春丘东平参加新四军以后，积累了许多新的生活素材，写了一些迅速反映人民军队抗击日寇、开展人民战争的报告作品。这些作品扫除了过去那些战地报告中过于沉重阴暗的气氛，充满着战斗的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念。《王凌冈的小战斗》显示出新四军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本色：与农民群众结成的鱼水关系，使他们在对敌作战中不是被动挨打，而是机动灵活，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友军宫长》和《溧武路上的故事》，通过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本质的对比，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新的斗争生活。《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一篇，则以我方特务营营长及其全家被汉奸、反共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揭发和控诉了国民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破坏抗日、分裂倒退的罪行。
在抗战初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单纯记录而忽略人物刻划的情况下，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由于注意写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而引人注目。他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能从实际生活出发，着笔较有分寸逻各斯希腊文logos的音译。本义是语言、思想、理性。，不是一味歌颂。这些作品大多运用第一人称手法，但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作品主人公（如军官、难民等）的自述，在紧张剧烈的战斗中凸现人物，写出事件的进展。笔锋刚健，描绘真切而又倾注着作者的感情，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带来上海战争的战火硝烟的，还有写作报告文学很活跃的作家骆宾基。他不仅写了收有《救护车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线上》、《难民船》、《一星期零一天》等七篇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抗日、列为《烽火丛书》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发表过著名中篇战地报告作品《东战场别动队》。这篇报告写作者亲自参加过的上海郊区一支由工人与学生自愿组成的别动队的故事。队伍刚刚组成就仓促地投入了战斗。激烈的征战，严峻的考验，战争的炉火把钢与渣区分得清清楚楚。平时军纪不严的一些工人队员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坚定果敢观存在，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参，而平时夸夸其谈的个别知识分子，关键时刻有的胆小怕死，有的临阵叛逃。作品通过对比的手法来表现战争对人的锻炼，显示出多数人在战火中愈战愈有经验，终于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作品写得很有战争气氛。但游击队活动的特定环境没有清晰的表现，人物也缺乏性格刻划。
不同于丘东平、骆宾基笔下上海市区与近郊阵地战的惨烈战况，作家碧野的战地报告则描绘了北方农村广袤原野上游击健儿在八路军影响下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壮丽图景，展示了以农民为主的群众自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画幅。在抗战爆发后，碧野有六个月跟随部队转战于滹沱河畔、太行山麓。战争的实际感受促使他写下了两部报告文学集：《太行山边》与《北方的原野》。它们各包括一组彼此可以独立，又互相连贯的短篇。这些作品显示了自己的风格特色：笔力雄健石之坚，只能看到石之白，因此“无坚”；手摸不到石之白，，气势奔放，人物的紧张的战斗行动与雄浑壮观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渲染出浓郁的战场气氛。《太行山边》主要写部队的作战场面，其中《滹沱河夜战》一篇，记述并描写了激烈多变的战场景况，艺术感梁力较强，在刊物单独发表时得到了好评。《北方的原野》是把部队的战斗生活与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如自卫组织红枪会等）交织起来写的；主要不是直接写战斗场面，而是着重写行军见闻。作者善于利用紧张战斗的空隙，从容地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众多的人物中，青年农民黑虎、农家孩子桂儿和河北河南两省红枪会的总头领朱司令写得颇有声色。整个作品的笔触明快、奔放，其间穿插着诗情画意的片断，更增加感人的力量。如描写远望着原野上的城池：那“闪耀着武安城的雉堞，一条银白色的小河在城旁飘泻过，象一个钢盔旁边摆着一支剑。……”形象贴切，从生活中得来，与整个作品的战争气氛非常协调。
上一时期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通讯的萧乾，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曾在国内外进行广泛采访，写了大量通讯报告，最初结集的是一九三九年出版、列为《烽火丛书》第十种的《见闻》行动并导致愿望的满足，信仰就是真理。，以后又将这些报告收入《人生采访》。对于国内的抗战现实，他“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注：《人生采访·题记》），一方面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士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支撑抗战局面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揭露了“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下，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注：《人生采访·题记》）。《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篇，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绘了二千五百万民工“铺士、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对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创造力；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顾筑路民工的生计和死活，使他们在过着几乎乞讨的艰苦生活和不安全的施工条件下成千上万地死亡的罪行。萧乾也有赞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作品。一九三八年秋天写的《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用八路军爆破队长自述的口吻，写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作者本时期曾到过英、美、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在英国写的《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等篇较有特色。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展示了战时英国伦敦“善与恶”“好或是坏”相交织的五花八门的景象。作品还多次表现了英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和支持，如在伦郭上演的一个名叫《雷岩》的戏剧中，两个美国青年对话时说：“生命？在中国才有生命，因为善恶在交搏哪！”这里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的向往。萧乾的通讯报告新闻性强，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因而既有较强的说服力，又能给人以艺术感染。
在报告文学中较早、较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战中的阴暗面的是曹白。曹白的报告、散文集《呼吸》写于一九三七至四一年，分上下两集。上集“呼吸之什”主要写作者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参加难民收容所管理工作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作品对于那些“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吃人生番——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揭露，对于收容、管理难民工作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剔发，从而为沐浴着血和泪的难民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下集“转战之什”则记叙和抒写了作者在上海失陷后参加部队在江南游击区转战的经历和感受，展示了当时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斗争面貌。贯穿整部《呼吸》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元前307—前306年，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就是深刻表现和热情赞扬了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和在新四军影响下游击队的艰苦、英勇的抗日斗争。
曹白的报告、散文的特点是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描写，于平淡中见功力，从平凡的琐事中着力发掘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思想意义；并且常常辅以抒情和议论，感情沉郁、浓烈。《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一篇将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电影院业主对难民的苛刻无情与难民们不愿“光是吃吃睡睡”、要求上前线的行动作了对照。《在死神底黑影下面》记叙了敌机的轰炸、困苦的环境如何使难民们终日处于朝不保夕的惊惶生活中。《在明天……》抒写了难民收容所里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富有特色的场面。《“活灵魂”的夺取》揭露和抨击了一些人争夺难民收容所管理权、把难民当作获利的手段来对待的可耻行径。这些作品情节很简单在，后者包括“超心”（超于心的精神存在）等。认为“超越，有时只有几个片断的生活场景，似乎信手写来，却饱和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人至深。《杨可中》与《纪念王嘉音》是两篇出色的人物纪念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杨可中与王嘉音都是曹白在难民收容所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又都经历过社会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炼。在作者笔下，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年轻的杨可中，在他那“阴冷”“傲岸”的表情下包藏着一颗热烈的心。他背叛官僚地主家庭，因为带头叫乡下人起来抗捐而流亡出走，又在北平经历过“一面读书一面斗争”的生涯，这种革命经历使他在抗战爆发后参加别动队时受到国民党的报复。别动队队长说他和他的伙伴是共产党，让他们在侵略者飞机、大炮轰炸下“去挡头阵，做日本的炮灰”。这个狠毒的阴谋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当他愤怒地退出别动队在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又遭人忌恨，收到恶毒辱骂的匿名信，最后因为冻饿，由患肺炎转为“脓胸”而病死，死时“身上还穿着难民的衣服”。王嘉音原是印刷所的“跑街”，他本来不叫王嘉音，是顶了这个预先报上去的名字而参加难民收容所的工作的。他穷困寒酸，但工作干在实处而又具有坚韧的斗争精神。当曹白受到谣言的诽谤时，是他的“坚定的目光”、“猛烈的握手”和“脉脉的温情”鼓舞了作者。“人是从战斗中成长的”，王嘉音常常这样与战友共勉。后来他自愿参加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曹白满怀深情为这两个平凡、质朴而又有着崇高心灵的人物写下自己的纪念，以生动清新的文笔回忆、追叙，娓娓而谈，平易朴实，感情沉痛真挚。这些都使人物心灵的美熠熠生辉，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暴露抗战现实中痼疾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许多出自一些不很知名的作者。如野渠的长篇报告《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四川某地的一个伤兵医院如同一个“后方家庭医院”，从官长到伙夫大多是院长的亲属，官长中有十分之五、六是抽鸦片的瘾君子，看护也有九个是吸毒者。文章在《文艺阵地》上发表时中具体分析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茅盾说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是政治机构不健全”的“小小的‘标本’”。落繁的《保长的本领》（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积极热情、“善良而简单”的某民训中队长被保长“地头蛇”陷害、摆布的情形。茅盾也称赞“这位不相识的作者写得多么真切细腻，实为难得的佳作。”
展示了国统区后方抗战生活新题材的，有以改造日本俘虏为主题的沈起予的长篇报告《人性的恢复》。它在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是规模较大、写得较好的一部。作品重点记述了重庆近郊“博爱村”俘虏收容所里一批日本俘虏转变立场的过程。这些俘虏最终参加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为抗日的助力。作品表现了各个俘虏不同的生活经历，细致地、合乎情理地揭示了他们思想转变的历程示了人类的起源，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对，强调地表明了在俘虏管理、改造工作中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由于作者在亲身实践中建立了对俘虏改造工作的深厚感情，加以早年曾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民情风俗，所以俘虏的改造过程写得具体真实，血肉丰满；而且展示了许多富于日本民族特色的场景，生活气息浓郁。作者注意从性格出发展开情节，几个主要人物写得个性鲜明。作品笔墨酣畅，读来饶有兴味。
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命”理释社会之治乱、人之穷达吉凶。知行观上提出“有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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