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孙犁散文集-第3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碌闹肿恿恕�
种植几年,它对我不再是新鲜物,我对它也有些腻烦。现在既不结果,明年想拔去,利用原架,改种葡萄。但书上说拔除甚不易,其根直入地下,有五六尺之深。这又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灰菜
庭院假山,山石被人拉去,乃变为一座垃圾山。我每日照例登临,有所凭吊。今年,因此院成为脏乱死角,街道不断督促,所属机关,才拨款一千元,雇推土机及汽车,把垃圾运走。光滑几天,不久就又砖头瓦块满地,机关原想在空地种些花木,花钱从郊区买了一车肥料,卸在大门口。除院中有心人运些到自己葡萄架下外,当晚一场大雨,全漂到马路上去了。
有一户用碎砖围了一小片地,扬上一些肥料。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经营。雨后野草丛生,其中有名灰菜者,现在长到一人多高,远望如灌木。家乡称此菜为“落绿”,煮熟可作菜。余幼年所常食。其灰可浣衣,胜于其他草木灰。故又名灰菜。生命力特强,在此院房顶上,可以长到几尺高。
1985年10月8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风烛庵杂记
一
五十年代末,一位姓王的文教书记,几次对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吧!”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好意,以为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按照他的职务,他本应号召、鼓励我们多写,但他却这样说,当然是在私下。我后来才体会到,在那一时期,这是对我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这位书记,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他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给我留下过不太好的印象。但总起来说,他是个好人。古人称这样的人为君子,君子爱人以德。
二
有那么很多年,谁登台发言,或著文登报,“批判”了什么人,就会升官晋爵。批判的对象越大越重要,升的官位就越高。这种先例一开,那些急功好利之徒,谁不眼红心热?流风所及,斯文扫地。
一九四八年,我当记者时,因为所谓的“客里空”错误,受到一次批判。我的分量太轻,批判者得到的好处,也不大,但还是高升了一步。
冤家路窄,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时,又遇到了这位同志。他在那里搞“四清”,是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我的采访,好像是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我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我到食堂去喝水,正和人们闲聊,他严肃地对我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我没有去。因为我写的文章,需要的是观察体验,并不只是汇报材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同志,和我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往事已不堪回首矣。
三
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判时,脸皮也很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一位同志同受批判,台上发言者嗷嗷,台下群众滔滔,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光着的两只脚,互相磨擦着,表现得非常悠闲自然。后来“造反派”不断对他进行武斗,又把他关了起来,他才表示屈服。
四
“文革”那几年,编报也真难。每天有领袖像,而且越来尺寸越大。不只前后左右,要注意有无不好的字眼,就是像的背面,也要留心。只要有人指出,有什么坏字坏词,挨上了像片,那就不得了。那时报纸上,咒骂和下流的话语又很多,防不胜防。每日报样印出,必经多人审查,并映日光而照视。虽然“造反派”掌握了新闻大权,也是终日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
五
“文革”时,我们这些“走资派”搞卫生,照例是把纸篓里的脏纸,倒进院里的大铁桶,以备拉走。有一次,不知是谁那么眼尖,看到了从报纸上撕下的一片领袖像。那时,每天的报上,都有大幅领袖像,恐怕是谁一时不留心用了,随手倒进去也就算了。他却捡出来,报告了造反总部。一经报告,又有物证,必须查处。一阵人慌马乱,还终于查出来了。
据说是传达室值夜班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同志,从此患了神经病,两年以后,投河自尽。
六
现在,我想,人是有君子、小人之别的。古代的哲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区别,并描绘了他们的基本特征。有关小人特征的古语是:见利忘义。势利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人得势,不可一世,等等。
人,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有先天的,即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即环境的因素。文化教养,也有影响。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张经过教育,可使人成为君子,失去教育的机会,乃成为小人。实际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法律和法制,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历代都重视“律”。
抗日战争是一种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舍身卫国,志士仁人,到处都可以遇到,人人思义,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若干年,为何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之行呢?显然不单单是教育或文化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环境,政治土壤,培育了君子之心,或是助长了小人之志的结果。古语说:“小人唯恐天下不乱”。“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作为国家命脉的法制,使那些小人真的变得“无法无天”了。
1986年4月17日剪贴旧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老家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
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1986年8月12日,晨起作。闷热,小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木棍儿
崇公道对苏三说:“三条腿走路,总比两条腿走路,省些力气。”此话当真不假。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山地工作近七年,每逢行军,手里总离不开一根棍子,有时是六道木,有时是山桃木。棍子的好处,还在夜间,可作探路之用。那样频繁的夜行军,我得免于跌落山涧,丧身溪流,不能不归功伴随我的那些木棍。
形象是不大雅观的:小小年纪,破衣烂裳,鞋帽不整。左边一个洋瓷碗,右边一个干粮袋,手里一棍木棍。如果走在本乡本土的道路上,我心里是会犯些嘀咕的。但那时我是离家千里之外,而从事的是神圣的抗日工作,人皆以我为战士,绝不会把我当成乞儿。
抗战胜利,回到家乡平原,我就把棍子放下了。
棍子作为文学用语,曾是恶称。自我反思:虽爱此物,颂其功能,本身并非棒喝之徒,所以放下它,也无缘歌喉一转,另作焚呗之声。至于他人曾以此物,加于自己的头上,也会长时间念念不忘,不能轻易冰释于怀,形成谅解宽松的心态。
乃修行不到之过。
现在老了,旧性不改,还是喜爱一些木棍。儿女所买,友朋所赠,竹、木、藤制,各色手杖,也有好几条了。其实,我还没有到非杖不行,或杖而后起的程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一是当做玩艺儿,一是回忆一些远远逝去的生活。
棍子有多条,既是玩艺,就轮流着拿,以图新鲜。既不问其新老,也不问其质地。现在手里拿的,是一根山荆木棍,上雕小龙头,并非工艺品。
此杖乃时达同志所赠。时达系军人,一九四二年,我回冀中时认识。他那时任冀中七分区作战科长,爱文艺,作一稿投《冀中一日》,为我选用。时达幼年在旧军队干过,后上抗大,分配到我的家乡。官级不高,派头很大,服装整齐,身后总有一个勤务兵。老伴生前告我:日寇五一大扫荡时,一天黄昏,她在场院抱柴,时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闯入场院,把一个绿色大褥套推落在地,就急急上马奔驰而去,一句话也没说。褥套里都是书。我妻当天把书埋在地里,连夜把褥套拆了,染成黑色。
时达后来担任空军师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林彪诱捕入狱。出狱后流放到长白山。无事可干,他就上山砍柴,选一些木棍,削制成手杖,托人捎到天津,送给王林和我。附言说:这种木棍,寒地所产,质坚而轻,并可暖手,东北老年人多用之。
时达前几年逝世了,讣告来得晚,我连个花圈,也没得送到他的灵前。现在手里,摆弄着他十年前送给我的一根棍子。
1986年10月17日下午,寒流至,不能外出,作此消遣。
附记:进城以后,时达曾到天津来过几次:一次,我同王林陪他到干部俱乐部,遇有舞会,他遂下场不出,乐而忘返。我因不会跳,也不愿看,乃先归。此次,我送他日本小瓷器数件,还有一幅董寿平画的杏花。据说,他视如珍宝。一次,是我在病中,他陪我到水上公园钓鱼。他不耐那里的寂寞,我劝他先回,他又不好意思。两个人胡乱玩了一会,就一同回来了。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当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主任,回河南探亲路过。自己已非军人,还是从当地驻军,借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孩,当他的勤务兵。到舍下时,天色已晚,我送他到机关招待所,他看了看,嫌设备不好,坚决不住。只好托人给他联系了一处高级招待所,派汽车送去。此次,他给我带来长白山的松子,蘑菇,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菜,他都用破布缝制的小袋装好,并附以纸片说明。还送我一袋浮石,即澡堂用的擦脚石。
10月18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告别
——新年试笔
书籍
我同书籍,即将分离。我虽非英雄,颇有垓下之感,即无可奈何。
这些书,都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来到我家的。最初零零碎碎,中间成套成批。有的来自京沪,有的来自苏杭。最初,我囊中羞涩,也曾交臂相失。中间也曾一掷百金,稍有豪气。
总之,时历三十余年,我同它们,可称故旧。
十年浩劫,我自顾不暇,无心也无力顾及它们。但它们辗转多处,经受折磨、潮湿、践踏、撞破,终于还是回来了。
失去了一些,我有些惋惜,但也不愿再去寻觅它们,因为我失去的东西,比起它们,更多也更重要。
它们回到寒舍以后,我对它们的情感如故。书无分大小、贵贱、古今、新旧,只要是我想保存的,因之也同我共过患难的,一视同仁。洗尘,安置,抚慰,唏嘘,它们大概是已经体味到了。
近几年,又为它们添加了一些新伙伴。当这些新书,进入我的书架,我不再打印章,写名字,只是给它们包裹一层新装,记下到此的岁月。
这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不久就会同它们告别了。我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它们各自的命运,我是不能预知,也不能担保的。
字画
我有几张字画,无非是吴、齐、陈的作品,也即近代世俗之所爱,说不上什么稀世的珍品。这些画,是六十年代初,我心血来潮,托陈乔同志在北京代购的,那时他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据说是带了几位专家到画店选购的,当然是不错的了。去年陈乔来家,还问起这几张画来。我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时,抄是抄去了,但人家给保存得很好,值得感谢。这些年一直放在柜子里,也不知潮湿了没有,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早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陈说:不要糟蹋了,一幅画现在要上千上万啊!我笑了笑。什么东西,一到奇货可居,万人争购之时,我对它的兴趣就索然了。我不大看洛阳纸贵之书,不赴争相参观之地,不信喧嚣一时之论。
当代画家,黄胄同志,送给过我两张毛驴,吴作人同志给我画过一张骆驼,老朋友彦涵给我画了一张朱顶红,是因为我请他向画家们求画,他说,自从批“黑画展”以后,画家们都搁笔不画了,我给你画一张吧。近些年,因为画价昂贵,我也不敢再求人作画,和彦涵的联系也少了。
值得感谢的,是许麟庐同志,他先送我一张芭蕉,“四人帮”倒台以后,又主动给我画了一张螃蟹、酒壶、白菜和菊花。不过那四只螃蟹,形象实在丑恶,肢体分解,八只大腿,画得像一群小雏鸡。上书:孙犁同志,见之大笑。
天津画家刘止庸,给我写了一幅对联,虽然词儿高了一些,有些过奖,我还是装裱好了,张挂室内,以答谢他的厚意。
我向字画告别,也就意味着,向这些书画家告别。
瓶罐
进城后,我在早市和商场,买了不少旧瓷器,其中有一些是日本瓷器。可能有些假古董,真古董肯定是没有的。因为经过抄家,经过专家看过,每个瓶底上,都贴有鉴定标签,没有一件是古瓷。
不过,有一个青花松竹的瓷罐,原是老伴外婆家物,祖辈相传,搬家来天津时,已为叔父家拿去,后来听说我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