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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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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区区的玉官虽有小聪明，也挡不住这新潮的激荡。乡间的小学教师时常与她辩论，有时辩到使她结舌无言，只有闭目祈祷。其实她对于她自己的信仰，如说摇动是太重的话，最少可以说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传道，一心只等建德回来，若能给她一个恬静安适的生活，心里就非常满足了。
建德一去便是八九年，战后的美国，男女是天天狂欢着的。他很羡慕这种生活，到了该回国的年限也不愿意回来。在最后一二年间，他不再向母亲要钱，因为他每月有点小小的入款，是由辅助一位牧师记账得来的工资。在留学生当中，他算是很能办事的一个。
在一个社交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南京的女学生黄安妮，建德与她一见面，便如前好几生的相识，彼此互相羡慕。安妮家里只有一位母亲，父亲留下的一大桩财产都是用母亲和她名字存在银行里。要说她学的是什么，却很难说，因为她的兴趣是常改变的。她学过一年多的文学，又改习家庭经济。不久厌恶了，又改学绘画，由绘画又改习音乐，因为她受不了野外的日光。由音乐又改习哲学，因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太高深的学问又使她头痛，至终又改习政治。在美国，她也算是老资格，谁都知道她。缺德的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学园里的黄蝴蝶”，但也有许多故意表示亲切的同学管她叫安妮，她对人们怎样称呼她都不在意，因为她是蝴蝶，同时也是花；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当她是花的时候，其它的蝴蝶都先后地拥护着她，追随着她，向她表示这样那样。她常转变的学业，使她滞留在外国，转眼间已到了四七年华。不回国也不要紧，反正她不必为生活着急。在外国有受用处，便尽量受用，什么野球会、麻雀会、晚餐会、跳舞会，乃至“公难尾巴会”，她都有份，而且忙个不了。
建德是她意中人之一，她觉得他的性情与她非常相投。自从相识以后，二人常是如影随形，分离不开。有一次，他接到杏官一封信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亲戚的女儿。她说得天仙不如那位小姐的美丽，希望建德同意与她订婚。建德把信拿给安妮看，安妮大半天也没说半句话。这个使建德理会她是属意于他，越发与她亲密起来。
玉官知道儿子在外国已经有了女朋友，心里虽然高兴，只是为他不回来着急。她也常接建德的信说起安妮怎样怎样好，有时也附寄上二人同拍的照片。她看了自然很开心，早忘掉从前与雅言的淘气，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来不要她再寄钱去使用，身边的积蓄也渐次丰裕起来。天锡仍在杏官家住着，虽然到小学去念书，因为外祖母非常溺爱他，一早出门，便不定到那里去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来。学校报告他旷课，杏官也不去理会。玉官从乡间回家，最多也不过是十天八天，那里顾到孙子的功课。
天锡在学校里简直就是花果山的小猴王，爬墙上树，钻洞揭瓦，无所不为，先生也没奈他何。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同学到郊外一座荒废的玄元观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头上戴的冕旒摘下来玩，神像拱着双手捧着玉圭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他们攀到袖子，不提防那两只泥手连袖子塌了下来，好像是神君显灵把他们推到地下的光景。他的脑袋磕在龛栏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学却只擦破了皮，他把书包打开，拿出几张竹纸，忙忙地捂在天锡头上，不到一分钟，满都红了，于是又加上几张，脱下汗衫加裹得紧紧地，才稍微好一点。他们且不回家，还在庙里穿来穿去，那玄元观在几十年前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庙宇，后来因为各乡连年闹兵，外处侨居在城里的，人死了不能就葬，都把灵柩停厝在那里，传说那里的幽鬼很猛烈，所以连乞丐都不敢在里头歇宿。各间屋子除掉满布木板长箱以外，一个人都没有，门窗早教人拉去做火烧了。
小同学自己到后院去，试要找出什么好玩的东西。天锡却因头痛，抱着脑袋坐在大门的槛上等他。等了一回，忽然听见一声巨响从后院发出来。他赶紧进去，看见小同学躺在血泊当中，眼瞪瞪，说不出话来。他也莫名其妙，直去扶那孩子。孩子已经断了气，走不动，反染得他一身都是血。无可奈何，天锡只得把尸首撂在地下，脸青青地溜出庙门。
天锡不敢迳自回家，只在树林里坐着，直等到斜阳没后，家家灯火闪烁到他眼前，才颓唐地踱进城去。一进家门，杏官看见他一身血渍，当然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天锡不敢说别的，只说在外头摔了一交，把头摔破了。杏官少不了一面骂，一面忙去舀水替他洗头面手脚，换上衣服，端上吃的。在放学后，天锡每得在外头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常是吃完就睡。
过了两天，城里哄传玄元观里出了命案，引得一般不投稿的新闻访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赶出城去看热闹，不到半天工夫，玄元观直像开了庙会，早有十几担卖花生汤、油炸脍、芝麻糖的排在那里。庙门口已有几个兵士把守住，不许闲人进去。人们把那几个兵士团团围住，好像来到只为看看他们似地。不一会，人们在喝让道的声中分出一条小道，县长持着手杖和他的公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庙门口。兵士举枪立正，行礼，煞是威风，在场有些老百姓看见这种神气，恐怕要想自己将来死的时候也得请一位官员来验尸，才可以引得许多人来增光闾里。县长进到后院，用香帕掩着鼻子，略为问了几句，仵作照例也报告些死者的状态。几个公人东张西望，其中一个看见离尸首下远的一个灵柩底盖板是斜放着，没有盖严，便上前去检验。也一掀开棺盖，便看见里头全是军人，还有许多炸弹，不由嚷了一声“炸弹呀！”那县长是最怕这样东西的，一听见他嚷，吓得扔了手杖，撒开腿望庙门外直奔，一般民众见县长直在人丛中乱窜，也各自分头狂奔。有些以为是白日闹鬼，有些以为是县长着魔，有些是莫名其妙，看见人家乱跑，也跟着乱跑一阵。
县长走了很远，才教几个公人把他扶住，请他先回衙门去，再请司令部派军队去搜查。原来近几个月间，县里常发见私藏军火的地方，闾中也找出画上镰刀、铁锤的红旗。军政人员也不知道那是代表什么，见了军火，只乐得没收，其余的都不去理会它们。庙外还是围满了群众，个个都昂着头，望这里，望那里，好像等待什么奇迹的出现一般。忽听见远地嚷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带着整齐的脚音，越来越近。大家知道是兵队来了，急忙让道，兵士们进到庙里，把发现的枪支炸弹等物分帮运进城里。
仵作把尸验完，出到庙门口，围着他的群众，忙问死的是什么人。他把死者模样、服饰，略略说出，不到片刻工夫都传开了。当时有一个妇人大啼大哭，闯进庙里，口里不住地叫“儿，心肝，肉”她断定是贼人把她儿子害死，非要把凶手找出来不可。那时兵士们已经回去了，随着进去看热闹的人们中间，有劝她快到县衙去报案的，有劝她出花红缉凶的。她哭得死去活来，直说要到小学校去质问校长。公人把她带到衙门里，替她写状，县长稍为问了几句话，便命人送她回家。
好几天的调查，搔动了全城的人。杏官被校长召去问话，才知道玄元观的命案与天锡有关，回来细细地问孙子，果然。她立刻带着天锡去找洋牧师，说明原委。洋牧师劝他自首去，说这事于他一点过失也没有。杏官想想也是道理，于是忙带着孙子去找校长，求他做过保证。校长却劝她不要去惹官厅，一进衙门，是非是闹不清的，说不定要用三千两千才能洗刷干净，不如先请牧师到衙门去疏通一下，再定办法，杏官无奈，又去找洋牧师。到了县衙门，县长忙把他请到客厅去，一见天锡年纪并不大，不像个凶首，心里已想不追究，加上天锡自己说明那天的光景，命案一部分的情由就明白了。县长说他还得细细调查那些军火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与天锡和他的同学有关。洋牧师当然极力辩论天锡是个好孩子，请县长由他担保，随传随到，县长也就答应了。临出门时，听见衙门里的人说，月来四处的风声很紧，反对现政府的叛徒到处埋伏，那些军火当然是他们秘密存贮在那庙里的。他带天锡回到杏官家里，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诉了她。杏官听说大乱将到，心里更加不安，等牧师去后，急急写了一封信给玉官，问她怎样打算。
玄元观发现军火的事，县里虽没查出什么头绪，但杏官听见街上有人说李建德曾做革命党，这事又与他女婿有关，莫非就是他运的。事情又凑巧得很，在兵士运回去的军火当中，发现了有些贴上李字第几号的字条。他们正在研究这“李”字是什么意思。天锡被传到营里问了好些次，终不能证明他知道其中的底细。谁也不知道那些假棺木是从那里、在什么时候停在庙里，天锡也是偶然和同学到那里玩，他家里和常到的地方也没一点与军火相关的痕迹。为避祸起见，杏官在神不知鬼不的觉一个早晨，带着天锡悄悄地离开县城，到口岸去了。
第07节
第七节
玉官传教的区域已不像往年那么平静，早晚牛羊牟牟于于声音常从参着军号战鼓的杂响。什么警备令和戒严令，一两个月中总会来几次。陈总司令退出福建以后，兵队随地扎营是好几年来常见的事，玉官和其他民众一样，不加注意。
自从接到杏官报告天锡的事以后，她一心想回城里去看看，那几天是她在乡间布道的期间，好容易把礼拜天忙过了，想在星期以前赶到锦鲤过夜，第二天一早赶程回家，不料还没看见大王庙，前路已有几个行人回头走。他们说大路上有许多臂缠红布的兵士把住，无论是谁都不许通行。玉官不得已，只得折回，到一个小村里。那里有一家信教的农夫，因为地方不多，他把玉官安置在稻草房里。她闻着稻草房附近的粪堆和茅厕的气味已经不大受得住，又加上大大小小的老鼠，穿出窜进像没理会她也在里头似地。她心里断定，凡老鼠自由来往的屋里必定是有鬼的。不过她已得到陈廉防鬼的补术，把《圣经》和《易经》放在身边，放心躺在稻草上。治鬼虽有妙术，避臭却无奇方，玉官好容易到夜深了才合得眼睛睡着了。
她在梦中觉得有枪声和许多人的脚步声、吵嚷声，睁开眼已看见离她不远的稻草已经着了火，她无暇思索那是子弹引的火还是人放的火，扯起衣裙，望外便跑，那时已过夜半，全村都在火光里照着。她想事情是凶多吉少，不如逃到瓜田边那座看守棚去躲避一下。棚里的人已不在，她钻进去蹲着，心里非常害怕，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求祖宗。村里的人声夹着火焰四处发射，原来一队臂缠红布的兵到村里掳人。村里的人早就听闻数年来中国各地“闹兵”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有一种军队叫做“土共”，其他还有“红军”，“苏维埃军”等名目。但土与非土到底有什么分别，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只从行为来判断，凡是焚掠村庄，掳人勒索，不顾群众的安全与利益行为和强盗一般的，他们便叫那些人做土共。这次来的大概也是土共，因为他们在村里足足掳掠了一夜。玉官在棚里没敢闭眼睛，直等到天亮。看守棚只是一片竹篷罩成的一个圆穹，两头没什么遮拦，她若不出来，往来的人必要看见她。她想，还是赶回锦鲤去再作计较，可是走不多远，就被几个开路先锋断道无帅拦住。
她成了那队戴黑帽缠红布的军队的俘虏，被送到另一个村里。被掳来的妇女都聚在一处，有许多是玉官认识的。纷乱了几天，各人都派上一种工作。所谓工作是浣洗，缝补，炊煮等等，玉官是专管缝补的，那队人马的破衣烂帽特别多，把她两只手忙得发颤，到连针也拿得像铜柱一样重才勉强歇，这样的生活于她算是破天荒第一遭。自从当了传教士以后，她的生活的单调，天天循规蹈矩地生活着，没人催促她，也没人监视她。如今却是相反，生活直如囚徒一般，她怀念着在外国的儿子和城里的小孙，又想到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场大难。她没有别的方法，流出几行泪就当安慰了自己。
有十几天的工夫在村外开了仗，缠红布的人们被打死了不少。他们退到村里，把轻重及其它一切货宝匆忙地收拾起来，齐向村后二十多里的密林退却。村中的男女丁口，马牛羊鸡犬豖，能带的也都得跟着他们走，一时人畜的号叫声响入云际，因为谁也不愿意跟他们做这样危险的旅行，可也没法摆脱。全村顿然显得像死寂的废墟，所剩的只有十几个老公公老婆婆，婴孩能走路也得随着走，在怀抱的就由各人母亲决断，不能带或不愿带的可以扔在路边，或留在村里。受伤的战士走不动的也被打死，因为怕被敌方掳去受刑逼供。
走了七八里路，队长忽然发现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和一本编号名册留在村里被打死的一个领队的身上。那是最重要的文件，绝对不能遗失，更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队长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扮成夫妇回去搜寻。玉官早想找机会逃脱，便即自告奋勇。她说，她认识几条小捷径，可以很迅速回来。同行的男子是“老同志”，一路监视着玉官，半步也不肯放松，从小道走果然很快就到了村外。那时官兵还没来到，但隔着篱笆，那人已听见村里那几个剩下的老人在骂他们是土匪，官兵一来要怎样做他们的引导。玉官于是教那人就在竹阴底下等着，怕他进去不方便。那人把死者记在臂上的号数告诉她，由她自己进去。玉官本来是想一进村里便躲起来的，继而想到那人身边有枪，若等急了，必会自己进来，岂不又是血斗？她于是按着号数找寻，果然在路边一具尸首的衣袋里找出他们所要的文件。那时全村只是卧着凌乱的尸体和破碎的军需品，各家的门户都关得严严地。玉官在道上来回走了些时候，也没见人。她带着文件到林底下，交给那人，教他飞步向前走，说她走不动，随后跟着来。那人得着地图名册也自很满足，不顾一切地撒开腿便跑。玉官见那人走远了，且自回到村里。她想，那里不能久停，于是沿着田边的小径，向着锦鲤社投奔。
她那一双改组派的尖长脚，要手里的洋伞来扶持才能放步的，如今还得在小径上跋涉，所以更显得蹒跚可怜。好容易走到社口，又被两个灰衣军士拦住。他们不由分说，把她带到营长帐前。营长便命把她发落，颜色好像大失所望。他们都是外省人，说的话，玉官一句也不懂。两个兵士把她领到一间大屋子里，她认得是社里祠堂后院的厢房，那前院还有兵一小队驻扎着，她对二人说，是住在巷尾那间福音堂里，但说来说去，都说不清。他们也不懂得她的话，在屋里已有八九个女人，有在一边啼哭的，有坐着发愣的，也有些像不很关心的。玉官想着，这大概也是拉来替兵士们缝补衣服的罢。
原来在用武之地，军队的纪律若是差一点，必有两件事情是他们尽先要办的：第一件是点点当地有多少粮食，第二是数数有多少妇女。没有粮食和妇女，仗是不能打的，几个妇女一见玉官进来都围着她哭，要她搭救。玉官在那里工作那么些年，自然个个认得，但她也是女子，自己也没把握。前些日子在那一村被逮的时候，她也承认过自己是教徒，结果是被打了几个耳光，被骂了几句“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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