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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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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

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

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

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

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

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

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

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

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

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

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

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

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

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

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

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

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

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

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

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

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

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

“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

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

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

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

来——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

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不留心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

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

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

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

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

理解。

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

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

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

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

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的杂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怀监狱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

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

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

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

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

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

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书

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

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

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

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

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

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

西第三监狱,不过中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

“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

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

(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

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

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

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

“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

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

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

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

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

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

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

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

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

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

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

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

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

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爽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

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

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

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

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

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

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

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

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

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

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

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

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

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

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

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

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

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

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

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

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

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

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

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

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

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

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我在监狱作旧诗,

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

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

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

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

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

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

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

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

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

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

舌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

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

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

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

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

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

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

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

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

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

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

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

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

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

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

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事,在里面还

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

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

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

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处,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

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

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

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

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

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怠盾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

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

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

皮有半寸后,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

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

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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