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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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克纳的第三部小说，不论后未作为《萨托里斯》还是作为《坟墓里的旗帜》出版，都不无瑕疵；但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两大原因：第一，它标志着福克纳已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具有无比独创性的作家，这是以前任何一部作品所未见；第二，这里已露他所说的“伪”的端倪，书中所蕴含的苗子和所声明的伟大，将是他今后的方向。此外，颠沛的出书过程改变了作家的一生。《坟墓里的旗帜》如果一帆风顺地出版，福克纳可能回头续写《亚伯拉罕神父》，也可能就此不会有《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明确地证实了《坟墓里的旗帜》含蓄地提示的东西：那就是，困扰福克纳的力量不仅有外界的、社会的，还有内心的、心理的。《亚伯拉罕神父》以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错位，也出现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主要在几个斯诺普斯家的人身上。不过，《旗帜》主要写禁止的欲望和行为、男人排挤男人、占有不准染指的女人等问题。《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懦弱无能的父亲和自强不息的子孙。尽管书名不同，斯诺普斯家族的故事都是从子孙写起，特别是长子弗莱姆。《旗帜》以曾祖父、曾姑婆、祖父和儿子为主，父母一代几乎不提。另一条线讲霍拉斯·本博对妹妹娜西莎的暗恋。
　　　　《坟墓里的旗帜》取材于本家族本地区。福克纳回忆老上校的强暴和光辉，创造了命运不济的萨托里斯世家。约翰·萨托里斯上校的生与死中有几个重要插曲—
　　　　—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修造铁路、死的方式以及墓头高耸的纪念碑——影射老上校的生与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老巴亚尔，一个火气不小、威风凛凛的人物，终日沉缅于其父的遗物中；颇像福克纳的祖父在“大宅”中给他看祖宗的遗物。
　　　　老巴亚尔颇像小上校，常同姑妈和友人、仆人讲老上校的故事。福克纳家族爱讲老上校的惊险生平，这一传统被直接用进小说，提供了许多穿插性素材。福克纳既依赖家人融回忆和发挥于一炉的习惯做法，又对它将信将疑，这一点也直接写进小说，特别是借珍妮·萨托里斯·杜普雷姑姑之口，叙述老上校的兄弟（第一个巴亚尔）
　　　　之死：“这个故事她讲过许多遍……内容随着她的年纪一起增长……最后把两个莽撞而放荡的少年的愚蠢玩笑发展成一场侠义的悲剧”。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福克纳在创作源泉的涌流中找到自由。他以前读的诗歌都是书面的，因而固定不变。他以前听的故事都是口头传说的，而且不止一种说法，因此允许而且欢迎发挥。
　　　　《坟墓里的旗帜》除了萨托里斯一家外，还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其他社会因素，只缺印第安人。萨托里斯家的黑人奴仆中有可笑的、有倔强的、有精明能干的、有笃信宗教的。巴亚尔在圣诞节去探访的那家黑人，依靠坚毅的意志和虔诚的信仰度过巨大不幸。另一家麦卡伦则是福克纳深深赞赏的勤恳、独立而谦卑的自耕农。《亚伯拉罕神父》中有几个人物，包括斯诺普斯家的成员和V。K。苏拉特，出现在《坟墓里的旗帜》中。自耕农出身的苏拉特虽不再依靠土地为生，仍保持稳重的品质。懒散佃农出身的斯诺普斯家代表没有道德、不分是非的野心。
　　　　《坟墓里的旗帜》和《亚伯拉罕神父》一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心城镇杰弗逊、附近的村庄河流、一条铁路，总之，约克那帕塔法的特征一应俱全。福克纳描述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传统社会，是有事大家知道、出事大家承担的村落社会，是叙事式社会。通篇贯串了福克纳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的沉思的爱”、“他喜欢那里的气候”。小说取四季的推移为时间框架，故事始于1919　　年春，终于1920
　　　　年春末夏初。浓郁的大自然气息给人的感觉，比社会或文明更加古老；它有福克纳特别赞赏的几种美德：独立、坚毅、勇气和纪律。由于他刻画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四季嬗变的节奏和人的活动互为因果，因而小说的结构毫无突兀之处。
　　　　《坟墓里的旗帜》虽然与《亚伯拉罕神父》有共同的人物、场景和手法，但仍有若干不同，特别重要的是：《旗帜》不仅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有强烈的时代感。
　　　　开卷即见老巴亚尔和一个朋友坐在萨托里斯银行里，谈论老巴亚尔的父亲、那位上校。由于松掉时间的束缚，上校在房间里的存在比两个活人更觉实在。这两个活人因充耳塞听而被固定在一个逝去的时间上，岁月的推移把他们拉得异常单薄。在《亚伯拉罕神父》中，过去的踪迹表现在瓦砾废墟和当地的谜语传说中，并不沉重地压在活人心头。斯诺普斯一家没有可回忆的往事，没有家族的历史感，干劲十足地扩张势力范围。萨托里斯一家则相反，背着沉重的回忆，人数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故事跨越四代人的时间，开始时还有三代的代表人物健在：老上校的妹妹维吉尼亚·萨托里斯·杜普雷属于第一代；老上校的儿子老巴亚尔属于第二代；曾孙巴亚尔属于第四代，唯独没有第三代、没有父母这一代。巴亚尔生于1893　　年，1901
　　　　年失怙。唯一的同胞手足孪生兄弟约翰死于第一次大战期间。他陷入了宿命论和愧疚感，不甘心却又摆脱不了，只好在小说的睡意朦胧的气氛中撞来撞去，念念不忘孪生兄弟的戏剧性死亡，影射并实质上重复老上校的弟弟、即第一个巴亚尔在南北战争中的死亡。失去双亲的巴亚尔感到被人遗弃，困于回忆而不能自拔，生活在一个太空虚太封闭的世界中，觉得自己必将重蹈兄弟的覆辙。结果果然如此。从而体现出自绝于今天、死抱住过去的危险。
　　　　和《军饷》一样，《坟墓里的旗帜》写一个战后生还的年轻人无法适应生活；但又不一样，突出福克纳早就感到的第一次大战和南北战争的相似。
　　　　在南北战争中，一个叫约翰的兄弟活了下来，巴亚尔死去；两人的姐妹维吉尼亚活了下未，她的丈夫去世。约翰和维吉尼亚敬重甚至赞美死去的亲人勇敢无畏。
　　　　战争结束后，维吉尼亚徒步穿过南方去营建新的生活，约翰则回家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修造铁路。在他们讲的故事中，听得出他们向往光荣地死去，但在他们的行动中，只看到他们对生的执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巴亚尔的活了下来，另一个叫约翰的死去。生者父母双亡，感到怅惘和烦躁。不论玩马、玩汽车或者飞机，速度是他的镇痛剂，危险是他的爱好。
　　　　他企图制服烈马时摔伤，开汽车时造成祖父的死亡，开一架明知其不安全的飞机时，自己坠死。
　　　　萨托里斯一家的故事，特别是巴亚尔的生与死的高潮，占《坟墓里的旗帜》的篇幅最大。另外有一根主线——两个孤儿霍拉斯和娜西莎·本博。福克纳一方面把娜西莎和珍妮姑姑对照，一方面把霍拉斯和巴亚尔对照，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小说。
　　　　珍妮姑姑既讨厌又喜欢萨托里斯家男人的粗野愚蠢，娜西莎则鄙视和害怕；她想过：“除非世上没有男人，否则她永远不得太平。”然而，他的一生围绕那些叫她受不了的生物而转。她同兄弟、一个毫无男子气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接受拜伦·斯诺普斯的匿名情书，藏起来读了又读，后来嫁给巴亚尔，一个她既厌恶又迷恋的男人。小说结束时，她以全部精力挽救儿子，以免干出男人常犯的荒唐事来。
　　　　娜西莎对巴亚尔是个有保留的妻子，对兄弟霍拉斯却是全心全意的姐妹，对儿子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在巴亚尔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至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是阿诺德（2）　笔下飘游的“疯子”的20　　世纪后裔。归家的退伍军人霍拉斯·本博则是又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采用先前几个人物，包括埃尔默·霍奇的素材，把霍拉斯写成既是骑士、情人，又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义者。霍拉斯彼称为“诗人”，从事的艺术全部是替代和净化。巴亚尔在战争中驾驶战斗机，回家时带着对亡弟的怀念；霍拉斯在青年会管食堂，回家时带了一套吹玻璃工具，独力制造了一只“几乎尽善尽美的晶莹的琥珀花瓶”，“一直放在床头柜上”，用姐妹的名字呼唤它，称它为“你这个未受糟蹋的静的新娘”。
　　　　如果说在道生·费尔柴尔德说的“每晚抱着《十日谈》上床的阳萎不举的男人”
　　　　身上看到替代，在霍拉斯的创作中看到净化，那么霍拉斯的那句话让我们窥见福克纳在替代和净化二者之间体会到的联系。福克纳写完《坟墓里的旗帜》后不久，便开始另一部小说。后来介绍这部小说和他的生活的关系时用的词，同霍拉斯的花瓶与静为新娘相呼应。不过，写《旗帜》时，作者同巴亚尔和霍拉斯保持一定距离尚不称难，难在把两人的故事串连得令人满意。有时，同一个道理重复了又重复；有时则似乎在同一瞬间向四面八方岔开去。尽管有缺点，它还是不应受到当时的那种冷遇。它到底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比大多数评论家所形容的要精彩百倍。对这部小说最早的攻击出自霍拉斯·利弗赖特，不幸也成为日后的谶语。福克纳继续写小说，把这一体裁越撑越大，把不同叙述线条并到一起，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局部。
　　　　《旗帜》中的人物以后还出现在福克纳笔下最刻薄的《圣殿》和最浪漫的《未被征服者》如此大相径庭的小说中。
　　　　具有咄咄逼人的巨大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强烈的互补作用。但是在约克那帕塔法世系中看到的，显然是他的想象力的最高造诣，具明显的互补作用，从而产生一个蕴蓄的结构。三件相互有关的事——福克纳对马尔科姆·考利编辑《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的创议表示热心；福克纳立即把《袖珍本》看作“我这一伪造州郡的金书”；以及这个设想对彰显福克纳的伟大所起的特殊作用——说明，自《坟墓里的旗帜》开始的各种长短篇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兼有整体的和局部的逻辑，整体逻辑和其中包含的相互作用，既复杂又丰富。福克纳的小说同任何有关南方历史或南方社会的思想或理论不相干，他的写作方法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社会学的。因此，把约克那帕塔法世系视为历史或社会学作品，显然是大错特错。在内涵上，它“不止”是南方历史或社会的缩影；在直接应用上，则不足以成为南方历史或社会的缩影。
　　　　这些错觉其实有深远含义，因为由此可见福克纳的创作给人的两种相反的感觉是如何取得平衡的：一方面，它塑造一个想象出未的王国，另一方面，它取材于一个自己从不认同为家乡的世界。甚至在读者、评论家和邻居追究根源，寻找原型、把考证当作生意经之前，作品中已含有他所寻求并保持的那种平衡。回忆老上校的情节时，他采用蒂帕郡里普利镇的风景、历史和人口统计。回忆小上校的情景时，他采用拉斐特郡牛津镇的。这一切用来十分自由，因为归根结蒂，他恪守的不是事实，而是安德森称之为“经想象把玩的生活事实”。他把它们揉合，增删、修改、赋以新貌，从页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面貌和历史过程的世界。
　　　　在《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成了本家族和本地区的传说和神话的歌手，这些传说和神话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因此根本不意识到自己在借用。当周围的人不批准他歌唱、拒绝听他歌唱时，同家乡原先已够紧张的关系益发紧张了。虽未能吸引听众，思想上的回归密西西比州之旅把他带回到几个丰富的传统。V。K。苏拉特和V。K。拉克利夫两个人物成为其中两大传统的好手：都有吹牛皮所必需的不着边际地夸张的爱好，都有轻描淡写、自我挖苦、冷面滑稽的天赋。萨托里斯以后的人物，都有福克纳影射本家时的那种傣油加酱、歌功颂德的风格。福克纳幼年去过教堂，在政治讲坛前站过，看过当年的演出，听过“密执安大学雄辩学教授托玛斯·屈鲁布勒”朗诵莎士比亚名作中的独白和当地专家亨利·沃特森朗诵弗雷德·爱默生·布鲁克斯的《皮格特的进攻》。（3）　这些传统和浪漫派诗歌中的一些韵律，在《坟墓里的旗帜》中融为一体，教会福克纳把自己看作一名失败的诗人在与内容充实的有韵散文。
　　　　他借小说这一体裁来讽喻的现实世界有社会现实，也有自然现象。他接受自然和社会第一性说，认为用语言文字做成的东西必然是相对地虚幻。他也有许多世纪之交的作家所共有的信念：第一性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不稳定的。但他并不为之叹惜，反而从中得到安慰。行动，行为世界变迁无常，固然造成失落，但也带来机会。几年后描写曾祖父时他说，曾祖父体现了一切真正的英雄好汉的机会，然后指出，老上校的丰功伟绩都已烟消云散：“旧居一无所剩，房屋不见了，种植园的界石不见了，除了一座雕像以外，他的事业全都不见了。”仿佛经过再思后又补充说：“那样更好”；言下之意，吸引他的正是这股既生又死的力量。这种矛盾的反应在《坟墓里的旗帜》中已有流露：虽然为伟大祖先的功勋而骄傲，但也喜欢有发挥修改种种关系的自由。这种双重性让人看到，初写约克那帕塔法世系便直接借用老祖宗的生平和时代，绝非偶然。
　　　　尼采说，最强大的部落的最强大的祖先，必然被当作神祇祭祀。福克纳把老上校神化为约翰·萨托里斯上校及其兄弟巴亚尔，兼备尼采所说的联想和发挥的冲动。
　　　　萨托里斯家族追述了福克纳对本家历史的最深刻体会。《坟墓里的旗帜》是叙述荣衰两极的故事：第一代英勇创业；第二代便洁力不如第一代，矛盾叠起，但仍热爱追求生活；第四代则热爱并追求死亡。书中的嬗变模式出人意外，缺少父母这一环。
　　　　多年后有人问起为什么跳掉第三代，福克纳答曰：“孪生子的父母乏善可陈”，活着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弗洛伊德解释自己的心理分析的隐秘意图时说过：“歪曲内容犹如杀人，杀时容易灭迹难。”痕迹对福克纳十分重要，他把书中父亲之死放在1901　　年，比他的本家从里普利迁来牛津早一年。这是福克纳改动本家族历史的最动人的一版，可见他进行发挥加工时也有大刀阔斧的改动。我们不仅看到扭曲象征压制和报复，发挥表示善意改进、赋予意义，而且看到二者紧密交织，到了几乎不可分辨的地步。作家用心良苦、计谋复杂，有些读者只看他忠于事实和细节的一面，有些读者只看经他扭曲的形象。但是在他现已具备条件创作的一部部伟大小说中，忠实和扭曲都很重要。他已能生动地描述一些专事拆和建、破和立的人的心思。
　　　　这些人沉思生活，丢掉又拾起，推倒又重来，到处留下印迹。即使在赋予生命，使已死的人虎虎有生气之际，他们还是在审判、表示自己是主宰。他们分享作者的修词和想象的巨大天赋，参与作者的繁多动机和复杂机谋。福克纳在等待利弗赖特对《坟墓里的旗帜》的回音时，既有信心又不耐烦。起初还油漆招牌，挣钱同一个女朋友出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