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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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今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都主张批判这种观念，树立道德新准则。董仲舒这种将利与义截然分开的思路，固然应该唾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计较利钝成败、为了目标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否值得人们崇敬而且仿效呢？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是没有这么一点精神的？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才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经典显得珍贵无比。儒家因董仲舒而后贵，这是不易的历史事实。

但是，董仲舒是否就是儒家的功臣？要作肯定的回答仍然不易。清代才华横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

　无爵丞相公孙弘

西汉到武帝一朝，许多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无爵丞相公孙弘的崛起。

汉初一般任命列侯或其后代为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周亚夫等。到武帝时期，戏剧性的变化终于发生，公孙弘的发迹真可说是异数。他出身贫苦家庭，青年时做过狱吏，获罪免职，只能靠放猪为生，40多岁才开始学《春秋》经，60岁被征为博士。谁知他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又被免职。到70岁，才吉星高照，因对策第一，“容貌甚丽”，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也就是可以随时咨询的意思。4年后，迁御史大夫；75岁拜相。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公孙弘寸功未建，白身入相，汉武帝并且下诏封他为平津侯，创了后来丞相封侯的先例。其中含意，韵味深长。

钱穆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毫无疑问。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解释说，公孙弘的入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取消了军人在政治上的特权，是世界性的创新。钱穆先生的学识修养，我们后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对这一段阐释，本人则仍有商榷的念头。

西汉一代政权并非天授，而是从战场上冲杀得来，所以刘邦为帝以后一面在杀功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功臣的功劳。刘邦死后，惠帝、文帝对功臣们更是优容。曹参为相不理政事，惠帝只能将曹参的儿子拉来探问；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案件多少，财政收入多少，陈平坦然说不知，让文帝自己去问各部部长，文帝还得称善。这其间固然有一朝初始力求少事的深意，但帝相间的关系总不如天地那般相去悬殊，有时候他们还能在较平等的态度上讨论问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距建国已经60余年，众多功臣老死殆尽，靡有孑遗。没有军功的群臣已经无从摆老资格固执己见，图谋上进的新人则一切以上面的旨意为指归。他们一方面靠迎合上面精神而升官，另一方面也靠当官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官即使不贪也还有其他的种种好处，公孙弘们于是应运而生。

公孙弘的对策今日看来不过是老套套，他吹大牛说可以一年之内移风易俗，但是在实际的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的才干。他的思路还是局限于较狭隘的儒家一流，不赞成开拓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看法都不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史汉本传中更强调的是公孙弘的态度：每次朝会讨论国家大事，他总摆出几种方案，说明理由，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面折庭争。由于出身，他对实际政务有足够的了解，更为难得的是他读过《春秋》，每一个实际举动他常能冠以堂皇的名目，善于以理论来解释和粉饰现实。武帝正是欣赏他这两点，他才得以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可见天下安定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主上旨意并作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

公孙弘的慎厚不容抹煞。他身为高官，品性却至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和极粗的粟米饭，所有的俸禄收入，他都供给故友宾客，家无所余。他盖宾馆、开家门以延请贤士，共商国事，谦虚厚道，人所共称。到后来继他位置的丞相，本来延请贤士的宾馆已人去楼空，往后更变为马厩车库奴婢居室。但是公孙弘毕竟也是人，他表面厚道，但外宽内忌，对得罪过他的人，表面和善，背地里却落井下石，主父偃被杀，董仲舒降职，都出自他的主意。

公孙弘之所以为公孙弘，决非纯然出于他个人之因。当老功臣死亡殆尽，新的当政者已经无所顾忌，提干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以能贯彻上头旨意为准，君臣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革。这与其说是军人政府变为文官政府，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变为专制政治。而中国绵延2000年之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这位无爵丞相依次展开。

　骄横无忌主父偃

主父偃的骄横无忌大大有名。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五鼎在古代礼仪中是卿大夫们的用具，他们在祭祀时以五鼎盛五种鱼肉食。主父偃说大丈夫活着不做大官，死也要死在大官的份上。欲为人上人的姿态如此袒露无遗，也算是一个直言无隐的人物。

考虑到主父偃的青年经历，他要求当官的心思如此迫切也容易理解。主父偃年轻时就学战国纵横家术，又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此人天分甚高，满腹经纶，一肚才华，而到处游学，竟然无所遇合。同行的儒生因为他有才华而对他妒忌排挤，他投靠多人也从未引起重视，诸侯宾客也都讨厌他。最后，他上书皇帝言事，朝奏而暮召入见。武帝大叫相见恨晚，拜主父偃为郎中。这封上书共分9条，8条有关律令，第9条谏伐匈奴，存于《汉书》本传中。它表达的是一般儒家对于开边战争的反对，当时不少人看法相同，所以并无多少新意。更有趣的是他为官后主张置朔方郡（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为灭胡之本，根本就把自己的上书置之脑后。公孙弘反对，主父偃与其辩论，言好处10条，公孙弘并无一条，只得语屈而服。

主父偃这般聪明但又备受压抑，一旦发迹后的报复心理可以想见。他的笔似枪，舌如刀，做事说话不留情面，凡是有碍于他的，无论贵戚高官、亲戚故友，他都不卖面子，肆意对待。比如他回老家任职，遍召兄弟宾客，散金分赠，数落说：“当年我贫困时，兄弟不供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现在我为齐相，有人竟到千里之外接我。我最看不起你们这帮人，现在跟你们绝交，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上门。”他本为齐人，就想把女儿嫁给齐王刘次昌。王太后不肯，他就记仇。后为齐相时，以齐王与胞姐通奸事威胁齐王，使齐王恐惧自杀。齐王自杀后，公孙弘告了一状，主父偃全家被杀。他贵时宾客以千数，死后无一人来凭吊，只有孔车前来收葬。这些宾客与主父偃也确是同类相聚。

前人早已注意到主父偃为人骄横无忌、爱好报复的性格弱点，所以史家为之立传以警醒世人。但是实际上，主父偃对历史的影响要远远超出他的性格范围。

原来，西汉初建时曾分封多名诸侯王。其中的异姓诸侯王被刘邦清理殆尽，但是同姓诸侯王各有疆域，各王国各有地方经济特色，也各有治理之道。从大一统的眼光来看，姑且不论这些诸侯王是否老实，诸侯王国的存在本身便是天下一统的障碍，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是一例。主父偃此时向武帝上书说，今日妄加割削，也会引起灾涡。不若行一釜底抽薪之计：本来诸侯王死后，王国只传一人，而诸侯王常有十多个儿子，可下令：让诸侯王死后，将王国分给多个儿子，让他们都当侯。这样，人人开心，皇帝又得好名，实际上削弱了各王国，天下不足虑矣。武帝觉得此计大妙，依法施行。“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对统一的大帝国来说，主父偃之举真可谓绝妙的发明。多种地方势力在仁孝的旗帜下迅速削弱，大帝国的基础日益稳固。至于此举利弊孰多，这里不想理论。本人此刻联想到的是，为什么我国绵延的历史之中，众多的大家族都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撇开其他种种缘由，眼见的一条便是：当家长把积蓄多年的家产平分给儿子，本来可用来进一步发展的资本马上转化为消费资料，养家糊口的需要进而压倒了资本发展的冲动，经济进一步跃迁的可能便无形地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欧洲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无促进作用，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言。但是，资本集中的正常流向不能一概用均贫富的口号否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危险的官位

汉武帝爱才如命，求贤如弗及，看人也没什么世俗和阶级偏见，如他提拔的人之中，御史大夫卜式是放羊出身，桑弘羊是商人出身，大将军卫青出身于奴仆，车骑将军金日磾是匈奴的俘虏。他还下过征求人才的诏书，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些会踢人的马，倒能奔走千里，有些士人被世俗讥谈，却能立下不世之功。”后世多称颂曹操的几篇求贤诏，实际上汉武帝的诏书早已越出狭隘的道德规范，已经具有了开阔的眼光。

但是汉武帝对群臣毫无宽假，即使是他一直宠爱的臣子，如有小错，比如稍稍触犯法律，或者说点假话欺君罔上，统统按照律条诛杀，从来没有不下狠心的。如义纵本为强盗，因其姐能医而得宠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求得一个人情脱盗为官。他为长安令时，依法行事，不避贵戚，王太后外孙之子犯法，他照样捕之，武帝深以为能，不断升他的官职。但武帝后来病中经过义纵所治地界，见道路多有毁圮不治，大怒：“义纵难道认为我不能再走此道了吗？”衔恨，找了个岔子将义纵砍头。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巡视郡国，河东（今山西夏县一带）太守料不到皇帝会来，车马粮食供应不能如意，畏罪自杀。次年，武帝西登崆峒，陇西（今甘肃临洮）太守因为来不及置办随从百官的饭菜，惶恐自杀。武帝随后北出萧关，带数万骑兵到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打猎，发现千里之遥没有设立亭障碉堡，便诛杀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太守及以下有关官员。即使是位列三公的丞相，办事不力，不合上意，也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如李广的堂弟李蔡，以击匈奴之军功发达，继公孙弘之后为丞相，因被控侵侵占景帝坟墓外间空地，畏罪自杀。继位之庄青翟，只做了3年，又因朝内政治斗争获罪自杀。赵周继位，也只做了3年。那时武帝为削弱地方势力借酎金律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赵周因知情不报，下狱死。几年后，武帝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俯拜，不接印绶，泣说：“我本以骑射为官，实在不能胜任此重位。”武帝见此，不禁泪下，让左右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武帝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接受此职，长叹曰：“我从此危矣。”

中国人一直以来大多梦想当官。但是在某时某地，某些官位确实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一坐上去就要遭殃。尤其是当这个官职后面潜伏着更大的人物时，事情搞得好没你什么事，搞得不好你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我们看西汉史，一方面称颂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什么样的人都敢提拔，而不用那些老臣后嗣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武帝一朝组织路线的彻底改变，一大批无任何资本可居的新人走上官位，正好由得武帝肆意妄为，生杀予夺悉操一心。因为老臣毕竟有老臣的资本，他们从战场中冲杀出来，那时人的水平在与敌人的对峙中可以充分体现，也不完全由主上评定；而在和平时期，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上面说了算，有没有水平也变得不太清楚起来，大家只有依上头旨意为准。所以汉武帝想要杀谁就是杀谁，任何心头的不称意都可以化为诛杀官吏的具体行动。公孙贺后来也果然因事获罪，死于狱中，应了他自己的预感。只是在古代中国，可以让人发展之路是那么狭窄和无可选择，所以尽管通往官位的小道上有时也密布利刃，仍还有无尽的人流在其上行走蹒跚，时有得色，浑不理会那位环堵蓬蒿的魏武子孙高吟的一曲《好了歌》。

　无理的裁决

假如两个足球教练在激烈争执下场球赛应取何种战术，甲说：“532”，乙说：“433”。不料走过一人，一语打断，说我看还是采取接稳一传、大力扣杀好，而且还一锤定音，众人定会难以想像。但是生活中常常有此类事，你本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争论，却遇到一个来自权威的无理裁决，而且必须执行，这时你会感到委屈万分，或者气得七窍生烟，长叹天下之大竟无一个说理的地方。

汉初齐人辕固，是个正统的儒生，《诗经》四家诗中赫然一家便是辕固所传的齐诗。他寿命极长，而活动时期主要在汉景帝年间。当时黄老之学大行于世，儒家还不像后来一般为人所重，连皇太后都信奉《老子》。一天，皇太后召见辕固，故意问问他怎样看《老子》这本书，辕固抗声答道：“那只是奴隶僮仆的说法罢了。”太后大怒：“你尊崇的那些儒家著述，不是管管罪人的律令么？”骂完尚不解恨，还让辕固到动物饲养圈内与野猪搏斗。景帝不敢拂逆太后之意，但幸亏他还明白，知道辕固无罪，偷偷给了他一把利器。我们猜想辕固还是正宗的儒生，修习过包括射、御在内的“六艺”，会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