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文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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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
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
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
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即被
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致憾，赎罪无
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
话所谓“缠夹二”是也。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缠夹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回首往事

　
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
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47年——从1951年到
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
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
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
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
“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使我实在无法接
受。
凤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周之后永别人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是
我万未料到，亦无从逆料到的。我亦无法设想，在召开追悼会的头几天里，家里接
到各方来的唁电共计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没有一一看完，只有一份迟到的唁电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转来发自江西省李坚女士的电报，由于是最后送到我的手里，
我就看到了，电文说的是：
从文化报获悉评剧大师新凤霞不幸谢世，悲痛万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
的演出，轰动西南。但谢幕时不能站到第一排。当时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亲自上台
把她请到前排合影。后来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并为我们寄来了大作。几
次文代会中我们亲切交谈合影，记忆犹新，怎能如此早地离开大家，太遗憾。她平
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丰碑，盼祖光节哀保重。江西李坚。
近两年来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一过即忘，但是现在还能记得李坚
女士就是当年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的夫人，电文中说的凤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
当时已持续了很久，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剧场曾邀请凤霞的剧
团演出。中国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一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一
个女演员和凤霞共同担任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出。这样的安排立即受到当时上海
市长陈毅将军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着的《刘巧儿》？”剧院
领导无从回答。市长责令将《刘巧儿》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运到上海，因
广大观众都等待看这个戏。评剧院领导只得照办。而《志愿军未婚妻》上演第一场
时即有大量上海观众询问今晚是哪个演员上台？剧场不作回答，观众就不买票，等
到开演前半个小时，少数观众溜人化妆室，看见是凤霞化妆，立即票房爆满。反之
便几乎没有人买票。到了这个地步，另一演员在这种压力之下，进退失据。终于罢
演而回。这种怪事、蠢事，只有那样的“领导”做得出来，这位女演员却是冤枉无
辜讨来一场无趣而已。而凤霞在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以至事后回到家里都以元限
遗憾和同情寄予她的这位同她“争角色”的同行。看来任何人要想担当与新凤霞
“争戏、色角色”的任务都会注定了以一败涂地而告终。然而这应当怪谁呢？
凤霞在那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个灭绝人
性、最残酷、最野蛮、最下流无耻的十年“文革”时代。以她的年龄和绝代风华加
上自幼苦练成材的表演艺术功力，本应是在舞台上最辉煌亮丽璀璨绝伦的时候，但
她却被赶下舞台，成为人人可以任意驱使、叱骂、奴役、欺侮的对象。一次剧院正
在演出，她只不过是担任前后台杂役的任务，由于高血压发作，她难于支持而倚在
墙角稍事休息，评剧院当时的领导、党委书记恰路过，厉声问她：“你不干活，靠
在这儿干什么？”凤霞说：“我头晕。”书记问：“生病了？”凤霞说：“血压高。”
书记又问：“血压高，量过吗？”凤霞说：“今天在院里医务室量过，高压二百，
低压一百。”书记应答如流：“我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二还照常上班呐。”为得
很仁义，说：“记住明天早晨下乡劳动，现在你就回去吧。”
那时我们自己购置的东单北帅府胡同一名马家庙的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
时便被人强占，我家已在和平里楼房住了多年，凤霞回到家里，尽管身体不适，但
在晚饭之后仍然强打精神，缝一条薄棉被，找了一些换洗衣裳，我帮她，找了一个
小铺盖卷和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区农村劳动，不知
何时回来，匆匆抓紧时间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铺盖卷可能是
她背得动的分量，她说感觉头晕不舒服，但时间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
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在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
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
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书记来看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
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
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
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
“半月板”损伤。“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
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
一些著名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得一身伤回家之后，
翌日早晨手拿毛主席“大作”离家出走到什刹海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到“新中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
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最终落得这样下场。
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伟大领袖倡导和实施这场大
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
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
一声“令下”，她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青年演员，
此人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
“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咬脐郎这个主要角色。他见凤霞看了自己，便把她拉出
来毒打，因此左膝盖受了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终身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
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
后，我的祖国前途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
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
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在新中国的首都，我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
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
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
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还是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
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
示我的志愿还是做我原来的编剧，我虽然在香港做了两年导演，并拍了四部影片，
但电影导演的任务太过烦琐，早已使我厌倦，不愿再做了。和我谈话的电影局主管
人断然说：“新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一项光荣庄严的任务，参加新中国工作的人都应
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看来是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的。我这才开了窍，知道“服从
组织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当时由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
崇敬，我也就老实听话，一切服从了。
到了电影局，头一个接受的任务是描写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的故事片《红旗
歌》，由于我没有一点纺织厂的生活基础，几乎拍了近一年，结果当然极不理想，
是一个十足的失败作品；当时既无拍摄的价值，拍后亦无保留的价值。往事不堪回
首，不说它了。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同事之间，工作也都比
较清闲。当时北京轰传出了一位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以新编的《刘巧儿》一剧
轰动京华，剧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北京大街上商店里每天都在播放这
个唱段，过路人、拉洋车的几乎没人不唱。我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的宿舍里，一
些天天见面的同事由于知道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带着
他们逛逛老北京的热闹地方，在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过久负盛名的天桥，看到
过杂技演员“飞飞飞”，说相声的赵蔼如。这时有人提出了，来自天桥的评剧演员
新凤霞，那时她已从天桥进人南城的中和戏院，上演剧目是《小女婿》。有人替我
了解了一下，她的戏票很难买到，我便打电话找到一个我当年的中学同学盛强，他
正在大众戏院当经理，就托他为我买了中和戏院当中一排座位，共十几张票，我请
了电影局的全部编导同志，包括上海来到北京开会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戏大家
同声说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单舍饭寺电影局了，很久以后凤霞还记得，说等我
到后台去看她，但我却怕打搅她休息而没有去。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
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
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着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
对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至今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
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说话，说
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
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
风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民夫
妇，另一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
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办事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
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阻如盖，所以不
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
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云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
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
那时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位青年演员倾倒，亦可能是她们听说
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稿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
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
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
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
上的单房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
夫老伺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
接受采访，回答了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
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那篇小文的日期是
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吸引人注目的青年
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
想的一对，但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老舍教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
我到后台去看她，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
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
上，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
＼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
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
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唯一的一辆，
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
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你这车是在哪儿买的？”当我回答：
“在香港买的。”便不作声了。有的则说了一句：“咱们北京没有。”只是在三年
以前我感觉体力渐弱，凤霞加严管我，上街必须叫一位小姑娘跟着我，我也不敢再
骑车时，才把这辆被多年为我修车的东大桥有名的王师傅屡次夸奖是至今北京唯一
的一辆英国小跑车，像过去说的“宝剑送烈士，红粉造佳人”那样地送给王师傅了。
王师傅告诉我，我曾告诉他，当年我告别香港买这辆车时，这辆漂亮的小跑车是挂
在车铺的墙上取下来的，如今它还是挂到墙上了。当然它比起当年，和人一样，亦
是老了、旧了、失去昔日光彩了。
凤霞让我坐下，二姨倒茶给我喝，就出去了。凤霞对我说，是因为过两天全国
青联开会，她在大会上被指定发言，但实在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知从那里说起，
也不知该说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找您帮忙。我坐下来，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对
她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这时我发现她不断地往手上、脸上搔痒，问她怎么了？她
说因为院子里花多，芍药开了，招来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后来点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里间屋的床位，便告辞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门，二姨也一同送我。
回到栖凤楼，同院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赶来向我了解情况。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
并且知道是老舍的热心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