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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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76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八章　总结

本书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说，14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大变动多数与资本主义有关。虽说资本主义不是引起战争、造成新旧国家分离并合的总原因，但是它牵涉广泛，在各种大规模事件中总有直接与间接的介入。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可划分。因为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即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固然这些条件全待客观环境而展开，同时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从简单的定义到复杂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资本主义这个名目，在不同作家笔下会有不同解释。一个历史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可能与一个经济学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观感比较，一定也有很大区别。本书为历史著作，也从资本主义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张赋予这个名词一个有限的定义，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个别的研究，去扩充这名词的内涵（connota－tions）。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这三个条件说来简单，可是一个国家要让其充分发挥，势必将社会低层结构里各种障碍打开，然后当中各种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少国家即因此一着，已发生内战。例如美国以奴工种植棉花，与自由的劳工竞争，终待南北战争而解决。而且当社会下层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换时，其上端也要有凭公判断的能力，于是教会的干涉和警察权的使用才可以逐渐减轻。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政体必须又有显著的变化。再则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以及资本，都按它们的交换价值，化为美金、英镑、日圆等单位，这些单位在分舍离合之间，更必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产生一个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一方面固然使触及的国家生活程度增高（见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因之大至国际冲突，小至一个特殊城市之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条件之下归咎于私人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旧社会比较，已经产生了一个“动”的款式，与昔日主静的姿态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换（第一章）。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所供给者通常只是动之冲量（momentum），而不是动的成果。譬如马克思提及“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经本书证实（见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可是那些人类的劣行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之兴起，打破国际间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使上述劣行更为彰著。但并不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同时，在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尚有赖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国对南非之制裁可为例证）。因英国而功用显然

资本主义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当初威尼斯人避难于海岛，兼鱼盐之利，并未有创造独特行政系统之企图。又，要经过好几个世纪，值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获得独特地位。于是她从实验之中造成单纯有效的商业系统。从华立罗事件的反应来看，14世纪的威城虽有成熟独特的政治组织，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华立罗始终以一般的叛国罪受刑，威城记录之中也缺乏额外的渲染，毫无类似莎士比亚铺张布鲁特斯（Brutus）刺凯撒大帝时之慷慨陈辞，涉及保卫自由传统公民权利等语。如果当时人自觉的有类似的观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记录与档案之完整，当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来看，威城的组织包容私人财产的这一因素，比同时其他国家和类似组织来得现代化。可是这长处并未为时人称颂。例如与路德同时的加斯帕罗·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统领，详第一章）曾著有论文，宣扬威尼斯的组织长期保持集体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准，因为她已如亚里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数”及“少数”三种原则平衡采用，互相融合。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没有和哈灵顿一样（详第五章）说政局之安定在乎拥有财产者同时控制政权。康大黎尼将一般劳工摈斥于政权之外，因在他看来，此为举世公认的原则，并非威城独创。

当资本主义在荷兰独立期间出现时，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们是在创试一种新体制。新国家的摄政阶级（详第三章），还只以为他们自己不过坚持中世纪以来各城市的自由特权。然而特权由封建诸侯颁给，用意在让绅商支配本身业务。经过独立战争，各公国郡国的贵族既已被时代淘汰，中产阶级的市民成为新体制之主人翁，他们由坚持特权而执行特权而更光大其特权，要不是展开资本主义，还在做什么？只是这种倾向也没有被时人看穿，否则宗教上的领袖和学术界的领袖不会对新体制之实行提出问难。

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形象的组织，似在英国内战之后。当日既有霍布斯及哈灵顿之著作问世，而且至此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