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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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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挎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yáng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
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苔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襟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
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
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日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支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五点五十分谈到七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Bottorff）约了我，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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