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作品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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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whilethereisasoulinprisoniamnot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後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蝙蝠和清流

作者：李敖

李敖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发表过一篇《人能感动蝙蝠论》，写中国人的动物哲学，写中国人的“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calanimism）的流变，写中国人的“人能感动动物论”，一直写到中国人相信人可以感动蝙蝠。我写这些纯中国的思想，发前人今人所未发，自是复兴中华文化第一功臣，自然不在话下。

由于中华文化的底子太浓太厚，许多主题，实在一次无法只做一道菜，实在可以“黄鱼两吃”“黄鱼三吃”，以蝙蝠为例，还可毫不重复，别立主题，再谈它一次。

蝙蝠长得像老鼠，老祖宗们闹不清楚它，叫它“老鼠”、“地鼠”、“天鼠”、“飞鼠”。传说蝙蝠是老鼠吃了巴豆以后变的，所以名字难免鼠来鼠去。因为蝙蝠夜里飞，又叫它“夜燕”。蝙蝠停飞时候，翅膀伏下来，所以又叫“伏翼”或“服翼”。

蝙蝠的造形，不讨人喜欢。虽然除了“吸血蝙蝠”（vampire）外，蝙蝠吃害虫，对人未尝没好处，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喜欢它。中国人除了用做“五福（蝠）临门”的图案外，总是把它抓来当药吃，用这种东西治一种怪病－－“小儿惊痫”。方法是把蝙蝠煮了，做出“小儿慢惊返魂丹”，《医学集成》里说“小儿惊痫，用入蜇蝙蝠”和药，《圣惠方》里说“小儿慢惊返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引右一竖到中间）夜啼，用蝙蝠”和药。妙用就在此。

这种治小孩子夜里哭闹的妙用，老祖宗意犹未足，老祖宗看到蝙蝠夜里飞来飞去，通行无阻，深信这种小东西一定眼力奇佳，若把蝙蝠化为药材，一定可以有益于人的眼力，这种“以眼还眼”的思想模型，是中国“物之生克哲学”的重要基础。“物之生克哲学”的特色是：甲物的特性，可以代换到有对应关系的乙物身上。比如说：杀狗的，狗就追他（“屠狗者，狗逐之”）；杀牛的，牛就顶他（“屠牛者，牛触之”），为什么？因为“物类相感”。“物类相感”的极致，就被打“大可用药”的主意。于是，看到啄木鸟的“牙”那么行，中国人就相信吃啄木鸟可以治牙病；看到牛鹿之类的生殖器那么行，就相信吃它们的“鞭”可以壮阳。同理类推，看到蝙蝠夜里飞得又快又不撞墙，就相信蝙蝠的屎大有营养。于是蝙蝠的大便，便变成中药的“夜明砂”，给眼睛不好的人大服特服，希望能从别人的排泄里，大开眼界，愈我光明。

中国人的眼力真可怜！中国人把那么多的希望寄托在蝙蝠身上，竟不知蝙蝠的视觉，本是一塌糊涂的。蝙蝠可以蒙住眼睛，仍旧照飞不误，蝙蝠是靠雷达式的耳朵和皮肤感觉飞行的。这种情形，洋鬼子看得仔细得多。十七世纪的英文里，形容人的眼力不行，就说“像中午的蝙蝠一样瞎”（asblindabatatnoon）；后来发现不止中午才瞎，就改为“像蝙蝠一样瞎”（blindasabat）。在洋鬼子眼中；他们也错把蝙蝠当成老鼠一类而叫做“飞鼠”（flittermouse），但他们绝不发生“物之生克哲学”而将蝙蝠屎当眼药。他们观察入微，所以可以少吃大便。

在蝙蝠身上，中国文化表现观察力的粗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举一篇古文做例子。七步成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曹植不喜欢蝙蝠，他在这篇赋里，把蝙蝠丑八怪骂了又骂，他一开始就感叹：“吁！何奸气生兹蝙蝠！”（翻成新诗人的表达法，就是：“天啊！什么样的奸邪之气，才生出你这种坏东西来啊！”）曹植接著表示，蝙蝠虽然能飞，可是长得不像鸟，所以“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被爱惜羽毛的鸟类给赶出来。《蝙蝠赋》写到这里，观察得都别有天地，但到最后，说蝙蝠“巢不哺毂（车为一鸟，我猜通繁体谷字？），空不乳子”，却观察得大错特错。曹植不知道：蝙蝠不是别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哺乳动物啊！

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植，观察得高竿，观察得深刻。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

pearsall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

god。”这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

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做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一般所谓的‘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

匈牙利政治家葛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象，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icannotpretendtofeelimpartialaboutcolors。）。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昨天报载，蝙蝠洞的蝙蝠飞走了，要到明年四月才回来。我不希望纯种的蝙蝠刚飞走，又冒出一些变种的来“物之生克”，我警告。

附记：纪元九零五年，朱温“聚裴桓等名士数十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初，李振、、、、言于温曰：‘此辈尝自谓诸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温笑从之。”（《资治通监》卷二六五）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浊水溪！

筋斗云有感：

在四川，蝙蝠据说是老鼠吃盐变的，四川人又称蝙蝠为“盐老鼠”，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吃盐可以长翅膀。

文中黄鼠狼自称狐仙，不知是否有古文根据，我的记忆里，狐仙称为“狐大仙”，黄鼠狼称为“黄大仙”，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另外，文中讲西方没有“物之生克哲学”，我觉得未必。我记得曾看过一部讲另类疗法的录像带，西方从很早以来就有类似的观念，记得举例就是柳树生河边，不怕水，西方有人拿柳树根治风湿，（而且是名人，现在不记得是谁了），所以或者不是西方的主流哲学，但也是某一派的哲学了。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大人格与小人格

作者：李敖

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