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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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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们东往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这时，丁玲已将儿子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由于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25元房租。生活仍很清苦。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丁玲当时谈到自己对“爱情”的感觉：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连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约稿、看稿、选稿、讨论……
丁玲寓所觅踪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一时许，空气混浊，腥风触鼻，申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一个穿着灰色西服，脚蹬黑色皮鞋，手挟黑色皮包，腰间插着手枪的中年汉子——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队长马绍武，率领五个彪形大汉，驱车前来丁玲寓所，熟门熟路地登上四楼一间十八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堂（现为居民住房），随行的叛徒李菊村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指着一个身穿长衫，嘴叼纸烟的中年男子说：“他就是共产党员潘梓年！”
“好，久违久违！”马绍武一边点头招呼，一边搜查了潘的全身，后又皮笑肉不笑地转向坐在书桌边的另一位党员女作家丁玲说：“丁小姐，打扰了，能不能请你和潘先生一起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下，有些事情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接着，马又扫视了一下跟来的几个小特务，示意他们做好“邀请”准备。
丁玲似乎早有预料，因而从从容容地换了一下衣服，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几件替换衣衫和一件备穿的冬衣，马绍武一边布置几个小特务留下来搜索，一边率一小特务押着丁、潘走下楼去。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共产党员应修人来到丁玲寓所，刚进屋，就觉察到有特务在守候，但为时已晚，欲退不能。几个特务要搜身检查，应勃然大怒，推开特务，一场格斗开始了，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几个特务掷下楼去。第二天，在一份报纸不显眼的角落里，登载说，一个无名青年坠楼身亡。
绑架后，国民党对丁、潘不审不判，也不见诸报端，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可世上没不透风的墙。一个多月后，当上海文艺界人士得悉著作宏富、声望卓著的丁玲、潘梓年突遭绑架的风声后，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连得时任国民党教育总长蔡元培也感到十分吃惊。于是，他会同杨铨、邹韬奋、叶圣陶、柳亚子、李公朴、钱君等三十八位社会名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强烈要求“揆法衡情，量予释放”。第二天，《申报》全文刊登了这篇电文。
宋庆龄与丁玲的情谊
1980年10月14日，宋庆龄在她的北京寓所设家宴款待美国朋友伊罗生，丁玲、茅盾、赵朴初等都应邀参加。
下午5时，当宋庆龄进入餐厅与客人一起就座时，丁玲突然激动起来，急步趋前抱住宋庆龄，泣不成声地说：“敬爱的孙夫人呀，40多年前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处境危难时，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们营救我；在我去延安前，您又资助我350元钱。可是这些事，有人不信，硬说我是‘造谣’，说夫人怎么会帮助你？”丁玲稍稍喘息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好了，这一切国家都已解决了。我永远忘不了您，永远感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在场的中外来宾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动了。
原来，早在1933年5月，中国文坛发生过一起震惊各界的进步作家丁玲、潘梓年失踪事件，当时，社会上谣传纷起：“丁玲动摇了！”“丁玲叛变了！”可是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并不相信。其真相是国民党特务突然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
以宋庆龄、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衔，联合文艺界人士38人联名发表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电报，组成了“营救丁潘委员会”。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力量的大力营救和丁玲本人的声望，国民党反动派不敢杀害她，而把她转移到南京秘密囚禁起来。1936年，丁玲巧妙地迷惑敌人，逃离了南京，准备奔赴延安，但她当时处境非常艰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通过冯雪峰给丁玲送去了350元钱。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写道：“现在面对着这350元，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3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钱，代表的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这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凭“欲望”和“冲动”写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经历奇特的女作家：她蹲过国民党的三年监狱，受到毛泽东的赋诗欢迎；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却又遭受过多年的迫害。这个人就是丁玲。
丁玲一生写过很多小说，但最能表现她的真性情的，也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她凭“欲望”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不是在时代的风潮上成名的，相反，她在1927年发表的《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反映的却是五四时代的主题，但这并没有脱离时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五四时代的必然延续。《梦柯》的女主人公在奋斗与挣扎中最后失败，不仅反映了一个个性主义者的心灵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五四运动的限度。
实际上，丁玲是为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感伤而又富有才情挽歌，这是五四退潮后的必然的结局，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也决非偶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的话，冰心试图以博爱拯救世界，而丁玲则告诉人们，莎菲的个性之爱恐怕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
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夜》（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像何华明那样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视的严峻本质。她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种恶瘤。
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之以韬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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