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文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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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1985年4月，年届80岁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思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寻找丁玲

延安留有很多名人的足迹，丁玲算是其中一个。就是在那儿，丁玲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听说麻塔村那里还有一位曾经见过丁玲的老人。

那是一个难得没有太阳的上午，搭上上山丈量土地的吉普车，我们来到了麻塔村。一路问去，村里人都热情相告村里的确有这样一位老人，当年丁玲就住在他家里。今年初丁玲的爱人陈明来延安时，还特地来麻塔看望了他。想来他应当能说出不少有关丁玲的故事。于是由村支书婆姨带路，我们在村里最高山头上的那口窑洞前找到了他。当我们坐下来谈起丁玲时，他的回答却令我们大失所望。老人说当年丁玲的确住在他家里，一共住了3天。那时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丁玲和奶奶睡里面的炕，他和陈明睡外面。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家里人告诉他的。当时他只有十三四岁，什么也记不得了。唯一印象深刻的只有个画家，画什么像什么，给画家作模特成了老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经历，而丁玲在他的记忆中倒反成了一种点缀。

抱着两条病腿，老人执意带我们下山去看了那两口丁玲住过的窑洞。土窑因年代久远显得很破烂，窑洞边新主人家的婆姨正忙着烧午饭。老人没进屋，只在屋外向我们指点着炕在哪儿，当时丁玲睡在哪儿……看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听着听不太懂的陕北话，我企图找出一些当年丁玲留下的痕迹，然而岁月无情，真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回去时，我们翻山步行，心想当年丁玲是如何到麻塔的？一个大城市来，从来没睡过窑洞、土炕的女作家是否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进陕北大山里，走进一户户老乡家？没有人能回答我，就连见过她的峁志莲老人都再也想不起什么了。

后来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中，我看到1944年丁玲曾作《陕北乡村三日杂记》，虽然没有原文，但想来这才是丁玲在麻塔村写出的文章。在陕北，丁玲共发表了大大小小上百篇作品，麻塔只是她停留的小小的一站。不过，她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当时的失望有多傻。何止丁玲，当年来延安的每一个革命者，在陕北的大山里都留下自己的脚印。也许再没有人能具体地说出他们每个人做了些什么，但历史的记性总是最好的。该记住的都会被记住。

　难忘丁玲谈读书

得雨：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四十多年风刀霜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的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奥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

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你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意。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的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似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五十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文化大革命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做座右铭来读”、“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的“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白”！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辞汇也多是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我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做“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懵，什么也记不住！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意的，作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也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面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地改用我们赞同的方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应。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被召回讲习所集体消毒。有的同学被错划为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才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的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十二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的纪念。

祝好！

邓友梅*1998年9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重印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