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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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致吁求。

　　　　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时说：“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我们将和中国一起去完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亚洲的伟大任务。”之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希望中国“做出与全球领袖地位相称的决定和行动”。2005年3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说，中国“能够并且愿意将它正在增长的力量和国际责任结合起来。”同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发表了被称之为对华关系“最全面的宣言”演讲：“中国走向何处：从成员到责任？”吁求“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

　　　　2006年10月，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中，强调欧盟继续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但同时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随着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密切，互相的责任也在增长”。

第二部分　第110节：法为（17）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相反，我们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奥巴马提出了颇具实质性的“共同应对挑战”的中美关系新定义，希望中国崛起进而分担责任。

　　　　在美国和欧盟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应对挑战”等来定位与中国的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中，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

　　　　在国际价值体系里，世界已经开始习惯把中国与美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越来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2009年，中国被推到了更为中心的国际舞台上。这一年4月的G20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议事中心，中国成为这一平台的主角之一；4月14日，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中国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斡旋者并继续发挥作用；12月7日，192国聚会哥本哈根共同探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治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被刻意“围攻”；12月29日，历经两个多月的联合国“会费之争”落下帷幕，中国分摊联合国费用比例从2。7％增至约3。2％

　　　　诸多事实表明，中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大国的位置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够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大国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想‘忽悠’、‘捧杀’中国。”《刘建飞：中国应从自身角色定位来认定国际责任》，方烨，刘璐璐，《经济参考报》，2008年3月6日。

　　　　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欧盟讲中国的责任时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中国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责任论”，如果对其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国际反华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受孤立，外部环境将恶化；但如果中国不顾自身实力承担国际责任，则很有可能造成国家超负荷运转，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

　　　　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境地？中国应当和能够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这要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实力来考虑。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从这个定位出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作为地区大国，中国需要为亚洲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努力；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刘建飞：中国应从自身角色定位来认定国际责任》，方烨，刘璐璐，《经济参考报》，2008年3月6日。

　　　　其实，作为中国本身，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也一直在采取着相应的积极行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就经常强调大国在促进21世纪稳定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转折点。1998年夏，中国开始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正在到来的21世纪的最重要的和持久的特征，从那时起，中国的对外政策就开始呈现出一个大国对全球、尤其是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感。

第二部分　第111节：法为（18）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这一变化，中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战略，在冷静地保持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主动出击，彰显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与形象。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中国履行了开放市场的一系列承诺，用自己的实践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形象，还以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以及开放的市场，为东亚的经济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救灾援助，支持灾区重建家园，在不到一个月内对灾区捐助逾12亿元人民币。这些捐款对于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算不了什么，但对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协商谋划，共同应对。中国出台了价值四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本国经济刺激计划，“搭救自己就是搭救全世界”，中国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对世界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中国也正是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度来处理的。中国作出了停止向外出售与核武器技术、导弹技术有关的产品的决定；中国在朝鲜核技术开发问题上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在伊拉克问题上坚持伊拉克应该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立场；中国还在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入各种贸易和安全条约，积极帮助处理全球安全问题。这些也正是一个崛起大国承担大国义务和责任的表现和必由之路。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向世界彰示：中国不仅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原则谋取本国利益的大国，也是一个奉行多边主义、实行融入世界体系战略、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大国。中国很好地履行了与其自身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在下一个十年中，中国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将会越来越大。在国际社会的吁求下，其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将主要集中在能源、环境、人民币汇率、反恐、区域经济、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等方面。

　　　　对于中国要承担的这些国际责任，当然必须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实力出发，必须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国的国际责任短期内主要不是体现在物质层面，不是奉献“硬实力”，而是“软实力”；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是作为西方大国的挑战者去承担国际责任，而是同各国协调，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利、互补、共赢。只有这样，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才能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集体中国”与“公民中国”

　　　　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仅仅是中国要承担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极小部分，中国要承担的更多责任却还在于对本国国内的负责。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该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而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责任还在于对本国的负责，必须为本国国民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与履行责任。

　　　　事实上，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国际和国内的视野中一直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把13亿作为背景的“集体中国”，在很多主权数据的排名中的确进入了世界前列；而另外一个是把13亿作为分母的“公民中国”，按人均计算很多指标数据依然是世界排名百名开外的。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人均GDP仍在世界排名一百位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讲，“‘集体中国’的强大，一直是以牺牲‘公民中国’的更快发展作为代价的”《集体中国和公民中国的G20》，安替，

　　　　blog。sina。cn/s/blog_593f15670100cfsz。html？tj=1一个排名世界第二的“集体中国”，拖着排名近百的“公民中国”，这让中国人很难有世界“大国公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第二部分　第112节：法为（19）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所说，“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全文）》，新华网，2003年11月23日。中国的任何看上去庞大的数据，平均起来实质上都是个“小数目”。

　　　　而且，中国在崛起和复兴的道路上，还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也还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百姓保障、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生态失衡等诸多的不平衡、不和谐隐患正把社会推向一种可能很危险的境地，这些都需要中国承担起更多、更大的责任。

　　　　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三大历史任务：“既要努力实现欧洲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又要追赶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既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又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和压力挑战。

　　　　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崛起与复兴已是事实，但中国仍然还是处于转型之中的“粗糙”大国；中国尽管已经开始强大，但国计民生领域内仍然有很多难题尚待解决。“‘中国崛起’的新形势其实并不需要宣泄民族主义的廉价叫喊，更不需要发散自以为是的‘中国来也’的情绪性燥热，而需要的恰恰是在财富和权力都明显成长之后能够继续低调务实，在外做国际权力构架中的敦厚的行为体，在内不断革除官僚主义、官场陋习甚至权钱勾结而加剧的贫富差异与不少地方弥散着的奢靡之气。”《中国崛起：21世纪头十年最重要事件？》，朱峰，《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1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认为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更像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他发现这辆汽车上的乘客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想想看吧，那该是多么危险的旅程。所以在下一个十年，中国不仅需要把这列东方快车调控得更加稳健，还需要“为每一位乘客系上安全带”。

　　　　认识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可以防止自满，理性看待“大国崛起”的地位，以更好地建设未来。中国的崛起与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并非只出现在某一个十年内，而是在未来众多的十年中延续。这需要忧患之心，更需要坚毅之心。放眼未来，保持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重任将更加艰巨。理性、客观和务实地审视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让中国人上下齐心、有勇气和毅力去克服这些问题和挑战，将比一味简单地陶醉在过去的历史进步中更加重要。

　　　　无论是从内政还是从外交来说，国家责任都是中国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下一个十年，“责任”这个词不仅仅是国家在考虑问题时首先要涉及的关键词，而且还是每一个中国国民需要时时铭记的关键字眼。

　　　　在下一个十年，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都已经30岁或者20岁出头，这些在21世纪前十年间曾被认为是所谓的“自我的”、“不负责任的”、“自由的”一代，开始大规模地步入社会，走向各个工作岗位，需要担负起更多的、现实的家庭和工作责任，同时需要学会承担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该履行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推动社会点滴进步。

　　　　论及责任，必然要涉及与之相对应的“自由”。责任与自由，谈论其中的任何一方必然要涉及另一方。其实，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他们都是天生爱好自由，谁也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责任。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个性自由就得到空前解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经济自由意识以及个人价值等理念的熏陶，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意识与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这种解放驱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满足，但自由精神和理念的深入也让人们对责任的意识开始淡漠，进而让个人心态、家庭伦理、社会诚信、公共精神等问题不断出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加深，以及在21世纪前十年各种主张以“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复兴、启蒙”解放运动的扩大，在下一个十年，关于自由的价值和理念会越来越被关注和放大。同时，在全球国际市场上，随着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理念的普及，自由思想也会越来越被各国重视。因而“自由”也将同“责任”一样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及其国民要面对的一个关键词。

　　　　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意味着责任！”自由与责任的和谐与悖论，很复杂地统一在一体之中。这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人在一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两部分。通俗的理解认为，“责任”就是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并要为之负责，“自由”就是不受约束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解释两者之间关系的一句经典概括语是：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恰恰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人们在欢呼一个更加自由时代的到来的同时，这亦是一个承担责任的时代。在继续承载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