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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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动员，９００万人上山，土法上马，耗费巨大资财，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生铁，就合格的钢而言，只完成计划指标的３４。而且大砍林木，作为土法炼钢的燃B料，倾刻之间，使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减少，乃至名贵树木也砍伐一光，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９０万人上山，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使得许多地方粮食丰产不能丰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①到１０月底，有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２６００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１。

　　　　２亿多户，占总农户的９９％以上，于是一两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省的同志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随口讲的一些话，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５—７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国；全国就是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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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７２

　　　　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当年加速向“左”转的一个新高潮的顶点。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说：２２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

　　　　我们要带头把６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伴随着“三面红旗”的无所不在，人们日益陷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梦幻中。

　　　　北戴河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于是，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有的把过渡时间定为一年，有的定为两年，有的甚至连几月几日结束社会主义，几月几日进入共产主义，都定得一清二楚。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材料，山东范县１０月２８日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宣布：“１９６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准是粮食亩产两万斤。

　　　　这位书记还形象地描述了进入共产主义后的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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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后来陈伯达到范县去过，发现一些问题后，《红旗》杂志社再派人去调查，弄清了实情。

　　　　（在庐山会议前期，陈伯达反映过范县浮夸情况，后来一批彭反右，陈又大为后悔，并反戈一击。）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好，理想社会的景象描绘得如何令人陶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能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其发展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紧张与混乱，从而受到惩罚。三面红旗运动沸腾了半年，一大堆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

　　　　的错误。

　　　　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郑州会议时，毛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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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７２

　　　　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

　　　　、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

　　　　毛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

　　　　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９年７、８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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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们手里。怕什么呢？

　　　　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

　　　　；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

　　　　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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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８２

　　　　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

　　　　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

　　　　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

　　　　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

　　　　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

　　　　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

　　　　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

　　　　１％，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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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增长２５。

　　　　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

　　　　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

　　　　６％。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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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８２

　　　　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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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