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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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祝你走运了。对我来讲，已经不想去调查日记了，我只想守在这里，等待着圣母显灵。”

“那好，”阿曼达说，不知如何是好。“从现在起，我只好一个人干了。”

他们坐在一间安静、简朴、陈设不多的房间里。鲁兰神父把这当作自己的办公室。由于鲁兰如此开诚布公、慷慨合作，阿曼达极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疑虑。但是她发现鲁兰眼光敏锐、思想缜密，对人类的天性有深刻了解。她猜想，从他们见面那一刻起，他必定已看出她的怀疑态度了。

她坐在办公室中央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桌旁边。为了便于她写文章，神父正从墙内的防火保险柜中取出伯纳德特的重要遗物。她告诉鲁兰神父，她正为一家心理学杂志撰写一篇有关伯纳德特的文章。鲁兰拿出的东西，大部分是伯纳德特写下的纸片、书信、文稿等，此外还有她对圣母在山洞显灵的回忆，她和邻居、卢尔德地方官员的谈话——他们是圣母显灵那一年及稍后一段时间的历史见证人。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伯纳德特日记的最后一部分，里面记载着圣母说出的最富于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三个秘密。日记里有圣母再次显灵的日期。”鲁兰神父一边说一边从保险柜里取出日记放在阿曼达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稀世珍宝。你自己翻着看吧。小心，当然，千万得小心。”

“我不敢碰它，”阿曼达说，“你能打开它吗，神父？”

“非常乐意效劳，请相信我，克莱顿太太。”鲁兰神父绕过桌子说。当他在她身边俯下身子时，他凝重的体态和胸有成竹的神情，使阿曼达感到自己的怀疑毫无道理，仿佛自己关心的原本是些不足挂齿的愚蠢小事。尽管如此，她仍然全神贯注。

他从书套中取出一本皮面日记本，打开放在阿曼达面前。

她开始认真阅读这两页日记，旧式的斜体字带给阿曼达一种从未有过的现实感。即便在内韦尔她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怎么，我也能够读懂。”阿曼达说，“是用法文写的。”

“你以为会是什么？”鲁兰询问道。

“我听说，她用当地土话写东西，谁也读不懂——”

“噢，是的，克莱顿太太，那是真的。她小时候讲的不只是当地土话，而且是比利牛斯山的一种特别语言。不过，她到内韦尔当修女写回忆录时，已经有法语基础了。你知道，1858年以后，为了满足许多人的请求，伯纳德特对她在山洞前经历的事有过大量回忆，有些是写给牧师看的，有些是写给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看的。这本日记是她写的最后一次书面记录。她希望在圣母显灵的有关细节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以前，在她尚不致因病无法动笔的时候，尽可能把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写下来。这也是她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我很想多知道点这本日记的事，鲁兰神父。”

“你对此有这么浓厚的兴趣，我很高兴。”鲁兰说。他合上日记，把它放进了封套。他走到保险柜前，把那本珍贵的日记和其它一些记录放进去，然后锁好柜门，回到桌边，坐在阿曼达对面。“只要你想知道的，我全都可以告诉你。”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发现这本日记的？”

第23节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这样说不大确切。还在神学院时，我对伯纳德特就非常着迷，我对她几乎无所不知。于是，我开始怀疑在她生命的高峰时期是否会写下一本日记。她在圣吉尔达德修道院患病时，有迹象表明她曾利用间隙时间写过一本日记。但我无从证实有无这样的日记，是否完成，存在何处。圣吉尔达德修道院院长知道我的兴趣。后来，大约两年前，或者更久一些，我读到伯纳德特的一封信。那时我们正准备公开展出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材料，到处收集有关她生平的一些实物，我偶然发现了她写给巴塞尔·拉格斯的一封信。拉格斯是附近巴特里斯镇的一个农民。”

“我听说过巴特里斯这个地方，”阿曼达说。

“最初，伯纳德特用法文给拉格斯写信，后来怕他读不懂，又用比戈尔地方话重写了一遍。因此，在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中有这封法文信。信写于1878年，正是她去世的前一年，她在信中告诉拉格斯她写完了一本日记，打算把它送给他，作为他们相处那一段生活的纪念。”

阿曼达皱了皱眉头，“在拉格斯家？”

“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的亲密关系在伯纳德特的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鲁兰神父说，“年轻夫妇玛丽亚和巴塞尔·拉格斯是卢尔德北边巴特里斯镇勤劳的农民。伯纳德特的父亲有过一座磨房，拉格斯夫妇常去那里。1844年伯纳德特出生不久，她的母亲路易丝发生了一起事故，一支燃烧着的蜡烛从壁炉上掉到她的围裙上，胸部轻度烧伤，使她没法给伯纳德特喂奶。恰巧那时，玛利亚·拉格斯的头胎孩子流产，想找个婴儿吃奶。于是，她同意暂时收养小伯纳德特，每月收五法郎喂奶费。小伯纳德特断奶后，玛丽亚不忍她离开，直到一年半以后才让她回到自己家里。自此以后，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开始来往。”

“她第二次上他们家是什么时候？”阿曼达问。

“1857——1858年间，那时伯纳德特13岁。”鲁兰神父说，“伯纳德特的家境每况愈下。她的父亲干活很累，挣不了几个钱，几张嘴等着要饭吃。霍乱几乎夺去了小伯纳德特的生命。就在这闹饥荒的年月里，邻近的拉格斯家不但活了下来，日子过得还算好。他们挣到一大笔财产，牛羊成群，儿孙满堂，打算雇一个帮手。他们同意再次收留伯纳德特。她的工作是给女主人打杂、放羊。作为报酬，他们管她吃住、上学。于是，伯纳德特又在巴特里斯镇的拉格斯家住了下来。事实上，日子并不轻松，和卢尔德的家里相比，餐桌上的食物是多一些，但也并不十分丰富。玛丽亚·拉格斯对伯纳德特爱恨掺半。她要伯纳德特不离左右，态度严厉，有时甚至故意为难。她经常把伯纳德特当奴隶使唤。不过，也有补偿，巴特里斯地势高，空气清新，对伯纳德特的健康大有好处。这姑娘在山下放羊，悠闲自在，经常做白日梦，垒小祭坛祈祷。尽管养母给她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但伯纳德特赢得了当地教区牧师、心地善良的阿伯·阿德尔的同情，他非常乐意帮助她。”

“听说他竭力激发伯纳德特对圣母玛利亚的热情。”阿曼达大胆地问。

“是的，我猜你是从凯奥克斯神父那儿听到的吧？”

“不记得了。”阿曼达没有说真话。

“没有关系，”鲁兰神父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知道阿伯·阿德尔对伯纳德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有一天，他注视着伯纳德特大声说道：如果有朝一日圣母玛利亚再次降临人间，很可能只出现在这个单纯质朴的农村姑娘面前。这样做会影响她吗？我们还没找到什么事实根据。阿德尔对她采用的问答式教学没多久便结束了。后来，阿德尔离开了巴特里斯镇，致力于本尼狄克教派活动。此后不久，伯纳德特就对她父母说，她厌倦了巴特早斯镇的生活，很想回到卢尔德自己的家。于是，1858年1月，她在巴特里斯镇呆了八个月后，终于回到了卢尔德。”

“回到卢尔德一个月后，”阿曼达说，“伯纳德特便在马萨比耶勒山洞前第一次见到了圣母玛利亚。”

“是的，”鲁兰神父承认道，“不管怎样，伯纳德特到内韦尔当修女后，仍对拉格斯一家以及她在巴特里斯度过的那一段时光非常怀恋，尤其是对养父拉格斯和他那三个幸存的孩子。在这本日记中，她最后一次详尽记载了自己短暂一生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而又神秘莫测的事件。日记写完后，她深知自己在教堂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决定赠送给拉格斯家留作纪念。我得到线索后，马上动身去巴特里斯寻找那本日记，我相信拉格斯从未读过，因为它是用法文写的。日记的主人玛丽亚和巴塞尔早已离开人世。经过一番耐心查访，终于发现日记下落。日记在亲戚中间辗转流传，最后落入拉格斯一个远房表妹手中。”

“她是谁？”

“巴特里斯镇一个中年寡妇，名叫尤金妮亚·高蒂尔。高蒂尔和一个叫让的小侄儿住在一起，高蒂尔太太是他的监护人。她果然从某个地方找到一本已经发霉的日记本。我很怀疑她是否读过。她对早不在人世的伯纳德特毫无兴趣，只关心那个逐渐长大成人的侄儿和他的前程。我走到她跟前，要她给我看看那本日记，表示教堂愿意作为一件文物收买下来。高蒂尔太太轻轻把我推到一边，急忙翻看那本日记。她这才第一次读到圣母玛利亚告诉伯纳德特的秘密，知道圣母玛利亚不久将再次降临卢尔德，高蒂尔太太终于明白自己拥有了稀世珍宝，自然我很快也知道了。起初她的要价高得惊人，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双方都做了让步，最后教堂花一大笔钱买下了日记。高蒂尔太太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事实上，她买了一幢新房子，现在还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

阿曼达的好奇心愈来愈强，“你买下了全部的日记吗？我听说有一部是早期日记，记录伯纳德特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想全部买下，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记录伯纳德特在山洞前的有关事情。我读过早期日记，写得太多，主要是她在卢尔德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在巴特里斯当牧羊女的一些日常琐事。我想买下配成完整的一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高蒂尔太太不愿割爱。我猜她希望把日记留给侄儿做纪念，因为它记录了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在巴特里斯的艰苦生活。不过，这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圣母玛利亚今年再次降临卢尔德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想我告诉你的日记的来龙去脉你全部清楚了，希望对你计划写作的心理学论文有所帮助。”

“真是太好了，”阿曼达说，“你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准备起身告别，“我只是在想，去巴特里斯镇看看一定会很有意思。”

“也许没什么值得看的。一百多年过去了，小镇的变化并不大。也许你能了解些伯纳德特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哦，我得跑一趟。你说——高蒂尔太太还住在那儿吗？”

“还住那儿。听人说，她买的房子距离拉格斯的贝格宅邸不远。眼下，贝格宅邸已成了巴特里斯镇的博物馆了。”

“你看我能见到高蒂尔太太吗？”

“我不好说，”鲁兰神父把阿曼达送到门边，“她是个倔强泼辣的女人，不大好客。我想她很难改变多少，看着办吧。祝你走运。”

正当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在琢磨如何治疗伊迪丝·穆尔的病情时，他等候已久的巴黎长途电话铃响了。他一直在等候莫里斯·杜瓦尔的电话。今天早上秘书告诉他，杜瓦尔晚上8：30给他打电话。

克莱因伯格呆在阿斯托里亚饭店这间阴森森的房间里，心情烦躁，百无聊赖。他坐在椅子上，不时瞄一下时钟，试图继续读最近发表的几篇医学论文（其中有杜瓦尔的两篇），当时针指着8：30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的电话机上，高兴的是电话铃立刻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盼望是杜瓦尔来的电话。当他听见杜瓦尔那热情而急促的声音时，感到非常高兴。

“是你吗，保罗？”杜瓦尔叫起来。

“是我。”

“好久好久不见了，”杜瓦尔说，“没想到你会从卢尔德打来电话，你在那儿忙些什么？”

“发掘神圣的奇迹呀！”克莱因伯格答道。

杜瓦尔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所有的奇迹都发生在遗传学家的实验室里。”

“别太大声，我不想让卢尔德的人听见你的话，我正是为这方面的事找你，我想和你谈谈你眼下正在搞的科学奇迹。”

“这是我爱谈的话题，保罗。”杜瓦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不搞常规肿瘤手术了，正全力以赴进行实验室基因移植和遗传工程——”

“我来说明一下，”杜瓦尔打断道，“我放弃常规肿瘤手术，是因为手术没有多少成效，或者至少说是效果不明显——但我的兴趣仍在肿瘤方面。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来搞遗传实验，重点是肿瘤。”

这样看来，效果一定很好，克莱因伯格心里想。“你的实验报告，你发表的那些在猴子、免于、老鼠身上进行实验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过了。应该说你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取得较大进展，”杜瓦尔更正说，“在采用健康基因取代染病基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我刚拜读过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莫里斯，用你自己的话说，在基因移植技术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足进步。”

“是的。”杜瓦尔非常肯定地说。

“好极了。现在我解释一下打电话的原因，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的和我想的一致，我再提第四个。你看行吗？”

“讲吧。”

第一个问题带有试探性。他开始问道：“现阶段，你是否在人体上做过肿瘤遗传变异和移植？”

“不，还没有。不过，我成功地做过一些其他基因移植手术。在1980年由马丁·克林博士于加利福尼亚首次开拓的领域里，我对患倍塔靶形细胞增多症——血液紊乱的病人做过处理。这种病有生命危险。对上述病人我做过基因移植，把健康基因引进到缺损细胞中去，成功率极高。”

“好吧，第二个问题，”克莱因伯格说，“你能否对肿瘤患者施行同样手术？”

“当然可以。很多次我一直想做这样的手术，那正是我的研究范围，我的一切实验全是围绕这最后一步进行的，我可以做。”

“第三个问题，你估计有多大成功把握？我是指患者完全康复。”

“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了，我是说，如果患者病情稳定，手术成功，完全康复可达到70％。”

“能有那么高？”克莱因伯格吃惊地问道。

“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是的，保罗，至少有那么高。”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听起来令人又吃惊又高兴。这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想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现在负责一个病人，你能不能为她尽快做做手术？”

“干嘛不呢？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就行了，我可以安排一下日程。征得病人的同意了吗？”

“还没征求她的意见，”克莱因伯格承认道，“我想在病人同意之前和你谈妥。要是病人答应，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做？”

“在哪儿做——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四，”克莱因伯格说。

“我很忙，这你知道，可什么时候不忙呢？也许安排在周末好些，星期天也行。对，就在星期天吧。”

“你能到卢尔德来做手术吗？我这边比较好安排一些。”

“到卢尔德？怎么不行？读过卡雷尔的报告后，我一直想去看看。”

“正像卡雷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卢尔德确实异乎寻常或者叫名不虚传。”

“我翘首以待。”

“我现在就去征求患者的意见。说实在的，莫里斯，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会尽力而为。她的病很重，但出于个人的考虑，阻力仍然会很大。尽管如此，我还要试试看。如果我能说服她，你是否还要先看看病历？”

“那是当然。”

“五年来，她存下了一大堆病历，直到昨天我还给她诊断检查、做透视。如果能找出办法，我当然不会麻烦你。”

“别说麻烦不麻烦了，快给我病历吧！”

“谢谢，我这就叫埃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