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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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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事于，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3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康特·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4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终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逻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像是在说别拘柬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儿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是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怀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对我这已足够了。所以我怎么也想像不好她向别人——例如五反田——积极提供技艺高超的性服务的场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想像力贫乏的缘故。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上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事先爱抚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过去，开始迎来4月，迎来4月上旬——比托尔曼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青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12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的一声大概对她来说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11时20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床沿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系列推理小说，早在10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艺儿，但每次有新书出来，又总是买回一本。就算是惰性，10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12点5分，电话打来——雪的。
“还好？”她问。
“好得很。”
“现在做什么呢？”
“正准备做午饭。把早已调配妥当的脆生生的莴苣和熏鲑鱼切得像剃刀刃一样薄，再加冷水浸过的洋葱和芥末做三明治来吃。纪国屋的黄油很适合用来做这东西。弄得好，说不定可以赶上神户三明治熟食店里的熏鲑鱼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时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树立目标并加以不屈不挠地努力，总会取得成功。”
“傻气！”
“不过味道极好。”我说，“不信去问蜜蜂，去问三叶草好了。真的可口无比。”
“什么呀，你说的？干吗扯到蜜蜂和三叶草？”
“比如嘛。”
“瞧你这人！”雪叹着气说，“你要多少长大些才行，34岁了吧？在我眼里却有点傻里傻气。”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风，”她不理会我的提问，“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说。
“5点钟来赤坂公寓接我。位置还记得？”
“记得。”我说，“喂喂，你一直呆在那里，一个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荡荡，又在山顶尖。那种地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还是这儿有意思。”
“妈妈呢？还没回来？”
“不晓得，谁晓得她。杳无音信。也许还在加德满都吧！所以我不是说了么，那个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花钱呢？”
“钱没问题，现钞随我使用，把妈妈的钱一张张从钱包里抽走就是。她那人，钞票少几张根本觉察不到。况且我也得自卫嘛，总不能坐以待毙。她就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没什么奇怪。你不那样认为？”
我避而不答，搪塞说：“饭吃得可好？”
“吃啊。这叫什么话，不吃饭岂不死了？”
“我是问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说：“干炸鸡肉、汉堡牛肉饼、葡萄干软饼，还有热气腾腾的盒饭。”
低营养食品。
“5点去接你。”我说，“去吃点正经东西。你那饮食生活实在太马虎。思春期女孩儿应该吃得像样些。那种生活时间长了，长大要月经不调的，当然你可以说调不调是你自己的事，问题是，你要是月经不调，周围人都跟着倒霉，也该为周围人着想着想才是。”
“傻气。”雪低声道。
“对了，要是你不讨厌的话，把你赤坂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为什么？”
“眼下这种单线联系是不公正的。你知道我的电话，我却不知道你的。你高兴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高兴时却不能打电话给你，这不公平。再说比如今天这场约会，一旦有急事要变更，联系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犹豫似的哼了哼鼻子，归终还是把号码告诉了我。我记在手册通讯录中五反田的下边。
“不过可别随意变更哟，”雪说，“那种风风火火的人有妈妈一个就足够了。”
“放心，我不会随意变更，不骗你。不信你去问蝴蝶、去问苜蓿好了。像我这样严格守约的人怕没有几个。当然喽，世上有突发事故的存在，就是说会突然发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毕竟广大而复杂。那时我也许应付不了，如果同你联系不上就非常狼狈。我说的你可明白？”
“突发事故。”她重复道。
“晴天霹雳。”
“最好别发生。”雪说。
“但愿如此。”
然而确实发生了。
第21节
他们是下午3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8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40余岁，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个头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竖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察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罢了罢了，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列诺玛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列诺玛。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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