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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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怀念均正兄（1）　　　
　　过去朋友们常常称赞我“记性好”。现在像梦中一样，不少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都只剩下一片白雾，说起来令人不相信，老友顾均正兄逝世的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寄来的讣告，读到他的儿子小铨的来信，十分难过，想起许多事情，我说要把它们写下来，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记录，可是我不曾写，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拿起笔想写一点对亡友的怀念，却连他去世的年月也记不清楚了。　
　　那么我从哪里写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个弄堂（霞飞坊，即现在的淮海坊）里。解放后，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开会，每次总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们夫妇，照例受到他们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几乎成了惯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出国访问，经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们家里，从国外回来，在旅馆住下后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从朝鲜回来，萧珊带着女儿住在顾家等我，我们做了他们家的客人，一个星期中我常常听见女儿说：“顾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越南回来，萧珊给我送衣服到北京。我们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国华嫂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我们告辞的时候，国华嫂拉住萧珊连声感谢。萧珊笑着说：“你们这样感谢，我们要再来打扰你们。”他们的感谢并不是客套话，只是出于他们的谦虚和好客。萧珊并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同均正夫妇见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革”已经开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同志把我从机场送到招待所，分别的时候，低声对我说：“你不要随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问题，还弄不清楚。”我大吃一惊。前两三个月我接到均正兄来信说他们搬了家，并告诉我他们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带来了，我相信像均正兄这样一个忠厚、善良的知识分子不会有问题，可是会议紧张，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会议已告一个段落，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休息室里我意外地遇见均正兄，还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会前坐在一起闲谈，有一种劫后重见的感觉。大会结束，我们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别，均正兄带着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们的新居“小叙”。我请他代我向国华嫂问好，我说我还要陪外宾一起活动，没有时间去幸福村了。他说：“那么下次一定来。”我说：“一定来。”　
　　没有想到一别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时候萧珊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但陪伴我上楼的只能是女儿小林了。　
　　“文革”期间遗留下的后遗症终于发了出来。我一病就是两年，没有再去过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动不便，写字困难，后来生疮，再后跌断左腿，住进医院半年后瘸着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疗。这一层楼病人不多，病房里十分清静，我常常坐在沙发上休息，回想过去的事情，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样认识顾均正兄的。那么一定是由于索非的介绍吧，他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谈不多，我不善于讲话，他也一样。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儿女较多，家庭负担较重。他翻译过西方的童话，写过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十分勤恳。朋友们谈起来，总是赞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他和索非住在一条弄堂内，我在索非家住了一个时期，见面机会多，我们就熟起来了。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后我和他们家又同住在霞飞坊里。起初我单身住在索非家，进出弄堂，都要经过他们家后门口，孩子们看见我总要亲热地招呼；后来我去香港和内地，又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他们一家仍然平静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和索非，还同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刊物《科学趣味》，他发表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幻想小说，不论长短文章，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日本投降后，我和萧珊带着不到一岁的小林回来，索非已经离开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来更加密切。我有事找开明书店交涉，就托他带口信。我们经常见面，但很少长谈。他忙，那时又在给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因家中人多，挤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静便起来写作。他有什么办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笔生活。他从来不发牢骚，只知道默默工作，埋头编写。我去找他，总是看见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认为他勤劳半生不应当生活得这样艰苦，我为他感到不平。他却带笑说：“以后会好起来的。”　
　　他相信未来，是有根据的。其实我的生活也并不好，不过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费生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法币不断贬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淮海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妇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国华嫂在家务上经常给萧珊出点主意帮点忙。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我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不知道怎样度日。我和萧珊正在为这个发愁，均正夫妇来了，告诉我们，开明书店发给他们“应变费”十天一次十块银元，他打算代我向书店交涉“借支版税”。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大洋十元，说是借支办法和他们一样。我感谢他，我的困难给解决了。我大概借支了两次“版税”，上海就解放了，我们都有活路了。　　　
　　怀念均正兄（2）　　　
　　他仍然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却经常离开上海出席各种会议。第二年他跟着书店迁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确好起来了。后来开明并入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参加了民主党派，社会活动也增多了。我每年总要到他家去两三次，见面时无所不谈，却又谈不出什么，只是互相表示关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从北京来信，打算把我的童话集《长生塔》介绍给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底本给退了回来，均正来信说他读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给小儿子读，小儿子也说不懂。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却觉得童话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样难懂。我猜想，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我了解他，以后再见他时也从未提过《长生塔》的事情。　
　　萧珊没有到过幸福村，也不曾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场，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协分会靠边受审查的时候，小林和同学们串连到北京，她去过均正夫妇家。国华嫂告诉小林，作协分会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调”到过顾家，要了解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国华嫂气愤地说：“不用怕，他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反派气冲冲地走了，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她不知道所谓“外调”不过是花国家的钱做长途“旅游”，你没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编造言行。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杀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罪名越来越大。不久我进了“牛棚”，与世隔绝，小林和萧珊都因为我的缘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视。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断绝了。我担心他们也会遭到噩运。但在失去做人资格的当时，我一直过着低头弯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里敢打听朋友们的情况。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从一位在我们干校的亲戚那里打听到我仍然住在原处，便写了信来。几个月后，均正兄的一个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不少我们很想知道的朋友们的消息。他们一家除了他一个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无事。可惜萧珊见不到他了。　
　　这以后顾家的孩子们出差到上海，总要来我家看看。见到他们我仿佛又看见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国华嫂热情的接待。　
　　“四人帮”垮台以后，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会后我留下来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离开十二年，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车辆，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馆里，出门搭车全靠小林带路，几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国华嫂说他在参加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不回家吃中饭，便叫小铨打电话通知他。不久他高兴地回来了。久别后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亲热，似乎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谈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们夫妇的变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间可能比我少吃些苦头，值得庆幸。但交谈起来我们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伤痕，他们失去一个女儿，我失去了萧珊。我们平静地相对微笑，关心地互相问好，在幸福村的小屋里，坐在他们的身旁，我感到安稳和舒适。我第一次体会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义。我就这样坐了两三个钟点，还在他们家吃了中饭，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别的朋友，我不想离开他们，但也只好告辞走了。　
　　第二年我出国访问，从北京动身。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均正兄患病，据说是“骨刺”，又说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医院探望。在一个设备简单的底层单人病房里，均正兄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国华嫂在旁边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对我微笑，我却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适当的安慰的话，我默默地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乱，杂事多，脑子里装满了文字、声音、形象它们互相排挤，一刻也静不下来。每天从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劳；同客人交谈，不得不时时用力睁开眼睛。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各种意外的干扰，也无法制止体力和记忆力的衰退。我并没有忘记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闯进脑子里来的生客们一笔勾销。他病中我一共探望过三次，除了在医院那一次外，还有两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见他坐在藤椅上，不像一个病人，我们谈话不多，但是我不曾见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轻松。第三次看见他，他又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显然病情恶化了。这一次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长留在脑中。我待的时间不长。但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面。　
　　然后便是北京来的讣告和小铨的信，告诉我一位勤勤恳恳埋头工作了一生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后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见不到了。他是那么善良，我从未听见他讲别人的坏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