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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堂-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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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谐相处。
现实最容易击碎观念，而给人最大触动的还要数事件，事件往往出乎意料地发生。接下来的现实是，在不少私营公司因为人的问题出现意外时，我们的公司虽也经历了一些变故，但最终还是确定了再奋斗两年力争上市的目标，这是件令我兴奋的做梦也无法想到的事情，而且这个目标一经确定，实现这个目标立即成了公司上下共同的信念。
如此前所未有的步调一致，让我感受到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恰如硕士所做的自我评价——我们的组织是与时俱进的，就象骨髓具有造血功能经常给人供给新鲜的血液人才能经常保持活力一样，我们的公司因为有了组织的领导，所以已经具备了造血功能。
我决定也象他们一样去过组织生活，却遭到了硕士的拒绝，说什么我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不具备这样的资格？我可是公司的董事长啊。因为奇怪，我的声音里洋溢着急切与焦躁。
硕士说，只要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前，你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即使你的官再大。
我说，那，我马上加入，你说需要多少钱？
硕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加入组织需要程序，少了程序，有再多的钱也没用。
我不信还有不稀罕钱的组织，愈发想进去看一看。硕士没法，勉为其难地说，这样吧，我们特邀你列席吧。
列席就列席，不过，这毕竟是件让我甚觉没有面子的事，因为公司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当然也包括我原来的几位弟兄，甚至还有一些一线工人都已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会议研究的面非常广，大到人生目标，小至家庭琐事，新鲜适用又没有繁文缛节，而且每个人都能坦诚相见，直言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气氛融洽却非一团和气，坚持原则却又不乏活力。
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理论联系实际却非空洞的说教，对，恰如当年老师课堂上所讲的那样，只是理论更成熟更新鲜更充满活力，因为说的似乎就是身边的一些模糊的急切地想弄明白的事儿。如果不能亲自经历这样的活动，只去相信社会上凭个别现象而做出的臆测，便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感触。
我决定加入这个组织，而且在我的思想中自己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人了，因此在他们表决问题时，因为自己坚决拥护他们的决定也举了手。硕士提醒我，你还没有加入组织，所以你这一票还不能算数。
我说，我不仅坚决支持拥护你们，而且我决定捐助一百万。
真诚而又大胆的决定并没有让他们如想象中那样激动，反而因为我的无知惹来他们的一阵嘲笑。硕士严肃而又认真地告诉我，同志们交的钱是党费，是自愿向党尽的义务，在你没有加入组织前，我们不会收你的钱。
但我还是想为这个自己也想加入的组织做点什么，便根据硕士的建议，为这个组织捐建了一个标准绝不低于董事长办公室标准的活动室，而且按照当初的诺言划拨了一百万，他们用这一百万建了一个图书阅览室，反而成了公司职工的培训基地。
没想到，这一举动居然引起了县委书记的兴趣，某个晚饭后，他只身来到了我们公司。这可是第一位因为非物质利益关系来到我们公司的县级领导，激动之余，我当即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却随即转交给了闻讯赶来的硕士，轻声说，申请书要交给支部书记。硕士居然是支部书记，而且是经过县委备案的。听得出来，县委书记的声音是兴奋的充满成就感的。
随后，我开始一丝不苟地去听党课，视野渐渐开阔起来，许多困惑随之而解，硕士为我诊断的病症再也没有犯过。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县委书记非要调走硕士，我自是坚决不肯，硕士同样不情愿，但书记说，这是组织决定。
硕士只好走了，去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书记当然也没有违背诺言，硕士走后的第二天便给我派了一位新支书，但他告诉我，早晚有一天会任命我自己做支书。
新支书是位经济学学士，工作跟硕士一样扎实。
离我们上市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县委书记也调走了，新来的书记对我们同样重视。
（二）
更新时间2010125 6：46：34 字数：13756
1
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经验告诉我，事实也这样，越是落后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我比那些因留恋县城而哭喊着要求留县城工作的同学早五六年时间做到副校长位置的事实勿庸置辩地证明了我当时看法的正确，这也是差距产生后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说起做副校长这段经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并不被同行看好的老乡镇干部，或许命运偏喜欢眷顾这种人，临到退休的时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后来自一位老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邻县的组织部长，与县委组织部长一起开会时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孤傲执拗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对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门心思要做成点儿事儿。因此，做了不到两年便退居二线不再管事儿。
或许果如他后来感慨的那样，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儿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遗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他又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
应该承认，这里面不单纯有巧合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沾了地域狭小让他能够充分了解我的光儿。问心无愧地说，他力主我做副校长并不存有半点儿私心。我常常想，这或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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