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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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既买了房，便要去住，据说房屋就是靠住的，如果长期不住，房屋难保没有损坏。
很快，走读便成了一股热潮，一种时尚，似乎走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的身份象征，更可笑的，有的人不买房，也宁肯去租一套住，从而享受县城文明和由此而带来的殊荣，还要安上一个“为了孩子读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乡镇与县城的教育确有相当的差别，当然也却不乏为了孩子教育而这样做的，为了孩子，家长往往敢于牺牲一切。所以也说不清，到底是孩子上学影响了买房热，还是买房热带动了孩子上学。
如此而已的现实，一方面到镇政府家属院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搬走的便空了房子，新调来的尤其是镇级领导，家属多已想方设法安排进了县城，必不肯搬来，而是选择走读。至今仍住在家属院的都是些象我这样观念顽固不化的人，居住的人少，愈不肯修葺，不仅房屋破落不已，而且一到晚上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连人也是无法召集的。幸喜那一阵子，思乡镇风平浪静，并没有意外发生。据人说，这是主要领导者的福分。
另一方面，既要走读，便要坐车，坐车便需要钱，尤其象我们这种离县城较远的镇，钱花了，由于车少，迟到的事便常发生。小苏所说的背景大致如此。
实事求是地说，书记并不是个不想事的书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镇里便决定买了一辆面包车于周一、周五运送干部，称为班车。人多，车便挤，挤归挤，还是可以坐下的。
这次换届调来的一位副镇长偏不喜欢挤，又不肯去坐书记的车，因为书记的车是不按点儿发的。据说这位副镇长有过得硬的背景，书记得敬他三分，所以他便顺着杆爬，找秘书派专车。那时候，思乡镇除了书记之外，还没有专车，书记的车是任谁也不敢动的，没有人肯自找麻烦。逼得负责排车的秘书无法，便给他派书记的车。书记没车坐，便冲秘书发火，秘书便把责任推给副镇长。书记拿副镇长没法治，便把秘书撤了。
新秘书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拒不肯再给他派车，他便到外面租车，车费拿去找书记报销，因为他认为这是该他享受的待遇，其时镇里正缺钱，书记又要发火，便决定一般干部不再坐班车。
小苏他们便不服，不服者中有了挑头者便容易成为事件，他的问题便是指这个。因为我不是坐班车的人，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不易回答。凡事总要实事求是，我认为，所以嘴里顺口便说道，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便是福利。既是福利，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而我们就不能够？难道当官就有特权？他的态度变得激动起来，言辞也变得锐利与冲动。
我不会任其如此嚣张，虽然我认为无论上访者还是被访者都是自私的，隐隐有一种任他们去讨一个说法的冲动，但终究没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这一点儿实际上是每个为官者都必须牢记的，然而，往往因为牢记了这些而让为官者多了些束缚，我用平静却加重了语气的声音说道，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态度，特别是你作为一名干部的身份，为了一己私利，居然……为了突出效果，我故意没有说下去。
私利？谁没有私利？难道只准当官的有私利？什么是私利？难道多数人的私利便比不了少数人的私利？岂非笑话？他的眼神有些虚，眼光缥缈，直往脚下瞄，话却还是说了出来。
难道你比咱们镇至今还没有脱困的山区群众还苦吗？想想你的行为，再看看你的做法，难道就没有良心发现？我有点儿恼，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可这毕竟是现实，人毕竟还是需要生存的嘛。他开始变得有些强词夺理。
我失去了耐心，不想再听下去，便仰躺到椅子上，眯起了眼。
既如此，我们便没什么好谈的了。暂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带着另外两名代表离去了，其中的老贺走两步便回头看我，却还是跟着走了。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浮躁，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我几次都想喊他们回来，却最终也没有喊出口，只听小苏边走边牢骚，真他妈的怪，人一阔，脸就变，说不出人话。
谈判不欢而散，工作却不能停，我不想让书记他们看笑话，重要的是留下口实，所以事情无论如何都得有个结果，而事情总是必然要有个结果，我不喜欢做没有结果的事情。
或许果如小苏所说，原本并不在乎面子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开始为面子所困。——如果不能从正面解决问题，必要另辟蹊径，最终让他们不再上访，便是我当时最想要的结果：利用自己的影响，尽管这样会极大地磨损自己的影响；通过老贺，尽管这样可能会让老贺陷入困境，而且会背叛自己一惯坚持的朋友之道，但为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我已在所不辞，成功地运用了分化瓦解术。
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让众多的附合者逐一放弃自己原本就不想参加的上访，从而孤立小苏，使其独木难挑，经过一番挣扎，自觉无趣，求得一句“不受打击报复”的空口许诺后，自动放弃了上访。
正是这个我最想要的结果却让我终日里惴惴不安，我认为，其中必须要有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支持。所以，我认真地研究了小苏所说的两个问题中的另一个，便是镇党委决定收取家属院房租和水电费的事儿。
按说住房交房租用水用电交水电费天经地义，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偏偏思乡镇从来没有收过，直到近些年财政吃紧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决定做出后，原也风平浪静，待到收款时，分歧便发生了。镇财政所的同志便再三解释，谁知不解释还好，越解释反而把矛盾激化了，立即就有人提出了领导们坐班车的事儿，大家一致拥护，坚持认为，只要领导们按照公共汽车的价格交车费，他们便交，否则，没门。
财政所长偏不信邪，赶去解释财政的困难。
屁话，财政困难？一年几十万的接待费，是你说的吧？没有钱，哪来吃的？
平日里口风不紧的所长被咽了回来，但凡人都有个自尊心，所长不服，欲再作解释，话立即又被“没钱，书记的轿车越换越高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堵了回来。
所长急了，便自作主张把财政的账进行了公布。账上记载的，除了招待费之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大事，而且有好多笔众所周知的收入支出账上没有记载。这也是所长欺大家不懂账故意做的假，有人不懂便会请人帮忙，所长造假的行为被识破了，更加犯了众怒。狗，天生的狗。人犯了怒，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财政困难？为什么困难？还不是因为昏官吗？没有本事，为什么偏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山区综合开发？三年改变状况？那是人家镇长的功，他们去抢什么？抢臭狗屎吧。滚，滚出思乡镇，还有昏官养的狗。
所长被骂成了狗，满腹委屈，嘴里骂着什么狗屁素质，去找书记。他原是书记的红人，终日里目空一切，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边说着已流了泪。
岂料书记正因为他自作主张乱公布账目而攒了一肚子火，边骂着“窝囊废”把他免了。
那时候，思乡镇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威，提谁免谁，全是一句话的事儿，连文件也不用。
其实，这也怨不得某个人，思乡镇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因为镇长不敢说话，有好几位书记都是这样做的。
说句公道话，到这样的镇做书记着实不易，尤其是现在这位书记，镇里大事小事都要他亲自拍板，原也需要些霸气。书记具备这样的霸气，想着这次自己的霸气居然受到了挑战，心里便窝着火。难道反了他们不成？嘴里骂着，当即便指示由会计新提上来的所长扣工资。
凡镇里的干部都要从财政领工资，扣工资自然是一条捷径。既然书记发了话，所长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访由此而起，更让财政所长犯难的是，众所周知思乡镇的干部经济上困难，可再困难，居然没人去领扣了钱的工资。
综合小苏所反映的两个问题，原都算不得什么大事，全是缺钱惹得祸。当然这里面也有个是非标准的问题，但由于缺钱，是非标准有时也是难分清的。譬如副职们的车费、机关干部的房租和水电费，即使工资里再加上这块，也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二。
既是缺钱，便要发展，但发展毕竟是长远之计，解决不了眼下的矛盾，即使已初见端倪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按照协议，正式交税也是三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可以说矛盾偏偏发生在思乡镇即将脱困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人们的忍受力到达极限的时候，在忍受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即使内心充满了希望，嘴里也是不肯承认的，因为那毕竟还是三年之后的事，必须考虑眼下的困难该怎么解决。
我便动了去企业借一点儿的念头，将来由企业自该上交的税金中抵顶，我知道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但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书记自是支持这样的做法，而且由我亲自去借，老板还是肯买账的。
钱是借回来了，而且很快花完了，但我所提出的“维持原状”的上访问题解决办法，尽管我再三催促，还是被书记的“等等再说吧”无限期地拖了下来，直至我调离思乡镇。
期间，却再无上访，部长自也没有找我大干三百杯，或许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或许他原就是一句戏言。领导原是不该有戏言的，有人说，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只要你保持了稳定，领导才不会去招惹那些原不该招惹的麻烦哩，可我总是不信，总盼望着能与部长再见一面，总觉得仿佛要跟他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即使我到了县文化局，也再没有如当初那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不听领导话的人是傻蛋，百分之百听领导话的人是更大的傻蛋。
维持原状，或许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被我那位在我调离之后接替我做代理镇长的副书记同学采纳并顺利地实现了，那些始终抗着不肯领工资的人们终于还是经不住紧缺的金钱的诱惑主动去领取了免掉了房租和水电费之后重新核算的工资，班车自然还得照发，只是少了领导和一般干部的限制，因为原先的那位副镇长因在我调离后普调一级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副书记职位而闹情绪，许久不上班后，找关系进了城。
闻听这些消息后，我颇感欣慰，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其实还一直在关注着思乡镇。唯一让我闹心的，便是我曾向老贺和小苏许下的“决不秋后算账”的诺言已是无法保障，尽管我再三向代理镇长交代过，但从他那尽是难色的脸上我能够看出，他也无法做得了书记的主——老贺和小苏同一天被调去了邻镇，邻镇虽比思乡镇强了许多，却必然要遭受我初到思乡镇时所享受的待遇。
后来，作为文化局的副局长，我多次去邻镇，其意便是看望两人。两人深受感动，从他们的脸色上不难看出，两个人确比我会处，过得居然有滋有味，其中小苏还结了婚，他说曾给我发过请柬，我说不可能，他便坚持说或许是你贵人多忘事吧，或许，或许吧。
这是后话，暂不多说，且说我刚到文化局上班，便又传来了思乡镇的消息，原因是山区综合开发的几位私企老板集体来拜访我，闹着要撤资，说是自打我开头向他们借了钱，书记他们便隔三岔五向他们借款，而且态度严厉。
都说私企有钱，是，他们是有一些钱，却都投向了企业，现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便不肯借，书记便命人查他们的土地手续。
他们的土地手续是我帮办的，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多是租赁手续。书记又命人查他们的租赁费交款情况，由于当时引资心切，经群众同意免除了他们三年的租赁费，于是书记便以征收租赁费的名义，命他们把钱交到镇财政。他们是跟村庄签订的租赁合同，钱是不能交到镇财政的。所以，他们便找到了我。
我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尽力地劝慰他们，缺少了权力支撑的劝慰无疑是最苍白无力的。
待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去后，我又想到了部长，便给部长打了电话，电话里部长甚是热情，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坚决帮他们。
后来，据说部长果然出了面，但已有两家企业撤资搬走了。
都是我惹得祸呀。乡丁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整个人却仍在被无奈紧紧地笼罩着，他感叹了一声，又说道，或许，我原就是个蹩脚的命。

（五）1、2、3
更新时间201031　6：14：27　　字数：13235

　1
政治家说，人是必须要明是非的，这是人与低级动物的最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不辨是非的人无异于猪。
现实也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有人挨了打还会直念人家的好，即使迫于压力，至少也会在心里骂“没办法，权作儿子打了老子”。至于奋起反击，更是司空见惯了。
如此说来，是非标准不仅体现于人志得意满时，或许走麦城时反映得更具体更生动，所以，我的讲述便从我那段走麦城的经历说起。
关于这段经历，前面的讲述中曾多次提及，说是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那段经历，但为了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得从我和乡长的矛盾说起。
或许我们之间根本算不上矛盾，至多也就是分歧，但分歧如果加上误解最容易演成矛盾，而且往往会非常激烈。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无论哪种结果，伤者都只能是弱者，我们也绝不可以否认没有弱者或没有强者的意外的出现。
或许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偏偏撞上了正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候，我刚从乍走向权力巅峰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中走出来，多少尚带有点儿余感。说来奇怪，这感觉居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感觉真好。我想，那些坚忍不拔的为官者之所以肯不惜代价，最大的原因便是追求这感觉吧。
感觉虽好，终究会过去，毕竟还要做事，我知道，这世上不做事的官必定长不了，但做事也要看你如何做。或许由于长期跟随领导的缘故，我那会儿感觉自己当真颇有些领袖气质，似乎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
但我当时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所以便竭力模仿，模仿那些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到自己面前的这领导或那领导平日里最值得自己肯定和学习的神态、动作、语气。模仿就会不自然，但我认为这是少了时间磨砺的缘故，只要假以时日，所有的这些将都是领袖者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曾经对自己的老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暗暗地揣摩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永远都在暗示着什么，最难弄可贵的却是总有人能够心领神会，适时地实现他们的意图。
乡镇便不同，常常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领导人的悲哀，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所以，我必须改造他们，第一便是观念。
观念落后是落后的第一原因，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凡是曾经错失过的机遇往往并不是自己当时缺少抓住机遇的勇气和能力，而都是因为观念，是观念让自己经常懊丧不已。
观念的转变必须靠见识，见识的增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提高他们的见识展开。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历来认为，见识中蕴含着大气，即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重用大手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下来，除了别出新裁地把各部门站所分别冠以“中国D乡某某单位，譬如土地所称为中国土地”字样反惹来同行的嘲笑之外，虽别无斩获，但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首先要传递的便是这种“不鸣则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