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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堂-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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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做了领袖，信念便要坚定，宁肯招致非议，也绝不可以墙上草一样左右摇摆。这可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我认为，考察一个领导者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去看他具体做了哪几件事或者办了几家工厂，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塑造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自己的绝对权威能不能树起来，尤其是在最低一级政府的乡镇。
关于这一点儿，便少有人能理解，其中也包括乡长。要知道，在乡镇要干成一件事，乡镇长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党内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政府的一把手。
乡长是自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坐到乡长的位置，据说是沾了他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可惜他的这位远房亲戚只做了一年县委副书记便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酒桌上，落了个很不好的名声。
这次调整，他原想再前进一步，而且据说县委常委会也曾正式通过，但就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他任命那夜的第二天上午的谈话中，谈话对象却突然换成了我，正是由于这个任谁也难接受的事实的打击，他的情绪甚是低落。
居然把如此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搭班子，这实在是组织部门的一次重大失误。
我原以为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组织部门决不会发生如此低级的而且绝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实在是一次失误，抱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找到了组织部长。
部长只笑而不答，抵不过我的再三解释，部长才勉强说了句“既错了，便将错就错吧”。
部长虽只是常委，但在干部任用方面却是绝对的权威，既部长如是说，我虽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与之争执。
这绝对是一次失误，这样的事儿居然也会出失误。这样想着，渐而对部长流传的严谨作风产生了怀疑。
这毕竟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误的事儿，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密是无法保的，当事人终有一天便会了解到事情的内幕，有的甚至会把常委会上某某人是如何说的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事情既成定局，已于事无补，这也算是一种猎奇吧。
我常常想，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人事安排上的不公开才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直至我做到书记，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以中国这样的国情确有不少不便于公开的事情。譬如，有人送了礼，自己自不会去说，送礼的人得了好处更不会去说，更何况还有行贿罪，没人肯去招惹这样的麻烦而断送既定的利益，尤其在人事方面。
受贿的人是可恨，行贿的就不可恨吗？没有行贿的，哪来受贿的？而且这些人总要找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收他的礼便是不实在，非要做恶人似地。话又说回来了，如若不送，能称心所愿吗？
闲话少说，且说事实果如我所料，乡长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却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那种结局。
或许恰如处长所说，乡镇成长的干部最善于摆正位置。他经常这样说，因为他也是自乡镇开始干起的，他非常留恋在乡镇干的那些日子，说乡镇人忠厚实在可靠，所以常有滋有味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节，尽管他后来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仿佛这段经历会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乡长无疑便具有这样的品质，我想，这应该能够称得上一种品质，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出他那无与伦比的愤怒、沮丧与无奈，尽管他隐藏得极深，但在找我谈话时仍免不了激动，他说，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与你无干，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过他关于这方面感情流露的人，而且稍纵即逝，激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我实不知说什么好，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在不停地点头，那种因获得意外的信任而必然的激动与兴奋让我浑身颤抖不已，谈话结束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睛居然是湿润的，而他却一脸地轻松，让我隐隐产生了一丝妒意。
他便是这样的人，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让他既具有农村人的憨厚，又不乏狡猾与倔犟。
话语虽远不如人的思想与表情丰富，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自从有了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虽然我们才仅仅开了三次党委会，他已在到处鼓吹我思路清晰才华出众，甚至连崇拜的词儿也用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人确不简单，居然如此快捷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心理，商量工作从不用商量一词而坚持汇报，而我却自以为是地居然要抓住他，因此便经常捏造一些半真半假的却又绝不会影响到领导威信的秩闻趣事公开地讲，因为我特喜欢他那种专注听讲之后必要流露出来的既羡且妒的神色。所以，我毫不迟疑地把镇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
不想外打正着，原来这种安排并非失误，而是县委书记在考察我的人品。
书记是一位有肚量的人，他认为肚量大小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作为，正如古语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常说，有容乃大，乡镇的两个一把手如果搞不好关系，责任必定在书记身上。
我的误打误撞居然首先为自己从书记那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分，也为我日后顺利解决乡长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分歧往往是悄然地逐步地而非明显地突然地发生，有一件事，或许应该算作我们之间分歧的开始，便是“关于修路”。
那时候，D乡所谓的路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路，土路且狭窄拥挤，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恰如书记所言，只有叫做街或巷才更准确。书记在我们县任职期间，之所以只到过D乡一次，便是因为这路。
还是那年防汛，书记没有听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安排改乘吉普车，刚入D乡车便陷入了泥坑，办公室主任便下车招呼围观的群众帮着推车，群众正为这路闹情绪，巴不得多看一会儿这少有人来的新鲜，自是没人肯应，害得主任只好招呼书记和乡长前来推车，这事儿一时间传为笑谈。
其时，周边乡镇早已高唱着“要想富，先修路”纷纷把土路改成了柏油路。正因为这路，不少客商宁肯多绕几十公里的路也绝不肯经过D乡。
应该说，路已成为制约D乡发展的最大瓶颈，却总是无人提议，其实，有不少事儿的开始是需要有人提议的，尤其是农村集体的事儿，如果没人倡议，即使再简单，也不会有人去想去干。
我想，这应该是乡镇政府最大的职责。说起来，也怨不得我的前任们。财税体制改革后，D乡的财政确已困难到了极致，尽管我再三向机关干部保证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在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已经在有损我的威信，关于我“大假空”的传言逐步开始传入我的耳中。
按照乡长的意见，路能修当然最好，但以D乡目前的财力，即使不修，也没人能挑出我们的毛病。而我却坚持认为，必须要修。见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转而支持我。由于两个人事先达成了一致，乡党委很快便形成了决定，尽管我们当时手里连一分钱的启动资金也没有。
关于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我当时便有这样一股冲劲，可以说完全凭意气用事，我不相信，凭意气用事就无法成事，人需要的往往恰恰便是这股冲劲。
我虽这样认为，当时勿庸置辩的现实却是大家跟我现在一样觉得不可思议，有的甚至认为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儿戏，根本不可能实现。逢有类似情况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说话，等待观望，万一有实现的那一天，也不致于损了自己。
而我却固执地认为，既已做出了决定，便要义无反顾地去实施。按照常理，实施之前必要首先统一思想，但空洞的说教不仅不利于统一思想，反而容易引发无休止的争论，从而耽搁了正事。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在我看来，只有先干起来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办法。
所谓先干起来，不过是成立一个由乡长亲自任总指挥的高规格修路工程指挥部。正是这个并没有被我抱有多大希望的指挥部，居然让这盘死棋活了起来。渐渐地，便有人上门揽生意，由于手中没钱，乡长底气不足，只能左右支唔，却反而被人当成了端架子，而有些事情越端架子，别人往往会越以为有油水可揩，揽生意的人居然越来越多。
真让人搞不清，天底下何以会有如此多的修路队，有的甚至肯不惜预先垫付前期的启动资金。据说，有不少工程都是这样干起来的。尽管我知道如此的空手套白狼终不是长久之计，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某种希望。
乡党委会在路宽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又互不相让的观点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儿，尽管还只是争论，但毕竟已开始争论，它强烈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人们已开始研究路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原路的基础上罩上油，已算是D乡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当时其实并不存在的修路资金，而且可以避开修路拆迁的矛盾，是个既省钱又省力最现实的办法。要知道，D乡自古只有一条纵穿乡驻地村庄的路，要做调整，必然会牵扯到路边住户的拆迁，拆迁问题可是件任谁都头疼不已的大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路要么不休，要修便要与临镇十五米宽的标准取齐，否则便显得小气，这不单是面子问题。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自是要我和乡长做决断。我认为，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誉。我知道，乡长偏向前一种观点。在他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都自得地仰起了头，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把目光转向了我，象是在寻求庇护，最终做决定的毕竟是我。
2
那一阵子，我发现乡长总有这种遇事便吞吞吐吐被部长称之为成熟的习惯，看似在尊重别人，却又不是。起初，我认为是观念上的，又不全是，模模糊糊，说不清，道不明，却如鲠在喉。如果说这种自一开始便有的感觉是一种感觉的话，现在便不是了，因为财政所长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唠叨说乡长的心眼儿特多。
我自明白，官场上不止一次地夸别人心眼儿多，并不是在真正地夸奖，而应该叫做诋毁，因为心眼儿多的人保不准背后便阴谋多，阴谋似乎有时候跟心眼儿多是同义的。不过，话却是不便于明说的，官场语言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
财政所长当然是有所求的，谁都不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不惜一切贴近我的目的并不是他所说的感情与崇拜，除了维护自己的职位之外，正试图谋求副乡长的位置。
尽管我再三劝自己，这种人绝不能用，这种人的话也绝不能全信，但还是喜欢听他唠叨，虽然我有时候也会让他难堪，但这种人都是机灵鬼，对我的意图总能准确把握，这让我感到很可怕，却又觉得离不了他，因为他总能适时地给我提供一些镇长的信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如果连下属的信息也把握不住，那将是无比可怕的。所以，既要利用又要防备象所长这样的人。尽管在我到大项目办任副主任之前没有忘记免去了他财政所长的职务，但当时他却让我对乡长了如指掌，包括他经常找哪些人喝酒吃饭，说了哪些该说不该说的话。
——乡长这人确有这样的毛病：在我面前猫儿一样温顺，总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动作，譬如在我外出期间，他经常召集班子中的一些成员今天到这个下属单位杀一头猪，明天到那个下属单位宰一只羊，总以为我啥也不知道。
其实，那时我是自信的，不屑与之计较这些吃吃喝喝的小事儿，即使他自觉的那些相好，只要软硬兼施几个回合便会自动投到我这边来。
最不该的是，他不该在会下对我百依百顺，到了会上却与我唱起了反调。
想着这些，我便来气，清了清嗓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自顾自地说道，两种观点，我都不同意，我们的路，要扩到三十米。
三十米的路宽，对现在来说，是个合适的路宽，但在十年前却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要涉及到上百个拆迁户。所以，持两种观点的人一时间都面面相觑。
那一刻，我突然变得霸道起来，不会让任何人有反对的机会。或许一把手就是需要点儿霸道，事实上这个我不冷静情况下说出来的数字竟真的通过了乡党委会而确定为D乡的路宽，而且这个路宽在今天仍在继续使用着。
再说乡长的观点被毫不容情地否决了，脸涨得通红。要知道，观点能不能获得支持，不单纯是个面子问题，之后的威信必会大减。所以，单位的主要领导研究问题时，总要先提出一个大概的思路，由大家尽情地去讨论，最后结合大家的意见修订自己业已形成意见，尽量拿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霸道的领导当然例外，但必也要有能够获得通过的自信。
但在当时，我还离不了乡长的支持，因为有不少的工作需要他去做，我必须要照顾到他的情绪。如何才能照顾到他的情绪呢？自然要有个自圆其说的说法，但我却委实无法自圆其说。
听人说，情急往往能束缚人的思维，而我竟有这样的功能，越是情急，思维越活跃。这时候，多日思虑未果的筹资计划居然在一时间便成熟了：一是我们的路虽然在D乡，但可以往县级公路上靠，争取交通局支持一部分。这件事儿，我已跟交通局沟通过，看来问题不大。
二是充分发动各村赞助，注意，我们叫赞助，由村集体出资，绝不允许向农户摊派，我向各村了解过，不少村庄现在还有点儿积蓄。这样不违反农民负担政策吧？我主动谦虚地向乡长咨询政策，他的脸色稍霁了些，不情愿却还是点了点头。当然，事后有不少村庄向农户做了摊派，当然也涌现出了一些捐资修路的户，我自作主张地给他们立了碑。
三是发动全镇的干部捐一点儿。
四是镇财政融资一部分。
五是各修路施工队的垫资。
……
或许由于受到了自己预想效果的鼓舞，我那天的谈兴十足，居然一口气列举了十多条筹资措施，讲了足足有三个小时，会议到晚饭后才散。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无与伦比的天才，兴奋，难耐的兴奋烘烤着我，在会后仍持续了好长时间。
千万不要小瞧了乡镇政府的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只要有了恰当的筹资计划，总能整出钱来。而只有有了钱，修路才真正成了一个能够行得通的计划。
希望终究不是现实，还至多能算得上一个计划，而计划即使再周密也必须靠人去实施才能变成现实。为此，我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举全镇之力去落实这个筹资计划。同时，要求各村都要成立由村支书亲自挂帅的筹资工作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青年、妇女、民兵、学校、商会等群团组织根据各自的具体职能和实际情况定目标压担子积极开展活动，镇机关的干部实行包村制，筹资计划和进度一天一通报，先进者予以表扬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落后者由镇长负责进行诫勉谈话，迟迟没有进度者就地免职，即所谓的“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到一大片”。
为了促进计划的落实，我召开了一个由上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凡事让路”“一分不少，一元不多”等口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当时最为流行的农村工作方式确十分有效。
且不多讲我当时是如何激情飞扬地开展工作，单说一个月后，D乡财政终于有了一笔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资金，尽管这笔资金还远远不足县交通局所规定的配套资金，却毕竟还是有了，小动物们早已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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