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自己-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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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啦，呵呵，我希望流淌的文字能让你的精神也飘扬起来，快乐起来，加油咯，大姐姐。

好的，“希望流淌的文字能让你的精神也飘扬起来，快乐起来”，也希望我的文字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是5月27日很偶然地开始写博客的，本来是开在《今天》的，对于网络我除了收发邮件，看看新闻，读一些新书，看看八卦外，真的不会别的功能。我无意间在母校复旦校庆日这天，在我崇敬的诗人、作家北岛的地盘里开了博客，但不知道如何链接到QQ空间来，好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无奈之下只好移步。

博客是个交流的园地，但还起到了我没有预料到的作用。

一个几乎是失散一年的朋友说“感谢你的空间开通，才有了我们现在的重新联系。这是一个契机。当然这不是说如果你不开通空间我们就永远不会联系了。而是，因为空间的开通，阅读了你的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写下了阅读之后的回应，而使得我们的再联系提前了（提前了！）而已。但是我们的重新联系总会发生的，不是今天，就是以后的某一天！”我也得感谢我的空间开通，让我重续友情。

一个更久时间不联系的朋友粗看了我的空间，问我的耳朵是怎么了？我说她有时间看完我的博客就会全知道了。她感慨沧海桑田，人生无奈，希望我多保重。其实我已经很平静了，命运嘛，顺其自然接受就是了。我为她的“不论何时何地，牵挂永共”而感动得眼眶发潮，我想起很多年前她寄给我的照片后面写的话“念你，在千里之外”。

那是24年前，我初次踏上遥远而陌生的上海，就那一张照片，一句话，我翻来覆去地看，当时的感受和我儿子现在翻来覆去听《千里之外》的感受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乐坛还没有周杰伦，而是歌神张学友的世界，我记得87年在相辉堂前草坪上举办的学校音乐节，几乎成了张学友歌曲演唱大奖赛。青春的学子为那些美妙的歌曲热血沸腾、柔肠百转，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白衣飘飘的时代啊。）

6月4日07：38

　我也说说药家鑫

我不是爱凑热闹喜欢跟风的人，药家鑫这案子都快吵翻天了，闹剧不断，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呢？

我也曾经学过几年法律，尽管对刑法不精通，不过以我有限的已经老化了的知识，我觉得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不需要再加一句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式执法口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死刑是板上钉钉的事，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为啥会有那么多口水争议？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也不想探究农民是否难缠，我妈老说“一把指头伸出来有长短”，我一个朋友讲“一锅饺子煮出来还不一样”。好吧，我只知道中国的人命本不值钱，农民的命更不值钱，要不为啥长安街上的肇事案庭外和解赔偿260万，据药家鑫律师说事后“积极赔偿”，法庭只判赔4。5万呢？就连这可怜的4。5万还不够抚养死者张妙3岁的嗷嗷待哺的遗孤，他丈夫竟然为了证明农村人不难缠放弃赔偿，这又是何必呢？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两回事啊。就算杀人偿命一时解气，养活孩子也需要钱啊？农民是否难缠不需要这样证明啊。我觉得张妙家人聘请的律师是否有点失职？没有理由放弃民事赔偿，而应该争取合理的赔偿。

事情刚刚报道的时候，作为一个母亲，张妙的孩子已经失去母亲，我也不希望药家鑫的父母失去这个独生子，孩子养大都不容易，不过不知道这家人是怎么想的，始终不露面，不道歉，也不慰问，不通人性的父母教育处丧失人性的孩子倒不奇怪，事态的发展激怒张妙家人也就不难理解。我想善良的张妙家人最初也不想一定要置药家鑫于死地而后快吧？

前段时间还发生过另外一个案子，司机撞伤上一个乞丐，他倒没听说过药家鑫案，但他们想法如出一辙，也担心被伤者缠上，竟然又回头开车把受伤的乞丐撞死，我倒不想说别的，这往后马路上得多出多少冷血的杀手啊？与其撞伤不如撞死，谁给了他们随意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呢？

我看过的议论里贺卫方教授是最理智最专业的了，尽管他赞成在中国逐渐取消死刑，但不是从药家鑫开始。

不过现在从上到下，有多少人愿意耐下心来听听理智专业的声音呢？他们常常还没来及表述完全就被断章取义的口水淹没了。

2011=528

贺卫方《药家鑫：一起命案引发的法理与民意》

　我的大哥

我大哥应该长我二十多岁，我和他其实就像隔了一代人，我只知道他是属猪的。我儿子也是属猪，算起来他现在应该是六十四岁了。我记得“金猪年”那年，同事里很多“封山育林”的准妈妈都激动地谋划着，要生个幸运的“金猪宝宝”。想起我大哥多舛的命运，我对这些迷信就有些不以为然。不过作为母亲，我能理解这种美好的希翼，我也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是个“幸运猪”呢。

我大哥才是年过花甲，已经半口牙都掉光了，耳朵也有点背，总是剃光的头发露出白色的发根。我妈说大哥已经是“苦得脱形”的半老头了，“苦”在这里当动词用，是下苦力的意思。他越老外形越像我爸爸，可是他的脾性是一点没有跟我爸。我爸只是退休返乡后当了半辈子农民，而大哥是扎根一辈子的农民，也是我家七个孩子里唯一留在农村的。

我爸1980年提前退休让大姐顶班，是一心想着安度晚年的，哪想回来后却全跟着大哥受累、受害了，也许老天是要我爸补偿对大哥小时候的亏欠吧。这些年我爸给大哥帮着要宅基地、盖院子、给大孙子娶媳妇、供给两个孙女上学、抚养小孙子，后来又帮着带重孙女、重孙子，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且不说这中间更多的辛酸。

我大哥1947年出生时，我爸离开农村老家，在兰州就读于国立西北师院附师。他自己尚是个不到20岁，对未来满怀理想的青年，他好像羞于告诉同学他已经在农村成家，也不会说起他已经为人父了。结婚已经2年的我妈，初为人母才正是18岁的花样年龄。她当然没有享受花季少女应有的天真烂漫，而是上要孝敬她的公婆、爷爷和已经半瞎、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奶奶，下要抚养父亲不在身边的幼子；外要下地干活顶劳力，内要操持家务、喂鸡喂猪的农村妇女。至于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针线、纺毛线、缝羊皮活，那都是算不在内的业余活计。

我爸在师院附师的学习尚未结束，兰州解放。我爸被编入“西北革命大学”，几个月之后结业，参加“革命工作”。他被分配去了甘肃老区—庆阳环县参加“土改”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进城干部“升官、发财、换老婆”，这三样一辈子与他无缘。那时候交通不便，我爸再次回家时大哥已经三岁，完全不认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被他的络腮胡子扎得哇哇大哭。我妈说起大哥小时候，简直是她像孤儿寡母一样带大的，在那上千个孤寂而劳累的日日夜夜，大哥是她唯一的伴儿，也是在矛盾重重的家庭里唯一的心里支柱。大哥小时候哭闹不已，我妈每天晚上念“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也无济于事，最后在阴阳先生的指点下，按照八字和方位，在不同的村认了三个干爹。后来大哥长大了，自然也不闹了，但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去拜他的干爹。

大哥上学时成绩也不错，可是他终究没有熬过1959年至1961年间大跃进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初二就辍学了。我妈后来屡次回忆起大哥辍学，后心胀得悔恨不已，“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呀，饿得走路摔跤，走不到村里学校去了，咋上学呢？要再有一点点办法，都要让他万万把学上完。”那段时间我妈被作为壮劳力抽到深山修梯田，每天黎明动身前，她给刚要学走路的大姐喂完奶，放点吃的，把大姐的腿绑在炕边衣柜腿脚就去出工。半夜下山时她得一路拖着铁锹吱嘎作响给自己壮胆，万一碰到狼可就完了。回来看见大姐在炕上拉屎拉尿，但还算聪明，挪个干净地方爬着。大姐被饿得路也不会走了，只会抬着大头软哒哒爬了。我妈总说，要不是我外爷收留她，吃了他的一菜窖萝卜，她和大姐早没命了。去年兰州报道有个单身母亲的环卫工人，对上网成瘾、屡教不改的儿子没有办法管教，每天晚上扫大街时就拴在路边坐椅上。我在单位附近的马路边亲见过那个像狗一样拴在椅子上的男孩，已经十多岁了，低着头坐在寒冷的夜色里，真的很心酸。做母亲的，把孩子当狗一样拴着，是多么迫不得已！

大哥才14岁就永远离开学校，从此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村里他是有文化的学生，因此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不过他什么时候都是个老实巴交的会计，只会记点工分，算点流水账而已。大哥年轻时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一寸照已经发黄，是眉清目秀的后生，他长得一米八有余，也算一表人才。他的婚事常年在外的我爸做不了主，天天相守的我妈更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大哥的婚姻是我奶奶一手包办的。我爸的亲生母亲在他六岁时病逝，我爷爷用骡子驮来我的继奶奶，也领进门一个和我爸一样大的继子。继奶奶的丈夫去世了，那时候应该也挺年轻精干，不然不会入我走南闯北的爷爷法眼吧。我们小时候记得她穿着青布衣服，裹着小脚，扎着绑腿，露出白布土袜，非常利落。她洗干净的衣服都用木槌在白石板上捶打，一件件叠好，捶得平平展展，木槌最后被她用得前端开裂，绽出一层层木纹年轮。她每星期都要用棉花蘸着炒菜都稀罕的菜油，细细擦拭她堂屋的长条桦木桌。她的炕我们不能上去踩，她的太师椅更不是我们能坐的，至于她的大衣柜里都装着什么秘密，我妈都不得而知，她其实是家里真正的“掌柜”。爷爷抚养大了两个孩子，也都娶了媳妇成了家，继子分门立户，改回他生父的姓。奶奶要做的媒，就是把她的亲孙女嫁给大哥，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爸没及发言，怕大嫂跟着她贪财粗笨的爹脑子笨，以后生的孩子不是读书种子。大嫂的兄弟姐妹包括下一代孩子，好像没有一个读完高中的。我妈倒没敢嫌弃大嫂小眼睛，长得配不上大哥，最担心她又瘦又矮，“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可是她没敢说一句话就当从忍气吞声的媳妇变成婆婆，夹在亲祖孙之间，开始她上下不是人的苦难日子。

大嫂婚后一直不育，愁坏了一家人。我爸后来在药材公司工作，四处寻医问药，领大哥、大嫂去看完中医看西医，找遍偏方，仍不见起色。我大哥在27岁时终于有了一个男孩，这在农村属于绝对的晚育了。大嫂没有奶水，我爷爷专门养了头奶羊喂孩子，我妈都羡慕地说，喝羊奶的孩子体质就是不一样。

大哥家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取名春霞，倒完全跟了大哥的长相，一双扑扇的大眼睛水灵灵得惹人喜爱。我记得有个暑假我在廊檐下写作业，三岁的孩子绕在我膝前，乖乖看我埋头翻书、抄写，我有心教她背点唐诗。后来我怎么发现她有点打盹，忙把她放到炕上，盖好被子让她睡觉。我以为她是瞌睡了，谁料到晚上她也昏睡不醒。大哥把她抱回去，到了半夜就发高烧。家里人以为她只是感冒了，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病毒性脑膜炎”。爸爸在外面买到医生指明的昂贵神药“牛黄安宫丸”，可怜的孩子依然没有再睁开眼睛。医生对我爸爸和哥嫂感叹，“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的多是聪明又漂亮的孩子，可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晚上，爸爸只长吁短叹着拿回家一个空空的精致绸缎盒子，是牛黄安宫丸的包装盒。我妈和大嫂撕心裂肺地哭着望着村外的山坡，夭折的孩子不能进祖坟，大哥流着泪把她埋在了山坡上。那个孩子只留下一张黑白照片，扎着朝天辫，笑嘻嘻的脸。哥嫂一直把那张照片放在墙上的镜框里。

大哥家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一心还想再要个儿子。大嫂怀孕7个月时差点被做引产，我听我妈说过，涌进一院子人，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人磨刀霍霍，吓得她和大嫂发抖。我爸出面舌战，从法律到政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最后那些人竟然悻悻地无功而返了。具体我爸怎么说退来人的我不记得细节了，好像那些人走的时候说“今天可是长见识了，本来是来教育人的，没想到被这个老人家上了一堂课。”韩寒曾经说过，理想是要三个孩子，取名“野百合”，向他喜欢的歌手罗大佑致敬。他放言“谁敢结扎我女人，我结扎他全家”，我想我爸爸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爸爸对这个抢下来的小孙子也视如命根，抱在怀里哄睡觉的声音邻居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时常被传为笑谈。

不知道是大哥的孩子都来之不易，还是大哥天性爱孩子，他对他的娃还真是捧在手心长大的，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妈妈说大哥对他的宝贝“一个指头都没碰过，连一句重言语都没有说过，把娃全都惯坏了。”“穷人家惯娃娃，富人家惯骡马”，爸爸叹息道，大哥还真是这样。他自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给孩子的零花钱却从来没断过，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他已经有几个孩子了，竟然还笑呵呵地说“碎娃娃又吃不多，再要能养我还要”。真是越养越穷，越穷越养的典型啊。孩子小时候是吃不多，等长大了上学、找工作、买房子成家，他就该哭了。

大哥结婚后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我妈让他换件干净衣服，他反驳说“穿那么干散又不进城”。爷爷的羊皮袄、爸爸的毛大衣都给了他，从来没见上身。我妈要再追问，他会说“那是人家干部穿的衣服”。那羊皮袄冬天晚上浇地，早上去拉粪、卖菜穿上都暖和，咋是干部才能穿的？不管你说什么，他永远有借口来堵你的嘴。

有一次爸爸单位好像分了什么福利，大哥要进城去拉回来。看着大哥衣衫褴褛的样子就要出门，爸爸气愤地说了一句“你就不能换件像样的衣服吗？你穿得像个讨饭的进城，你这样子去我单位，自己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你到底有没有女人啊？”大嫂立刻掀开门帘跳将出来，破口大骂，矛盾已经箭在弦上。多年来，大嫂仗着我奶奶撑腰，向来把我爸妈就没放在眼里，对养育她父亲的我爷爷，也完全不敬孝道。我爷爷去世前患了前列腺炎，小便困难，尿盆经常放在炕边。有次大嫂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把尿盆泼了爷爷一炕，爷爷的后背整个湿了，差点没被气死。

我对大哥最深刻的印象是从大嫂闹分家开始的。我奶奶和爷爷78年、79年相继去世，大嫂再不会顾及什么家和万事兴的面子，一定要分家单过，再不想让大哥白养活我们。这倒也符合大潮流，农村的地都分田到户，搞承包单干了。她的父母和几个如狼似虎的兄弟涌到我家院子助阵，大嫂在院子里跳着脚指桑骂槐，骂我们弟妹都是“肥猪”也就算了，她竟然吼叫我爸的名字，骂我爸妈是“老不死”。在农村，当家男人的名字是最尊贵的，称呼都说“谁的爸”，一般都是说长子的名字。老实巴交的大哥不想背上不孝的名声，左右为难。妈妈看着大哥一个七尺男儿被大嫂挖得脸上、身上道道血痕，不想再让他为难。她哭着跪在大哥面前，用绳子无力地抽到着大哥的腿，“我把你叫爷了，我求你了，你给我把泥灶从厨房搬出来，我们分开大家都好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