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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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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除了芨芨菜，还有一种常吃的野菜——斜蒿，白杆细叶子，根倒挺粗。斜蒿长得精致，凉拌做出来味道也很香。我爸说外地人也吃马齿苋，我妈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用这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野菜喂猪了。我妈是个没什么见识的农村妇女，她的观念都是口口相传固有的，她会把卷心菜的根切了凉拌或腌菜，但绝不会吃我爸说外地人叫“翠衣”的西瓜皮。她只知道吃甜粽子，陪她去杭州旅游路过嘉兴，她怎么也咽不下有名的嘉兴肉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宁夏吃过凉拌苦菜，我老家只用于做浆水；我在山东吃过油炸香椿，和我老家的吃法全不相同。凉拌蕨菜、凉拌苜蓿、凉拌芜菁也是到季就吃的时鲜菜，老家后园种的香椿则是最方便的，得来全不费工夫。香椿芽在开水里一焯，直接凉拌或者与豆腐凉拌，味道都很独特。我妈把臭椿芽都能做了吃，不过是开水煮的时间长一点，再用凉水拔半天工夫，味道好像也不差。现在市场上卖的香椿芽价钱很贵，但闻不出香味来，大概是温室培育的。
我爸最爱吃春韭菜盒子，他会一边咂着嘴吃，一边教我吟咏杜甫的诗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只差“惊呼热衷肠”了，感觉好像神仙日子一样。他真的讲过“访旧半为鬼”的故事，从历年“运动”里熬过来的人，对于“活着”都格外珍惜。我爸说他有次去陇南文县碧口镇出差，想起好像有个老同学。爸爸说他不管在哪找人都非常“巧”，七拐八拐总能找到几十年不见的人。但那次他最后找到的是同学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他的同学在文革里早自杀了。同学的老母亲想不到儿子走了这么多年还有人记着，我爸想不通的是文县是个山清水秀，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同学怎么会没躲过浩劫？
夏天里最消暑的是我妈炒的大麦茶了。大哥每天下地回来，端起凉在案板上的一大瓷缸大麦茶，一饮而尽。我那时候对这个看着黑乎乎的东西不以为意，想不到这几年餐馆也流行大麦茶，我这才回想起我小时候喝过的麦茶。麦穗快熟的季节，我会揪几个回来让我妈在灶火烧，那个香味简直没法形容。烧熟的麦穗在手心一搓，吹掉麦皮，半绿半黄的麦粒嚼起来非常有劲道。等到麦子彻底成熟就发干了，错过烧麦穗的时节。大人们在前面忙麦收，我和同学放学后就提个筐子，或者直接背着书包徒手去人家刚收完的麦地，总能捡到一些地边漏割的、捆扎漏下的，或者车上掉下的麦穗。这些麦穗做粮食磨面显然太少，但煮一锅新麦真是最好的选择。煮熟的新麦拌糖也行，拌蜜也行，什么都不拌，也有自然的清香味道。
夏天可吃的菜非常多，但我最喜欢吃凉拌灰菜、油泼茄子和蒜薹炒肉、青椒炒茄子。在我妈看来，用猪油炒比较“吃油”的蒜薹和茄子才好吃。槐花飘香的时候，我妈用槐花焖一锅面也是美味。焖面老家叫“穹馍”，可以用榆钱蒸、槐花做，平时最多用洋芋做。刚出锅新鲜吃，我喜欢剩下的用油炒过的味道。
秋天到时，我妈除了填满咸菜缸、酸菜缸，还会早早做西红柿酱，晒干菜。蒜薹、豆角、茄子、莴笋、菜花等都可以挂在屋檐下晒着做储备菜。洋芋、胡萝卜收获时，我妈做完饭的灶火里埋个洋芋、胡萝卜，等吃完饭、洗完碗，也差不多熟了。用灶火烧出来的苞谷也比煮的香，大概是沾了草木灰的火色。有时候我妈会煮一锅洋芋，爸爸喜欢蘸蜜吃，我觉得蘸糖、蘸盐也都各有风味。此外，平时主食吃面，所以总离不了在“面”上下功夫。老家的柿子不是薄皮可以立食的品种，村里的柿子分给各家各户，我妈先煮一大锅让我们解馋，剩下的放到屋顶等霜“杀熟”。高处不胜寒，柿子在屋顶经霜变软、变红，就可以取下来，焗一锅熟面拌柿子吃，甜软的柿子被面裹成一块、一绺，干面也不至于呛人，这个吃法真是有创意。
冬天实在没啥好吃的，房檐下掉的冰梭子、冰串子我也想方设法跳用棍子倒下来，这不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做的冰棍吗？虽然没颜色没味道，但唆两口，聊胜于无。我妈常撇撇嘴“嘴里真是没味道了吗？”嗨嗨，冬天的嘴里还真是寡淡得没味道了。家里除了吃窖里储藏的冬菜，我妈晒的干菜、腌的咸菜、西红柿酱，甚至会冻豆腐。晚上把豆腐切成块放外面，不一会就冻成干了，怕被野猫或家鼠偷吃，会用爸爸自制的挂篮高高挂起。猫和老鼠都等着过年，我们何尝不盼着过年呢？
我从小还喜欢吃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茄把、蒜薹帽、韭苔帽、鸡冠这些柔柔的边角料。高粱（老家叫蜀黍）上长出来的一种寄生菌也是我爱吃的，白白的像烟卷，叼在手里模仿抽烟的架势很好玩。虽然没什么味道，但就是喜欢吃那个柔软的感觉，恨不得人家地里的高粱都别结穗，全长成这种菌才好。我妈每次炒茄子都得给我留着茄把，炒熟焖一会先给我盛出来吃。家里的鸡头也基本是我包揽，我后来考上大学姐姐落榜，妈妈说“家里的凤冠都让你拔了呀。”不过她的讲究是不让我们吃鸡翅、鸡爪。据她说吃了鸡翅会飞得太远，吃了鸡爪只知道用爪刨钱，吝啬吧（她的原话叫贼眉）。我在她的监视下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一样飞得离她很远，倒是没学会刨钱。我是在上海同学的感染下才学会啃卤鸡爪和鸡翅的。
孩子终究是孩子，小时候妈妈做的这些吃食之外，也有眼馋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大白兔糖或者北京花生牛扎糖，大多数是过年才能按颗分到手的，平日里没多少可盼的，我想起一盒山楂丸的故事。山楂丸是助消化的药丸，可是毕竟有甜味啊。家里有盒山楂丸高高架起在炕边的大衣柜顶上，我看着盒子却够不着，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有了，拉出衣柜的抽屉，踩在上面不就是现成的梯子吗？可是踩上去还差那么一点点，我只好下来把抽屉再抽出一点，踩在抽屉边沿上，踮着脚总算够到了，可是抽屉也被我踩得干脆掉下来，我手里抓着山楂丸的盒子，在炕上摔得四脚朝天。独立包装在一个个小盒里的山楂丸撒落在炕上、地上，小盒上的蜡封都溅落在地，幸好抽屉结实。我慌慌张张，非常狼狈地打扫战场，偷偷取了一颗又踮着脚尖把盒子硬塞到衣柜顶，再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咂吧着嘴回味着带点微苦的甜蜜离开现场。
有人形象地说，天水人走到那里，浆水缸背到那里。我每次感冒口中无味时只想吃一碗清淡的浆水面，浆水的确是有去热清火、清热解暑的功效。浆水的做法是选用鲜嫩的苦苣（苦菜）、苜蓿、荠荠菜等野菜或芹菜、莲花菜做原料，切成细条，煮熟后加上发酵引子，盛在瓷罐内盖好，三天后即成浆水。天水人做浆水面的浆水是用蒜瓣、红辣椒炝熟的，要炒韭菜做浇头，炒青椒佐味，不像兰州人吃浆水是直接煮开，味道差了很多。不过兰州人吃浆水面讲究配卤猪蹄，浆水面成了配角，我和我妈倒是都钟爱猪蹄的。兰州人更倾向于喝浆水，天水人则更重吃酸菜。外地人觉得浆水发酵过的味道不太好，不容易接受，不过我觉得比起北京豆汁来，浆水真算清淡的。我是个口粗的人（我妈的说法叫口壮），中学住校，在上海读了大学，受同学影响南北口味通吃，从不挑食，可我就是喝不下豆汁，不管它多有营养，多有皇城的盛名。
天水是以面为主食的，面的做法从早上的鸡蛋面糊糊、拌汤（有的地方叫疙瘩汤），到中午的各种臊子面、浆水面、用草帽搓的猫耳朵、酸菜洋芋馓饭、苞谷面锅鯫（鯫是小鱼的意思，文雅的也叫漏鱼）、扁食、面皮（也叫酿皮），再到晚上的各种饼子，如包谷面甜馍、白面锅盔、蒸花卷、蒸馒头，总是离不了面。从焖面到炒面，再到焙杏仁面茶，水洗面筋，无所不用其极。平时吃白面、包谷面，偶然也吃高粱面，但好像只用于蒸馍。包谷面甜馍现在很少有人做了，蒸发糕更简单，我倒很怀念我妈“塌”出来的甜馍。做甜馍的工具是黑陶的，像半截上小下大的烟囱放在锅中间，类似北京涮锅中间放木炭的桶，但里边倒的是水。包谷面和得半稠不稀，顺着锅边和陶桶（我妈叫凹，倒挺形象的）抹平，锅下面有火烧，锅里面有汽蒸，所以做出来的甜馍底下是硬的一层锅底，但上面是酥软的。为了更甜一些，我妈还会调一些糖精。那时候总贪图甜的好吃，不过我妈也听我爸说吃多了不好，放得并不过量，她也知道“胶多了不粘，蜜多了不甜”物极必反的道理。
荞麦算杂粮，我爸喜欢吃荞麦面条，荞面必须混合白面才能擀成形，这应该是个手艺活。熟能生巧，我妈总算摸索出合适的比例了，做出的荞面不软不硬，有荞面的味道，也有白面的样子。天水最有名的小吃呱呱、凉粉多是用荞麦做成，也有用冰豆做的、淀粉做的，最受欢迎的是荞麦的。天水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卖呱呱、凉粉、面皮的小馆、小摊，还有推车挑担、串户叫卖的。我妈做呱呱是个很麻烦的大工程，多数时候在雨天花半天时间慢工出细活。要先把荞麦粉成“荞珍子”，用水泡软，再用盐水瓶和碗边擀碎，非常费力气，然后滤出淀粉加水入锅，用小火烧煮。直到锅内形成厚厚一层色泽黄亮的呱呱时，才可盛出装到盆内加盖，经过回性，就大功告成了。锅底就是呱呱，上面沁成形的就是凉粉。凉粉可以切成条吃，我妈更喜欢捞成丝吃。呱呱的吃法有些特别，是用手撕块的，大概因为荞面柔韧性强，撕成小块容易入味，再配上辣子油、芝麻酱、芥末、酱油、盐、醋、蒜泥等调料。天水甘谷盛产辣子，天水人吃面也喜欢辣，呱呱就是典型的辣味小吃。兰州人喜欢以牛肉面做早点，天水人则习惯以呱呱为早点。有不少外地游客面对满碗流红的呱呱，会咋舌、冒汗，看着呱呱是用手捏碎、撕碎觉得不太卫生而错过了品尝的机会。但很多吃过的人都会上瘾，天水呱呱和松子是最常被捎往外地的特产。
我每次大学假期或者工作后探亲，刚放下早饭的碗，我妈就开始问“今天想吃点啥？”哎呀，我又不是为了吃才回来的，我总很不耐烦地回答“吃、吃、吃！一天就知道说吃，从早到晚就忙乎吃了，你随便看着做吧”。我妈一撇嘴，“这娃呀，你回来吃上点我做的饭，我心里就了然了。”她总归会每天变着花样给我改换口味就是了。以前家里蒸面皮的锣半个村都会轮流借，很少有挂在我家墙上的时候。现在村里也有卖面皮、呱呱的，卖花卷、面条的，条件比以前方便多了。我妈总会给我做一顿扯面、包一顿扁食，在我的要求下做顿浆水面，
她老觉得有肉有菜才是好饭，浆水面端不上桌。吃到久违的鸡丝馄饨，刚出笼的热花卷，那么简单、家常的清香却让我觉得比山珍海味还难忘。说到这儿很惭愧，我没有像姐姐们在我妈的手艺上推陈出新，我不太会做饭，也懒得包饺子、包子，不知道我儿子以后能回味的，还有什么呢？
我儿子从小体质算好，最常得的毛病是咳嗽和拉肚子，他最惧怕打针输液，但无论多苦的药他都能面无惧色一口吞下去，可是他就是咽不下乌龙头。无论是凉拌的、和肉一起炒的，做在臊子面里的，一看见就做出呲牙咧嘴的痛苦表情。起初我们硬劝他试着吃吃就习惯了，没有苦瓜苦，更没有药难吃，为啥就咽不下去呢？无奈他实在接受不了，我们也就不好强人所难了。我想着冰箱里姐姐给我买来冷冻的乌龙头，忍不住失落地指责他“乌龙头是天水特产，不吃乌龙头就不算天水人”，没想到他曾很不屑地反驳“我生在兰州，我是兰州人，本来就不是天水人。”我简直无语。哎，我们孩子的故乡到底是哪里呢？故乡那些让人回味的美味难道在我们这代人以后就失传了吗？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七日
远去的村庄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简直像个大的没边的世界，整天和伙伴们东奔西窜地疯跑，好像总也跑不出村。我那时不晓得“地老天荒”，也没听说过“沧海桑田”，以为所有的村子都是这样，也以为这个普通无奇的村子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永远都会是这样。
我们村离城15里，坐落在平川上，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使它更像个集散地。一河之隔就是新华印刷厂、自来水公司，后来沿路又有了农科所、机械工业学校和另一所中专等单位。天水—定西高速公路的路口就在一里之外，也许迟早有一天，它会像因给高速公路让地而消失的村庄一样，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从我10岁左右稍微懂事到现在也就30年时间，老人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我唯一庆幸的是村庄附近没有挖出金矿之类，也没有建起化工厂，自然环境没有被更多的破坏，故土难离的人们还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
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10年时间已经足以有河东、河西的区别，我不能想象再过30年，这个村庄会是何等模样？说不定会被拆迁“上楼”，整个村庄都不复存在呢。我总是忍不住在想，我家院子里爷爷栽下的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老槐树，它会一直挺立在哪里吗？它会有天水南郭寺阅尽历史风雨的“唐槐”的幸运，与岁月一起慢慢变老，让后人感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
我们村不像周围的村子叫“尹家庄”、“姚家庄”或者“师家崖”什么的，也不同于“十里铺”，它有个奇怪的名字——“窝驼”，归属于“太京”公社（后来改称太京乡，现在则叫太京镇）。不知道这个拗口的名字因何而来，村里几乎没人说得清，也许是驻留过骆驼商队？村里也没人追问，反正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窝驼”的人。
这个村子和周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个以回民为主的大村子，汉族才是这里的少数民族。一进村口东头大家叫做“张家那边”的一片住着少量的汉民，村子里头围绕着清真寺的“马家那边”聚居着回民，当然村子里的姓远不止这两个，但都习惯了这样代称。从小我妈就告诫我们在村里的回民面前千万不能说“猪”，要说“亥”，可别把回民惹了，他们很齐心的。
我妈曾说起建清真寺的时候还征用了我家院子的两颗大椿树做了柱子，那是太爷种的，“这么粗呢”，妈妈圈起胳膊给我们比划时还能看出她有些心疼呢。我生下来时清真寺已经在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的禁地。我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因为1976年的大地震，那一年我刚刚6岁，有天半夜被大姐裹着被子抱到院子，我还睡得模模糊糊呢。听着远近杂乱的吼声“地动了（老家把地震叫地动）”，我好像并没怎么感觉到地动山摇，我想象中地震应该是天塌地陷的恐怖情景吧。听说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来，村里人家都集中进了四周开阔的清真寺院内，搭起帐篷过渡。那时候年龄太小不知道大人的忧愁，倒觉得大家混住在一起，在帐篷间捉迷藏是挺好玩的事。
“文革”后期开始搞活经济，村里在清真寺的大经堂内办起丝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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