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自己-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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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一拉他灰色夹克的衣袖说“今天挺热，您穿得太多了，赶紧喝点水歇歇吧，要不要把夹克脱了？”他摆摆手，“没事，不用。我这次来是给你带了校友通讯录，还想请你写篇东西。”

我接过一本崭新的淡绿色封面的小通讯录翻看，里边除了我认识的、听说的，还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在全省各地医院工作的校友。我有点不解，他给我解释，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并入复旦了，所以把以前在上海医科大学就读过的校友也归进来了。老天，在遥远的上海发生的院校合并，竟然在这里也悄然影响着校友会的规模，竟然还是倒溯回去的！校友录上很多人其实早已调走或出国了，我不知道以王老为代表的校友会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历史记录和联络方式的。即使找不到最新联络方式的，上面也都有名字，有专业和毕业时间，给所有回来过的校友都留有一席之地，编出这样一本通讯录还真不容易。

王老拿出一张打印纸，在上面空白处写道“请你写一篇”，我拿起一看是“关于编辑出版《陇原复旦人》（暂定）一书的征稿方案”，是为了“彪炳复旦学子的业绩，展示复旦人的风采，作为2013年在兰州召开的复旦大学第十三届世界校友联谊会的一份献礼”。应征校友要提供一篇自传体稿件，包括工作简历、主要业绩、科研成果或者著作等。我这么普通的人怎么敢青史留名呢？王老很诚恳地在纸上写“我们要求所有校友皆可入编，不一定是杰出，我们甘肃人少，但地区艰苦，工作平凡而伟大”。他还不忘解释“平凡——伟大，不在地位高低”。放下笔，他又找出一本浙江校友为百年校庆献礼的校友风采录给我借鉴，“这是样本”。按照征稿方案，“凡是在甘肃境内工作和生活的复旦校友，不论退休还是在职，不论年长还是刚刚参加工作，只要是复旦大学（包括上医大）有过学习、进修、培训的经历，都是校友，都在征稿范围。”看来我是推脱不过了，何况老人还要求“编书一事请支持”呢。

说完正事，我们才开始闲聊，相互了解。我介绍了我自己的经历，也说到刚刚参加的毕业20年聚会，说到学校的新变化，他听得非常专注。老人写字的笔画已经不是很流畅，笔触非常慢，有些字还需要仔细辨认，他热心地给我一笔一画介绍自己，让我有点歉疚也有点感动。他1956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先后在甘肃日报等报社工作，92年已经退休，真是老前辈了。我说他长得非常清秀，不像北方人，他眼里顿时闪出亮亮的光。他马上在纸上写道“我是安徽全椒人”，他特意在全椒下面用括号标注（文化城市）。我说我知道的，我大学时好朋友有个室友就是全椒的，安徽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听我这么说，他显得非常高兴，立刻在纸上写“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保持联系！以后我们聚会请你参加！”

他拿出他自己的校友通讯录，封面已经有些翻卷，内页标注得密密麻麻，有补充上去的电话号码，也有变更的通讯地址，甚至有变动的职务，在后面的空白页还补充了北京下派甘肃临时交流的博士校友。翻到其中一页，他很认真地用黑笔在姓名上画了方框，“这个校友已经去世了”。他问我联系的校友里还有无在通讯录上没有的，我说这本通讯录实在太齐全了，再无遗漏，真是为难他这么费心了。他在纸上重重地写道“都是校友情谊！”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制的通讯录给我展示。那是一本纸抄本，按从字母A到Z的顺序编排；整整齐齐地画了表格，手录了姓名、籍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有在家乡的同学，有在异地工作的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校友。一整本通讯录看得我叹为观止，真是个有心人啊！

他看到我桌上孩子的照片，夸我儿子长得好，问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我说儿子在一中实验班上高二，他马上翘起拇指，“不简单，将来也能考复旦”。他告诉我他的孙子今年高三，也和我儿子一样上过私立初中，也在一中上学，但没在实验班。我问他需要明年高考时帮他找人吗？他很有点得意地拍拍他的通讯录说“不用，现在很多系里的负责人都是晚辈，都知道的。”哈哈，多么可爱的老人。

临走前他嘱咐我“多保重”，我倒是担心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一个个校友这么走访下来多辛苦啊，一个人出门要小心，更要保重。几天后在报社工作的校友转达王老对我的“赞誉”，说我“非常好”。我也请校友转达我对王老的敬意以及他为校友们付出心血的感谢。很惭愧我帮不上更多忙，难道就因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陪他聊了一会天？答应了他的约稿要求？我从他这里感受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校友情谊”。

时隔一个多月后，王老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的灰夹克、蓝裤子、绿军鞋，只是夹克里还套了军绿色的羽绒小袄和毛衣，提着发旧的蓝色环保袋。他脱下外衣，棕绿色的毛衣侧面竟然露出脱线的大洞。他一坐下就呵呵笑着给我笔谈，并未注意我在观察他的穿着。他身上唯一的亮点是一块白底镀金壳、咖啡带的手表，我坐下时凑近打量，竟然还是一块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手表。

他这次来访是想问我对自己的稿件再有无修改，我忙摇摇头，本来就平淡如水的经历，硬着头皮凑出千字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还夸我“你的稿子别人看过都说写得好”，哪还需要再修改？再怎么润色也包装不成“杰出人士”呀。他给我看已经收集到的稿件，每一份都在“收稿登记表”上做了登记，也都做了多多少少的修改。在一份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一）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吃母乳长大的。虽然我妈从1947年生下我大哥，到1972年生下她最小的宝贝孩子——我弟弟，长达一代人的那些年月里，能让她充饥的东西并不多，但只要有她一口吃的，就会从她体内转换成有营养的乳汁，等我们长大时才发现我妈的乳房已经松垂到肚子了。在1957年困难年月出生的大姐虽然先天不足，但她后天雷打不动地坚持早晚锻炼，足以成为我们中的佼佼者。爬完华山都丝毫不言累，说身轻如燕一点不算夸张。

我从小比较皮实，听我妈说三岁左右得过腮腺炎，但一直缩着脖子不哭也不叫，直到溃烂时她才发现，赶紧抢救。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脖子外面溃烂还是里面溃烂了。后来在我有印象的时候也得过这样的病，老家俗称“胡胡子”，最简单就是用杏仁和着蒜被我妈嚼成糊糊，贴到脖子上土法治疗。大概因为揪住脖子贴药时有些费劲，我妈怎么发现我的脖子好像比别人粗短，于是担心我像对门大婶一样患上大脖子，拖着一个肉球难看。这次以预防为主，让我在隔壁赤脚医生的爷爷那里打过几针，也吃过很多谷维素和发咸的碘片，家里的饭菜也多了海带。

我的脖子外面并没有长出悬垂的肉葫芦，但是脖子里面却不通畅，初中住校得了慢性气管炎，这像鼻炎一样在西北都属于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慢性气管炎久治方愈，我妈觉得是用她求的神符治好的，但鼻炎却屡治不爽，因为我得的是结构型鼻炎—鼻椎骨歪曲兼鼻甲肿大，吃药或者痛苦的穿刺只能治标。鼻炎引起头晕，直接导致我嗜睡如命。在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学习时，我经常是春困秋乏，夏日炎炎好睡觉，冬天座位一换到暖气边就不由自主昏昏欲睡，老师提问时同桌得负责推醒正打瞌睡的我。这样子怎么考大学呢？最后不得已做了我平生的第一个手术，剪掉一块鼻甲。惭愧我高挺的鼻梁原来是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后来才知道外强中干的零部件不止鼻子。好歹鼻子做完手术，烟囱比以前利落了，还不妨碍使用呢。

鼻炎的门诊手术虽小，痛感却一点不小。医生用药钳往鼻腔里塞浸泡过麻药的纱布条时，我感觉好像要直捣黄龙，塞进脑髓里去了；麻药塞进鼻子，泪腺同时被刺激，黄豆大的泪珠不由分说就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七窍相连，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泪珠。陪同在旁的二姐直怪我一点不坚强，这么点小手术在她同事面前丢面子了，我真是有口莫辩啊。听着医生在鼻腔里用手术剪刀“咔嚓咔嚓”，不知道剪掉多大块鼻甲。手术之后好像在医院住过一晚上，想想看，两个鼻孔被塞得一窍不通，只能用嘴呼吸是什么感觉。醒着还好，一直张着嘴就是了，睡觉就别提多难受了，连门牙都被进出的气息吹得发疼。早上醒来，发现整个脸都憋青肿了。同样，手术病愈后抽取纱布条也让我担心，源源不断抽出的纱布条会不会把脑髓一起抽将出来。那段时间我怀疑自己的智力受影响了，总是感觉笨头笨脑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铁人王进喜的同类，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更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农村孩子嘛，没什么娇贵的。大学时为了班级荣誉，我可以在跑完800米之后休息10分钟，再接再厉跑上3000米的征途，被同学视为长跑健将。哪知道我也才知道我还有这潜力，早知道我就去当运动员为国争光了。

除了前面说的那几个小毛病，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发烧只有两次，一次在初中，一次在大学。对于我来说，多年不遇的发烧病来如山倒，全身发软，脖颈发硬，头昏脑胀，时而冷得发抖，时而热得汗浸，差点以为自己是要报销了。第一次发烧时二姐把东倒西歪的我用自行车驮到她工作的医院，打了针，在她宿舍睡了一晚。我一直迷迷糊糊说“我不行了。咋办呢？我真的不行了。”二姐紧紧搂着我发烫的身体，一直安慰我别说胡话了，睡一觉就好了，没事的。她是护士嘛，见得生老病死太多了，肯定说没事的，我有些不太相信。早上醒来发现我并没有死啊，感觉二姐还真像让我重获新生的圣母。大学时的发烧也让室友和我的好朋友担心，那么强壮的人怎么会病倒呢？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扶到校医室，打完针回宿舍睡了一晚上，也就安然无恙了。

我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被年轻的男老师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简直像隐晦教学，也正中我意。80年代初期，男女生同桌还会画三八线的，我本来就从农村封闭的环境里出来，还真羞于知道什么人体结构。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只要没缺零件就行了。我在大学时捂着胃说“肚子疼啊”，遭到室友们大笑，“你的肚子怎么长得比别人高那么多？”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那别人的都长在那里呢？我中学住校六年，没少吃长出白毛的饼子，胃都一声不吭地容纳了呀，我这才知道原来胃不是脾，却也是有脾气的，刺激过分了也会发作。我们身体的各个零件只有出现毛病时，才会提醒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的铁人神话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连我老公也认为我是完全不需要照顾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当年的800米成绩还不如我呢，只是勉强达标的水平，而我是大学里系记录的保持者嘛。好男不和女斗，咱好女也不和男斗呗，于是全家出游或者爬山回来，老公可以和儿子躺着歇息，似乎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而我洗干净手就可以马不停蹄地做饭给大家吃。铁人嘛，就要有铁人的样子，这时候我早忘了老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教过我六字真言，女人要“多撒娇少干活”，我是宁肯累死也学不会撒娇啊。我在办公室里干活也从来巾帼不让须眉，我可以一手提着一大桶纯净水，踩着高跟鞋在走廊上款款走过，令男同事瞠目，不等他们跑来帮忙，我已经把它安放到饮水机上了。

对了，除了生儿子时剖腹产肚子上被划了一道，我还做过一个胆结石手术。腹腔镜手术创口倒很小，但却是全麻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感觉还是很奇怪的，很多功能都忘记了。全身被麻醉过，我不会变得更笨了吧？哎，可怜我原本是铮铮铁骨，也终被左一刀，右一刀，划得七零八落，竟然连胆都没了，这下就算我搞清它的重要位置也没用了。不过原本就是胆小鬼，这回倒有借口了，做事豁不出去可别怪我，没胆儿嘛。

相比之前所有的手术，在脑袋上开刀应该算大手术了，连一代枭雄曹操都为之胆寒，更别提我这样的凡夫俗女了，何况我还无胆呢。不过无胆者无畏，好在现代华佗用的不是大斧头，而是显微镜下的柳叶刀，工具轻巧多了，风险看起来也小多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祸既然来了，躲是躲不过的。那就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呗，勇敢地把脑袋伸出去。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二）

要说我这个需要做开颅手术的听神经瘤病史，那真是有历史了，但是长达几年的治疗一直不对症，所以直到发现脑瘤时，也就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最起码的，可如果连病因都找不到，哪医治怎么会有效果呢？歪打正着的事毕竟是奇迹。

我最早发现一侧耳鸣，是在03年春天。在山东出差，头挨到济南千佛山宾馆洁净的白色枕头，却听到耳边嘶嘶的声音，像蝉鸣般吵扰，挥之不去，捂上耳朵照样不能将噪音阻隔，翻来翻去难以入睡。我坐起来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拉开窗帘看着黑暗中静默的千佛山，什么也没有。那耳畔到底是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