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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己-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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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我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小张啊，人一辈子很长，遇到的挫折无法预料，要自己坚强。”那样一句再平实不过的话，却几乎让我落泪。我高考前夕也曾经欢送一支部队上老山前线，大眼睛的英俊班长在一本《普希金诗选》上写满祝福赠给我，我后来还收到过他从前线寄来的照片。对于那场和平年代的战争，除了《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之外，我其实知道的不多。我想刘医师当年一定也是英姿勃发的，但是青春和光明就那样留在无言的青山了。还好他有一双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为别人消除痛苦的手，有可以携手相扶的老伴。
手术半年之后我去上海找到毛医生复查，他问我“你是一个人来的啊，那说明你恢复得不错。”我说我都已经正常上班3个月了呢。他看了我术后的片子，手术切除得很干净，没有复发的迹象，不过他告诉我还是要定期做核磁观察。我的面神经日渐恢复，但是左耳的听力却日渐下降，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原本以为手术之后即使面神经受损不美观，但只要有一侧听力，做完手术应该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完全没料到磨难还在后面。
2010年1月在单位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夕，为了不至于和老同事见面听不清而尴尬，我试着重新配了6千多元的助听器，顿时觉得清晰了一些，原来几千元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可惜我庆幸得太早，那简直像回光返照，没几天效果就不行了。在庆典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同事老领导看着我的眼神充满同情，好几个见惯风雨的领导竟然当众洒泪，一遍遍说“看到你的样子太让人伤心了。”我笑着说“没什么呀，我能接受的。”当年一起奋斗的同事陆续迎来事业的顶峰，我黯然退场不说，甚至没有保住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了不让更多人伤感，我悄悄退出了大家举杯欢庆的欢宴。
再之后的经历我在《耳朵听不清的日子》里描述过，北京的老同事非常关切地帮我联系去检查，我在北京同仁医院被确诊另一侧也长了听神经瘤。老公从网上得知听神经瘤发病率是30万分之一，而双侧又是这其中的3％。我用算惯数字的职业头脑飞速计算了一下，哦，千万分之一。这下是中了第二次头彩，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绝非虚言啊。好吧，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十四）
前不久无意中看到一个小妹妹的博客空间，再次把我拉回那段已经过去的日子。正在如花似玉年龄的她生活铺满鲜花和阳光，无忧无虑，她却用那样一颗纯净的心试图分担我的痛苦。我想起苏芮的“牵手”，感谢她一直这样用心地为我祝福。我能和她这样相差一代的孩子找到心灵深处的共同点，在很多时候心有灵犀，感受生活中点滴美好，真是有幸。
以下是值得我铭记的朋友的祝福——“想陪伴她度过人生的黑暗”
2009年06月13日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字眼形容我得知她生病时的心情，好像从震惊到愤怒然后又是悲伤。总觉得善良的人们都应该获得幸福，平淡的或者浓烈的，总之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可是这并非生活，也并非人生。事实是，人生没有选择，痛苦不期而至之时，根本用不着辩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就是你，注定要承受痛苦，注定要和幸福的生活擦肩而过，至于回过身能否再次邂逅幸福，又是未知。
我看着她淡淡的倦容，想象着独处的她得承受多少疑惑和不安：为什么是自己，该怎么办？手术会成功吗？会遗留什么难以面对的遗憾？我的眼前总是晃着她向前走去的背影，曾经的聪慧、自信与善良依旧闪烁光芒，只是，那么沉重，那么孤单……路的前方是看不清的黑暗，她只能走进去，而我，很想陪着她走下去，尽管我不是她生命里多么重要的人，但是我多希望伸出一只手扶持她，让她觉得有一种力量陪伴她面对人生的黑暗，哪怕只是一瞬间。
她的一个朋友跟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走的路，也有必须要经历的痛苦和快乐，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却无法选择要面对的困难，只能默默地祝福，祈求自己关心的人都会快乐一生。祝福她，希望她能走过人生的这段黑暗，也许不远的前方会有快乐和幸福在等待她。坚信一句话：上帝在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20090619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0090626
感谢上天把好运带给她，静静等待她恢复健康，回到我们身边。
20090707
看到她好起来，很开心很感激，希望就这样一直一直幸福下去——
2011718
她开始写很多文字，真实的、细腻的、回忆的、才情的，原来她的内心五彩斑斓。看到她的文字变成铅字，看到八月居的网站签约了她的作品，我除了欣喜和感动，更多的是骄傲，为她的坚强，也为我们之间无声的笑容。
另一个小妹妹也在下面写下了她的心声：我也是，听到你告诉我，她生病了，要做手术，我难过得哭了。那么好的人，不过，因为是那么好的人，我们要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在尘埃落定之后看到这段默默的祈祷，唯有泪流！情义两心知，感谢这样的牵挂！
一路走来，我自己都说不上是麻木还是坚强，是迟钝还是淡定。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也许平坦也许曲折，只能去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听说我的一个同学有言“一个人进过了产房，进过了手术室，也送过别人去火葬场，还有什么不能大彻大悟的？”我有幸在不惑之年集全了这些经历，曾经凄凉地以为我的生命之花已经静静凋落了，在长达两年的身心调整、恢复之后，即使离大彻大悟还很遥远，我终于可以坦然接受我现在的模样。虽然已经失去了盛开时候的容颜，但我的生命之花还会散发着暗香以另一种姿态悄然开放。“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我愿意记住同学的赠语，从容笑对生活的困顿。
多少年来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我成了老公眼里标准的怨妇，我的朋友也说过我“什么都好，就是喜欢抱怨。”其实很多时候我抱怨不是因为心怀不满，而是心想更好。但是，我竟然就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命运，没有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有怨命运对我不公。如果真有命运之神，我愿意笑着伸出手指和他拉个勾。
我生病之后有的朋友关心地劝我信佛念经，有的朋友虔诚地劝我每天祈祷。我想宗教信仰是为了让人心安，不是为了功利。我家里没有人是教徒，但老公对我说“每个人只能面对自己的上帝，上帝救自救者”；正在花季的儿子也已经知道“门是窄的，路是长的，踏上了这条路，那么就继续往下走，不会有尽头，但旅途的风景也很美，这段过程足以细细品味，至于结果，那就是天意了。”我的经历了爱人逝去的美国同学也希望与我共勉“请给我勇气去改变应该也可以改变的，请给我平和的心情去接受不可以改变的，并给我智慧使我能区分两者。”我的很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用一句话来宽慰我“上帝在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会打开另一扇窗。”我希望从他们身上汲取的力量会伴随我一直走下去。
在大学毕业20年聚会前夕，翻出我大学时的一本笔记本，抄满青春时代的诗与歌，扉页竟然抄了这么一段：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处——
伽亚谟《鲁拜集》
谨以此纪念我的求医之路。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后记：
回顾我这几年来的求医路，06年第一次做580元的螺旋CT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心想用得着做这种检查吗？还嫌检查费贵，这几年我已经很习惯了做1千多元的核磁检查，而且必须是“加强”的，钱少了我反而不安心。2010年1月在北京确诊左侧听神经瘤后半年，正巧单位体检，我借机在人民医院做过一次700多元的核磁检查。当时我就很怀疑这个低于平均收费标准的检查效果，做出来果然什么也看不清，难不成已经存在的肿瘤消失了？我可不指望出现奇迹。一分价钱一分货啊，700多元也是钱，既然设备已经过时为什么不淘汰，让人白花这个钱不说，耽误病情检查那不是误事吗？
今年6月在军区医院体检时核磁检查出“双颈动脉鞘间隙多发异常信号影，有对比强化，不排除多发神经鞘瘤可能，建议颈部或全身检查排除外神经瘤病。”为了确诊颈部有无肿瘤，7月我又去军区医院做了一次1千元的检查，据说是兰州最先进的核磁设备——西门子仪器，这样的检查除了预约也要排队，炙手可热，我专门申情加钱直接做“加强”型，医务人员告知不用。检查单拿到手里，语焉不详，另有一句“为进一步明确颈部有无神经源性肿瘤建议增强扫描”，等于是白做了。算了，宁信其有不如信其无吧，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医生不是也说颈部即使有肿瘤比起脑部也可以忽略不计吗？我不是没有主动申请增强效果啊，何况他们天天做这样的专业检查本来就应该考虑到的，难道他们那么自信不用增强也能得到清晰结果吗？我08年在二院第一次做核磁时医生在画面上看见阴影，不是当即就注射加强针检查出结果了吗？这里为什么当时不再加强呢？一次检查1千元，如果遇到贫困家庭不算负担吗？明明一次加12百元能检查出效果的，非要变成2次，增加了经济负担不说，延误病情谁来负责呢？
我去北京同仁医院检查，医生直接就开单做增强型；去上海医院手术，手里有当地医院的检查片子，连多余检查都不用重复。这几年辗转北京上海和兰州的医院，我也算有些发言权了，我想大城市的医院除了设备精良、医术精湛，更主要的是医德尚存吧。至于我们兰州的医院别太指望救死扶伤，如果习惯了挨宰敷衍，有时候也会有效果的。我的肿瘤长那么大应该是03年耳鸣时就已经有了，做核磁的医生都觉得以前做CT应该能看出症状，可是为什么做过很多次都没有一个医生看出端倪呢？我吃了那么多营养神经的药，应该也没少营养肿瘤吧？至于被江湖医生注射过的激素，绝对是副作用了。
医院和患者之间原本是治病救人、相互依存的关系，如今医患矛盾却日益激烈，在我曾经就诊过的北京同仁医院和上海新华医院，更是发生了患者砍杀医生的血案。到底是什么逼得病人拿起菜刀去寻仇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思考各地涌现的医患矛盾之后的深层原因。
无论如何，希望我们最好能远离医院，保持健康，平静而幸福地感受属于我们的人生。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小时候一直笨手笨脚，我妈时常被气得唠叨，“干啥事都疯疯障障，简直就是个脚夫”。干脚夫的都是大男人，我还是个黄毛丫头啊，那就是说我是她眼里最粗笨的人呗，可真是三岁看到老啊。
我和姐姐干活时什么都赶不到她前面，打水怕掉井里，总是站在井沿下拽上来半桶水，她瞪我一眼，一把提起水桶倒回井里，再拎起满的向外直溢的一桶水；挑菜总想把地清理干净，老跟在她屁股后面拣剩下的。每次提半篮子菜回家被我妈数落“那么大的地，你怎么就笨得不知道往前面赶，不知道去掐尖呢？”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下次我还是照旧提着半篮菜低头回家，等着被大家奚落，当笑话说。至于伙伴们上树、爬墙、劈叉、倒立这些把戏，我只能像笨熊一样干看着，不明白我也有和他们一样的手脚，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一样敏捷？伙伴们一起跳皮筋、打沙包、掰骨头、跳大绳，我永远都是那个等着被搭救的人，没人愿意要我一伙拖后腿。我很早就习惯自己的笨拙了，听别的孩子被夸聪明伶俐，也不觉得脸红脸热，反正我脸皮厚，当个看客拍拍手、甩甩绳也挺好。
我记得我做过最自以为聪明的一件事是洗碗杂技。小时候家里从老到小十多口人，妈妈下地干活回来忙着做饭，我和姐姐轮流洗碗。那时候做饭也没多少油，更没有洗涤剂这东西，但最少得洗一遍，再涮一遍擦干净吧。家里大哥那样的壮劳力用大海碗，爷爷、爸妈他们用中不溜的碗，我们小孩用小碗，大碗起码得比最小的大三倍。看着各种规格、不同质地塞满锅的碗碟真有些发愁。怎么才能省事呢？有了，奇怪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巧办法呢？第一次洗完的碗从小到大往上摞，再从上往下依次涮一遍，不是就到位了吗？不用再倒腾一遍。这样一个一个摞着我还挺得意，这多省事，索性连碟子也摞在最上面。正打算换水再涮一遍，把我这个宝贵经验赶紧给姐姐推广，哐啷一下，杂技演砸了，碗山倒了，爸爸最心爱的绿玻璃花碗和景德镇磁碟都摔得粉碎，我这下可傻眼了。我妈闻声赶来一看满地狼藉，戳着我的头骂“哎，这娃怎么这么笨呢？还想懒驴一驮驮。”看，不但笨，还懒。从此干活我也再不敢偷懒耍滑了，老老实实干吧。
我上初中后学自行车可让我爸费了事，我爸扶着我在麦场学骑车，推着二八圈的笨重自行车，我严格按照我爸教的程序，循序渐进。先从车梁下掏一条腿过去，学会蹬再说，可是练了好多次，累得爸爸直喘气，我到底也只敢战战兢兢把腿从前面迈上车，不会像姐姐一样轻盈地抬腿从后面跨上车。放假第一次骑车去学校拿成绩单，我竟然不知道下坡捏闸，蒙头撞到车前，慌忙之中只好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胳膊差点摔脱臼，幸亏那时马路上车少。以后一想起骑车心里都有障碍，高考时只好找了个一起住校的男生给我护驾。
我上中学时最害怕的课是体育课，跳山羊简直就是当众出丑，我缩在最后硬是没过关。跳高、跨栏，其实高度没比我大腿高多少，可我就是跨不过去。大学时有游泳课，同学们都欢天喜地跳进泳池，我能逃课就逃课了。记得一次旱鸭子硬被赶下水，我憋着气在水里，但是腿脚怎么也划拉不开，就那么在水里潜着，差点吓坏同学，他们倒也见识了我的肺活量。前些年我跟着朋友报了个游泳班，老师管教四种泳姿，可惜我最后只学会扑腾，勉强算蛙泳吧。不换气还可以横游过泳池，如果换气，那只好中途站起来，再憋一口气，老师碰到我这么笨的学生都绝望了。
我后来知道有大脑和小脑之分，我的笨手笨脚应该是典型的小脑不发达吧。不过对所有需要动脑筋的事我都不擅长，估计大脑越不开发越生锈。每年春节回家看姐姐姐夫们坐在麻将桌前精神抖擞，昏天黑地苦战不亦乐乎，我脑袋就嗡地变大了，想不通那些像我一样呆头呆脑的方块怎么拼得出输赢来？千里长安月，万户麻将声到底乐趣何在呢？工作之后偶然有机会和同事娱乐我竟然不会打牌，同事不可思议地问我“你难道没上过大学吗？”嗯，大学倒是上过的，可是恰好人以类聚，我的室友们政策观念不强，都不热衷学习那个“54号文件”，宁愿聊天听音乐。有个段子说中国人即使上了太空，凑二个人就可以玩拱猪，三个人就可以“斗地主”，四个人就能开一桌麻将，那我难道是外星人吗？
儿子有一段迷上打牌，苦于找不到伴，一心想培养我同乐，甚至买了一本《扑克技法大全》给我辅导。小老师起初对我期许还挺高，“洗牌你不会就算了，但是这个、这个你必须学会，你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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