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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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　　柯平　
关于本书
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1）
　《阴阳脸》—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文　南　帆　
消费时代的一个杰作即是，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一批作家和导演发现了历史的商业价值，电视屏幕和多卷本小说之中晃动着大批古代的帝王、侠客、青楼女子和浪荡文人。还珠格格式的成功带动许多人到史书典籍之中淘金。沉重的历史正在变成一系列轻佻的恩怨情仇，巧妙地赚取人们的眼泪、笑声和钞票。　
相对地说，散文和随笔仍然保存了对于历史的传统尊重。对于这些作家说来，历史不是娱乐；历史的意义是思想的启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慨证明了隐在胸中的不平之气。心如止水的人可以研究历史，但不会因为历史而沧然涕下。作家转身拈起了历史，目的不是考据订正――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　
当然，并不是涉入历史的散文一概精采。相反，许多作家常常被历史的重量拖垮了。摘一些冷僻的史料，发几句众所周知的清议，这是多数历史散文的通用模式。有史料而无史识，跛脚的历史散文比比皆是。他们那里，历史不过一个遥远的事件，思想来自某一本通俗理论著作，叙述人“我”如同中药房里把秤的药剂师：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兑入某些伪造的思古幽情，另加比附反讽与卒章点题――这些材料煎熬出来的历史散文犹如不痛不痒的感冒冲剂。我时常任意地翻阅一些刊物，暗中等待一些思深虑远、气盛言精、神采奕奕的历史散文。必须承认，柯平先生的《书生论剑》令我吃了一惊。《书生论剑》计一十六篇，多是记述明清一些著名文人的人生。大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一个遗憾已经相当强烈――为什么我没能早些发现这一批散文呢？　
我想首先提到的是《书生论剑》的叙述。这些历史散文纵横挥洒，同时又针脚细密。不论是龚自珍、郑板桥、沈复还是袁枚、赵孟睢⒗钣妫骷叶杂谡庑┥四偷纳健⒆髌芬约暗笔钡奈难菲斩枷嗟笔煜ぁＷ骷也皇且蛔忠痪涞爻际肥椋前凑招刂泄帝植眉羰妨希婢碜匀纾罂筱亍Ｕ庑├飞⑽牡男鹗鲇锞涫背０耸奔溆肟占涞目缍取Ｐ鹗鋈说母朽啊⒊了肌⑾胂蟆⒉虏狻⒎治觥⑻鞠⒚芗亟恢谑录某率鲋校纬闪苏懦谟兄碌慕谧唷Ｕ饧仁抢肥录男鹗觯质切鹗鋈擞肜返某中曰啊Ｕ庵中鹗霰砻鳎骷乙丫寥肜罚犯У蹦辏皇浅坏刎⒂诶分飧咛咐邸！�
《书生论剑》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这一批历史散文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书生论剑》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然而，现今看来，他们身上又有如此明显的人格弱点。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用装腔作势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从郭畀到袁宏道皆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赵孟钪沼诖忧俺琶竦教笱帐碌小芏灾矶辔娜说纳疃己驼稳ㄊ品⑸烁丛拥牧怠Ｎ蘼劭释故鞘痘故遣恍迹稳ㄊ剖贾帐撬巧钪胁豢苫乇艿闹匦乃凇Ｋ堑娜松匦敫萦胝稳ㄊ频墓叵道炊ㄎ弧？凭儆κ裕肮サ厮魅∶鞯耐萍鲂牛玫揭还侔胫埃焊咂锏毓伺巫孕郏俪∈б夤夜诙ィ那樯剿呤兰邓祝伺牛酪┚疲蛘弑臧袢烁裥蜗螅蛘哧锲屏耸捞琢苟煳蛄巳松孚楔D―许多传统文人基本上就是在上述的生活之中打圈子。这种生活已经形成一个二元的结构。主导这个结构的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朝如此，在野如彼，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二元，别无他途。这就是传统文人全部的人生棋盘。　
从《书生论剑》之中的文人形象身上可以发现，政治权势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柯平先生的考察，矜才使气、自命风流甚至飘然出世仅仅是这些文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他们对于权贵的日子垂着三尺长的涎水。即使是金圣叹这种放诞的性格，一旦听到皇帝老儿一句无足轻重的赞语，立即就“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这证明，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这批文人的无意识之中。相对地说，郑板桥更为擅长巧妙地与政治权势周旋。他时而阿谀权贵，当上了一个小官；时而傲视权贵，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不生这样难以释怀的自我疑惑：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郑板桥，他的精采――当然也是他的狡猾――就在于都能够以相宜的方式从政治权势之中获利。　
相对而言，赵孟钣胛饷反逵胝稳ㄊ频墓叵蹈丛印Ｋ嵌加錾狭艘熳迦肭帧⒏某淮氖笨獭Ｕ悦项与吴梅村都曾苦心孤旨地设计自己步入仕途的方式。赵孟钍撬问乙琶瘢庇质堑笔贝竺ΧΦ囊帐跫摇６运道矗灰慕谑嗽抟墒且怀【薮蟮亩牟Ｈ欢馐怯靡槐沧拥拿氖裁矗拷鼋鍪抢萌ψ魍鞲Ｂ穑空飧鑫侍馔梢韵蛭饷反逄岢觥Ｎ饷反迳倌甑弥荆缭缃牍俪。芸炀驮诘痴颓阍邪鼙薄Ｇ宄ㄎ裙讨螅饷反灏缪萘艘欢尾皇持芩诘那俺爬稀？墒牵故俏薹ǔて谝诹窒隆＞环呋俣纫晕奶趁酥骱驮谝暗沉煨涞纳矸菹蛐碌恼沃魅怂魅∩痛汀７夂畎菹嗍撬岩允突车男脑浮Ｈ缤渌矶辔娜艘谎悦项和吴梅村的艺术才能赢得的经济收入决不亚于朝廷俸禄，他们手里的钱财足以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基本费用――阔绰的庄园和纵情声色的放纵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的为官生涯并不快乐。付出了名节的惨重代价之后，赵孟罨故潜缓霰亓一实巯诺眯木ㄕ剑筲蠖恕Ｎ饷反迦倘韪褐兀业蔚绞值木谷皇且桓鑫⒉蛔愕赖男±簦灾劣谒砟晖椿诓灰眩骸拔缶∑缴且还伲　毕纸瘢嗣侵匀鲜墩悦项或者吴梅村，他们的官阶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记住的是一个
艺术家和一个诗人。仕途云诘波诡，险象环生，四处都是陷阱，对于赵孟詈臀饷反逭庑┤怂道矗挥形难Ш鸵帐醪攀撬撬芄实氖虑椤Ｏ嗨频氖吕丫绱酥啵悦项和吴梅村又是如此聪明的角色，然而，为什么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仕途、仕途、仕途？　
的确，阅读《书生论剑》的时候，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传统文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政治权力体系，甚至不惜用一生的艺术声望和人格气节换取一个七品芝麻官？在我看来，趋炎附势或者贪欲、虚荣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　
我想，至少必须考虑到《书生论剑》之中这一批文人面临的社会环境。他们自幼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一方面期待效力于社会，担纲社稷大事，另一方面期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两方面的成功是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势，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报纸和刊物尚未出现，当时的出版行业远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网络。不论是建国方略还是道德理想，他们的理论观念、设想和种种见解只能借助特定的权力体系传播和实践。现代社会，众多职业知识分子寄身于大学。这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势的文化空间。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无论规模还是机制，传统的书院和私塾远远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提并论。书院和私塾仅供传统文人和一些同好、弟子交流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展示远大抱负的舞台。退居名山，讲经布道，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关于本书
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2）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这一批文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钣胛饷反迕且裁挥斜日庑┐宸蛞袄献叩酶丁！�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
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